有乡镇打印脱贫材料一年花了10多万！多到要用拖拉机拉

2月26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赴16省区市实地调研摸底后得出《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分组审议。

南都记者关注到，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等作风问题，成为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有委员谈到，由于脱贫攻坚考评名目繁多，基层干部几被“逼疯”：有的乡镇一年光是打印材料费就花了10万多，需要填的表多到要用拖拉机拉，建议改进扶贫工作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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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调研组在摸底脱贫攻坚情况时重点关注了作风情况。

报告指出，2018年作为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全面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以此促进各项扶贫政策举措落实。但据各地普遍反映，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急躁和厌战情绪以及消极腐败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

这一问题，在分组审议现场成为焦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彩霞直言：脱贫攻坚中各种考评名目繁多，还有一些“搭车考评”，这些考评快要把县乡干部“逼疯了”，“上级下来的政策要求很少听取县乡干部的意见，不管适不适合都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通不过考评。”

据介绍，每个部门下去检查，都要求乡镇提交材料，某个乡镇一年光是打印材料费就花了10万多元。而且，每个检查部门都要提出整改意见，并且对同一个问题的整改意见还不一样，导致乡镇干部无所适从。

让县乡干部感到为难的是：扶贫工作不仅要求贫困户的满意率达标，对非贫困户的满意率也有要求，“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差距不大，但贫困户可以得到那么多好处，非贫困户没有好处，能满意吗？”吕彩霞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邓秀新也在调研中关注到了类似情形，他建议扶贫应实事求是，简化工作流程。

“我到一个县里去，县负责同志就说：当年犯了个傻，千方百计戴上贫困县帽子，敲锣打鼓庆贺成为贫困县，现在要脱贫了，需要N多材料、非常难整。极个别乡镇要用拖拉机来拖表到乡里去填。” 邓秀新说，这些材料中，首先说明为什么贫困，就需要填各类表；脱贫出列时，每一户也要填材料，从最初的48页、压缩到24页，说清楚如何脱贫，证据链比判案还细。

邓秀新也谈到一个细节：某个村用A4纸打印的脱贫材料有65公斤，每家都有个卷宗，几十页的脱贫表和记录整整齐齐。但实际情况是，许多贫困户户主并不识字，都由基层干部帮忙填写，导致干部们工作量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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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鲜铁可建议，要改进扶贫工作作风建设，不能急功近利，要切实减轻基层扶贫工作负担，同时严格监督检查防止扶贫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鲜铁可还建议，应鼓励支持基层干部放开手脚做事，完善扶贫干部的工资待遇、职级晋升等机制，以正面鼓励引导为主。

吕彩霞还关注委扶贫易地搬迁中的各种问题。据介绍，在实践中，一些农户集中搬迁点离自家耕地的距离，近的有30公里，远的达上百公里。这就带来了问题：一方面，搬迁点周边没有工厂，没有工厂导致没有产业；另一方面，如果回去种地，距离又过远。如果村民就近找一块地，自己盖房子，就不算作易地搬迁，拿不到每人63300元的补助费。

“我去了一个贫困点，很多易地搬迁老百姓他们搬下来了不知道怎么生活。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也不能出去打工，小区的水、电等都要花钱，原来的土地都离居住地最少30多公里，即便种了农产品，没有电梯，还要搬到六楼上去。”吕彩霞说。

扶贫经费使用不科学的问题也同时存在。

据介绍，有的地方将搬入县市的贫困户全部享受城镇的低保来解决。“这也将是今后增加政府负担很大的一块，“所有人下来了都来享受低保，山上的地可以流转，但是不能流转的只能撂荒了。” 吕彩霞说。

产业扶贫被视作是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

就此，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周建军建议，应强调不同地区、不同特点地方差异性发展。

周建军认为，现在脱贫攻坚（2020年）已到了后期，脱贫要和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对长远发展，应该加强衔接布局。

“乡村振兴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产业发展，国家层面如何发展至关重要。”周建军谈到，过去农业发展同质化趋势严重，看一个地区赚钱的东西，另一个地区也会抢着做。而市场和生产之间相对滞后，如果靠地区或农民自己是很难把握准周期，现在不但应强调农业发展，更应重点强调不同地区、不同特点地方差异性发展，否则同质化发展下去，一些农民可能会很“受伤”。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志武在分组审议中也对产业扶贫提出建议。在他看来，产业扶贫仅仅依靠农业或旅游产业，将很艰难，也要考虑走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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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武负责的一个扶贫对口点，土地适宜生长优质马铃薯，但产量有限，很难通过马铃薯使全村致富。“贫困地区的产业主要是以农业为主，产品比较单一。尤其是人多地少，即使这里的特色产品好，也有竞争力，但是要达到富裕水平也是不可能的。”

他就此建议，产业扶贫应进一步尝试工业化。他以江西广昌县举例，那里因莲子出名，为了提高莲子的附加值，当地建造了一个工厂，把莲子榨成饮料。这一策略取得成功，莲子的附加值得到很大提高，工厂规模也越来越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那顺孟和认为，扶贫进入最后攻坚拔寨的阶段，现有贫困户达到“两不愁三保障”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更加应该关注的是返贫的问题，是如何巩固住脱贫成果的问题。

那顺孟和介绍，返贫主要是“边缘贫困户”群体和因病致贫的群体。

他在内蒙调查时发现，“边缘贫困户”对扶贫政策意见比较大。有的地方把月收入800元的列入“边缘贫困户”，这就导致了能不能成为贫困户取决于一只羊——一只羊价值一千多元，有人多卖一只羊导致不被算作贫困户，而有人少卖出一只羊就成为了贫困户。当地有人说：如果知道贫困户有这么好的待遇，当初说什么也不卖那只羊。

“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确定对略高于贫困户标准的那部分人给予政策性支持，我完全赞成，这部分人随时可能返贫。” 那顺孟和说。

在因病致贫群体方面，那顺孟和以内蒙古为例：因病致贫占53%，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会得病，甚至非贫困户得病返贫更普遍、机率更高，因为他们的医疗保障待遇不如贫困户。因此，那顺孟和建议建立大病救助的长效机制和医疗保障的普惠性机制，既要做好贫困户健康扶贫，也要高度关注非贫困户因病返贫。

那顺孟和认为，如果健康扶贫对贫困户过度保障、过度医疗、过度兜底，就会出现“悬崖效应”，让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享受的待遇差距太大。“医保基金是收全体农户的钱，而大部分用在贫困户身上，同样交钱但报销比例不一样，这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孙其信也谈到，产业扶贫不是“万能药”，在经济下行背景下，由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务工收入减少和农产品价格下跌，有相当比例的人口返贫。

孙其信建议，“脱贫以后的返贫问题因素复杂，也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有紧密的关联。核心就是要有一套可持续脱贫的机制，这个机制可能是一种产业机制，也可能是一种金融机制，也可能是一种农村土地改革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必须建立起来。”

南都记者关注到，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攻坚拔寨”阶段，对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的政策，也有多位全国人大委员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建议，要有对2020年后扶贫战略的研究。

“应当尽快研究2020年后的相对贫困问题以及需要采取的常态化政策与实践机制。2020年以后甚至2035年、2050年以后总是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是继续延续现行的扶贫格局还是纳入到常态化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制度中？”郑功成认为，其中社会保障是根本性的预防贫困、减少贫困、为贫困人口兜底的制度安排。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高红卫也建议国务院相关部门研究扶贫2.0的问题。

他认为，目前的扶贫是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的1.0版本，还要研究扶贫2.0。“一个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一个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一个是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一个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一个是社会保障的现代化，这几个现代化，同时推动扶贫、脱贫2.0。” 高红卫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培林提出，应继续提高扶贫标准。关于2020年后标准提高多少，一种是根据财力和可能涉及的贫困人口数量来确定，一种是运用国际常用的相对的比例标准，此外，还要考虑制定城乡统一的贫困标准，并与现行低保制度衔接起来。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南都记者 程姝雯 实习生 林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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