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朱自清，赖上沈从文，1个汪曾祺，赛过1000个段子手

就算不知道汪曾祺的人，肯定也听说过一句话：“人走茶凉。”这话就是汪曾祺发明的。

在近代文学史上，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不仅因为文章写得极好，还因为先生身上有着文人雅士们失落已久的、诗意的生活趣味。

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梁文道说：“像一碗白粥，熬得更好。”

沈从文说：“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江苏北部有一个不大的城市——高邮，这是一个水乡，在长日流水的运河旁。

1920年3月5日，恰逢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于此。

生于斯长于斯，此后一生，汪曾祺生命中始终活泼地流淌着清澈、通透、有趣与涵养。

汪家算不得望族，但也是个殷实的书香世家，祖父是儒商，到他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

汪曾祺少孤，3岁没了娘，但一家人都疼他。

1925年，5岁便入了幼稚园学习。在那里，汪曾祺遇到了一位亦师亦母、终身难忘的人：王文英老师。

王文英见汪曾祺小小人儿戴着妈妈的孝，十分心疼他。这个幼稚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教师，教唱歌、跳舞都是她。

56年以后，汪曾祺回到故乡，去看望怀念一生的王老师。

“我今老矣，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

虽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惬意得很。

在孙辈里，祖父比较偏爱汪曾祺，亲自教他习字，教他读《论语》，每临寒暑，还请儒生为他讲解古文。

汪曾祺从小显露出的才气，让祖父得意不已：“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

那年，汪曾祺才13岁。

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个极有趣的人：善绘画、刻图章、弹琵琶、拉胡琴，做菜、打拳、单杠体操、祖传治病，亦是精通。

初中时汪曾祺爱唱戏，唱青衣，他的嗓子高亮甜润。在家里，父亲拉胡琴，他唱；

十七岁初恋，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几岁时和父亲对座饮酒，一起抽烟。

人生何其有幸，多年父子成兄弟。

父亲的才学和秉性，自汪曾祺少年时，就挂起了一盏温润的灯。

1926年秋，汪曾祺到县立第五小学读书，从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

汪曾祺每次放学回家，总喜欢东看看，西看看：

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

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

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

瞧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

看灯笼铺糊灯笼……

这些店铺和手艺人让汪曾祺深受感动，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他的记忆。

“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由于文学对汪曾祺影响很深，上小学后不久就显出偏科现象，对语文越来越喜欢，对算术却顺其自然地放松了。

从三年级起，汪曾祺的算术就不好，一学期下来勉强及格，语文却总是考全班第一。

几何老师曾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

意思是他的几何作业常不经论证就直接跳到结论。

不过在“五小”，汪曾祺是风光的，他除了语文好，写字好，画画也好，这“三好”使他在全校才名大响。

1932年，12岁的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高北溟教国文那几年，汪曾祺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所授古文中，汪曾祺受影响最深的是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

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1935年秋，汪曾祺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

这是一座创立很早的学校，当时这所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科。喜爱文学的汪曾祺便自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写宋词。

读到高二年级，敌寇占领江南，江北危急。

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但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打乱，汪曾祺勉强读完中学。

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

半个世纪后，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在这座小庵里，汪曾祺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

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他的终身。

父亲那时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惊讶于：“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汪曾祺和沈从文

1939年，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

一到昆明，便住进了医院，那是他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惟一一次。

高烧超过40度，护士注射了强心针，汪曾祺问她要不要写遗书？

经过治疗，汪曾祺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便晃晃悠悠进了考场。

交完卷，一点把握没有。

但汪曾祺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汪曾祺之所以不远千里奔赴昆明，就是冲着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它的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

可直到大学二年级时，汪曾祺才正式拜见了他景仰已久的沈从文先生。

汪曾祺把沈先生开的课全都选了，包括选修课。

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他尽量把人物对话写得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看了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沈从文常常教诲学生：“要贴到人物来写。”

这句话对汪曾祺影响很大。

沈从文最喜欢汪曾祺，他曾经给这位学生的课堂习作全班最高分——120分！（满分100分）

汪曾祺早年写的作品，都是沈从文代他寄出去投稿发表的。沈从文还处处对别人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自己还要好。

沈从文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汪曾祺都会去看他。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

沈从文上街，汪曾祺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

饿了，就到沈从文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

有一次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从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赶紧和几个同学把汪曾祺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

有一次汪曾祺又去看沈老师，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老师一言不发，出去给汪学生买了好几个大橘子。

沈从文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汪曾祺写了他平生第一篇小说《灯下》。这篇习作在沈先生指导下几经修改，便成了后来的《异秉》。

然而这位沈老师的得意门生，却是个非典型性学渣：

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上课很少记笔记，并且时常缺课。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对于不感兴趣的课，更是素来不去。朱自清讲课以严肃闻名，要求学生仔细记笔记，汪曾祺不太适应，时常缺课。

后中文系主任想让朱自清收汪曾祺做助教，朱自清一口回绝了。

“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我的助教呢？”

闻一多教唐诗，把晚唐诗和印象派的画结合在一起讲课，对汪曾祺启发很大。

汪曾祺替一个学弟做“枪手”，写了篇李贺诗的读书报告，大意是：别人是在白纸上作画，李贺的诗则是在黑纸上作画。

闻一多看了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战乱时，因邮路中断，汪曾祺一度失去了家里的接济。虽然穷得叮当响，但他日子过得滋润极了。

有钱时，吃好馆子，什么汽锅鸡、锅贴乌鱼、铁锅蛋、腐乳肉之类，全吃了一个遍。

没钱就吃米线、饵块，他什么品种的米线都吃过。

大二那年，汪曾祺失恋了，两天两夜不起床。好友朱德熙吓坏，挟一本厚厚字典火速赶往46号宿舍。

“起来，吃早饭去！”

于是两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全好了。

离开大学后，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一个由联大同学办起的“中国建设中学“里当教师。

那时汪曾祺与同在任教的施松卿相识，一爱便是一生。

施松卿生得眉清目秀，老爱生病，联大同学叫她“林黛玉”。

在中学教书连饭都吃不饱，他们依然“穷快活”。

没有肉吃，汪曾祺就学工友用油爆豆壳虫，一尝，居然有盐爆虾的味道！

施松卿不知从哪捡了匹马，多年后，汪曾祺还记得她牵马散步的那一幕：

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女子，在黄昏的天色中牵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马在郊外漫不经心地散步，漂亮极了！

1946年初秋，汪曾祺从昆明远途跋涉到上海。

在上海，汪曾祺成了“沪漂”，找不到工作，只得去朱德熙家寄居，一度写信给老师沈从文说想自杀。

沈从文回信骂他，然而骂归骂，最后还是沈从文托李健吾帮他找了一份教职，到民办中学教了两年书，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去往北平。

在此期间，汪曾祺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结为《邂逅集》。

汪曾祺到北平后才发现，在那里立足不易，找工作更不易。

他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陈列室在午门城楼上，展出的文物不多，游客寥寥无几。职员住在馆里的只有汪曾祺一人，他住的那间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屋子。

为了防火，当时故宫范围内都不装电灯，汪曾祺就到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

晚上灯下读书，不知身在何世。

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时间里，独具慧眼的老舍先生时任北京文联主席，他发现了汪曾祺的创作才能，曾预言：

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其中之一便是汪曾祺。

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最初无人过问，被搁置一边，许久之后被王昆仑偶然发现，推荐演出后效果甚好，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1945年，汪曾祺被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写《民间文学》。

编杂志时，他刊发过很多好稿，把陈登科的《活人塘》从废稿堆里“救活”了。同事们都觉得他鉴赏水平一流，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作家。

从1950年到1958年，汪曾祺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也辍笔不写了。

后来去乡下后，因为他画的好，安排让他画画，他每天一早起来，就到地里掐一把马铃薯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描画。

还赋诗云：“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马铃薯花落后，就画成熟的薯块，生活单调而漫长，他却自个儿找乐子：

画完了，就丢在牛粪火里烤熟吃掉，还一度自嘲：“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无论生活如何，他骨子里的情趣与雅度却一直都在，对生活，永远怀着天真的热爱。

1979年第11期的杂志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骑兵列传》，这时他已59岁，才开始以写作闻名于世。

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

汪曾祺长时间没有书房，得在小女儿的屋子里写作。

女儿汪朝下了班在睡觉，汪曾祺急着要写文章，又不敢进屋，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

儿女们和他开玩笑：“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

一开始，汪曾祺还辩解说是写文章，不是下蛋，后来也常笑着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汪家长期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房子很窄小，外国友人来访，见“国宝”级的作家居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差点没掉下眼泪。

家人让汪曾祺写个申请住房的报告，他半天也写不出一句话来，末了扔出一句话：“我写不出！我不嫌挤！我愿意凑合！”

有人劝他写点宏大的文章，他回答：“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汪家一直挂着幅高尔基的木刻，有天汪曾祺突然提出：“把这个取下，换上我的照片。”

儿女们都笑了，老头儿自视挺高。

汪曾祺嗜吃的名气，正是因为他写了课本上那篇《端午的鸭蛋》。

在西南联大时，汪曾祺早已吃遍了正义路的汽锅鸡、东月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撩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

逛集市，他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起个名目，叫坐失良机（坐食凉鸡）；

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乡趣闻，偷学后厨做菜；

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釉酒，赏馆外碧叶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

在江阴读书时，他听说过河豚的美名，总想一尝，奈何未能如愿。多年后写诗：“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

汪曾祺老了之后更是个可爱的“老顽童”，贪吃、贪喝、贪看、贪玩儿，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

只因别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

他就咧嘴哈哈笑。

不仅爱吃，汪曾祺也喜欢做美食。

汪老女儿朋友来，汪老亲下厨房，忙活半天，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

水嫩嫩的小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蘸上蜂蜜，插上牙签。然而客人一个没吃。

有一年，汪曾祺患了急症——胆囊炎发作。

确诊后，女儿问大夫：“今后烟酒可有限制？”

大夫摇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话音刚落。

老爷子就嘻嘻哈哈，捂嘴窃笑起来。

谈起父亲，女儿笑着说，“他在我们家是非常没有地位，我们这些子女都欺负他，妈妈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

平日里，他酒一喝多，就给自己争地位：“喂喂，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人人皆知汪曾祺爱吃，可他谈起吃来都是寻常吃话，读来却是百看不厌。

家乡的双黄鸭蛋，北京的豆汁儿，湖南的腊肉，江南的马兰头，朔方的手把肉，昆明的牛肝菌、汽锅鸡……

因为他吃遍天下，又长于观察，一个不起眼的食材往往被他描写得格外细腻。

有人说他是“作家里最会吃的，也是厨师里最会写的”。

有读者开玩笑说：“饿得时候根本不敢读，跟舌尖上的中国一样。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离世。

作别前，他想喝口茶水，便和医生“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

医生点头应允，他便唤来小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龙井尚未端来，斯人却已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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