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比不上外国人了？

很多高校招聘公告中都强调“具有海外学习经历者优先”，这让戏称自己为“土鳖”的本土博士，深感机会的不均等与受到不公平对待。今年全国两会上，这一现象受到全国代表委员的关注与提案，引发了热议。

由于笔者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对理工科领域不熟悉，不敢妄议，因此就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属性与特征、个人在本土的学术训练以及找工作的感受，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粗浅认识。

与自然科学以研究与发现自然规律为核心不同，社会科学是以人、社会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而人具有较强的自由意志与主观能动性，社会科学研究难以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绝对客观，这就涉及到价值与立场的问题。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早已成为社科学界的共识，但其提出的价值中立主要指的是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不应该以价值判断先入为主，切割对社会事实的理解。

人文社科研究无可避免地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印，体现为研究所持的或明或暗的价值与立场。正如习近平书记今年在全国两会上，看望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讲话指出：

“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说白了，我们的社科研究，要以中国问题研究为核心，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导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实践。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进一步来看“土鳖”与“海归”各自的优劣。

我们看到，海外留学生也大都是做中国研究，很少看到有做留学所在国家社会研究的。换而言之，他们大多数只不过是在国外或海外做中国问题研究。那么问题来了，难道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比不上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强？否则，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留学生愿意费九牛二虎之力跑到国外读博？

这个问题，要以历史的视角去理解。

由于中国本土缺乏内生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改革开放后一批海外中国研究著作被译介进来，迅速掀起海外中国研究热。这批海外中国研究成果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集中代表，其运用的科学方法与理论视角对中国问题开展的研究，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一方面，开始大力将西方社会科学经典理论与方法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内学习；

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大规模出国留学的热潮。在当时的条件下，海外学者具有研究中国问题的理论与方法优势。

然而，改革开放至今，经过四十年的积累与发展，这一局面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快速进步中，逐步形成对中国经验的深耕式理解。

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是经验研究，是对中国社会、文化与生活经验的理论化提炼。在新的时代下，笔者认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比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具有以下优势：

（1）母语优势

这种母语优势，除了指语言符号外，还包括个人长期浸润其中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经验等。

对于中国问题研究，外国学者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进得去”，即能否深入中国经验中来，而中国学者由于具有母语优势，可能面临的难题则是“出得来”，即要跳出个人的生活经验，以相对客观的视角与方法去认识与分析整体经验。

相对而言，外国学者面临的“进得去”难题不太容易克服，而中国学者面临的“出得来”难题，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2）调查优势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属性，决定了好的社科研究成果需要长期与大量的田野调查，根植于深厚的中国经验理解之上。从这个视角反观上世纪80年代初的海外中国研究，无可否认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进程，然而他们基于中国社会的田野调查也是极其有限的，很多是基于文献资料的分析。

笔者在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时，与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交流，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来中国做田野调查了，外国学者进入中国社会调研与访谈受到很大限制。当年通过朋友牵线搭桥好不容易做的几次调查，也都是被当地干部导引着走马观花式参观一下现场，然后拿很多政府的文件资料回去分析。

这位澳大利亚学者的经历不是个案，而是普遍情况。我们看到，外国学者来中国做社会调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而中国学者则可以自由地对中国问题展开全方位而深入地调查。

通过二手文献资料或零星片面的调研，对于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巨变中的超级大国与复杂社会而言，无异于隔靴搔痒，而中国学者在学习与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后，则具有长期深耕中国问题与经验的巨大优势。

（3）成果优势

这里的成果是指社会科学研究的产出，对推动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建设，与服务和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而言的。具体成果的载体包括期刊杂志、学术著作、媒体评论以及咨政报告等多种形式。目前对学者的学术评价机制最重要的还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外国学者及海外留学的博士，由于具有语言与对SSCI体系较为熟悉的优势，大多数还是以发表SSCI为主。尤其是在当前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中特别重视SSCI发表，甚至很多高校没有对SSCI分等级，任何1篇SSCI就相当1篇A类CSSCI，这就更加强化了发表SSCI的趋势。

然而，值得注意的学术期刊是有国界的，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这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降，与经历了几百年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相伴随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已经比较成熟，发表在SSCI上的学术成果不啻为在西方的理论大厦中的空格中补一块块玻璃，无助于推动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

其二，任何人文社科期刊杂志都是有或明或暗的特定立场与价值，西方SSCI的立场决定了其不可能为了中国人民，为了中国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发展而服务。以中文为基础的期刊论文、学术著作、媒体评论与咨政报告等学术成果，则在发展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与服务中国现代化改革实践方面都具有优势。

我们看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积累与发展，中国学者相较于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具有母语优势、调查优势和成果优势。学者群体自身及其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

当然，前述分析的中国学者的优势，并不代表一定就能把这个优势利用好。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社会科学近些年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推进，以上几种优势转化实际科研能力的势头愈发凸显。因此，本土培养的博士水平，也并不一定比海外培养的博士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孙新华副教授，以社会学为例统计了45周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其各种成果被CSSCI引用的排名，他发现前100位高被引学者中只有14位在内地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攻读博士学位，即“海龟”只占到14%，其中10位来自中国香港高校、美国3位、英国1位，其他86位高被引学者都是在中国内地接受的博士训练。这说明了“土鳖”在中文引证上占据绝对优势。这与前述提及的海归学者主要发表SSCI有关系，当然也有少数海归学者在中文期刊发表上成果突出，进入榜单。

随着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日益重视，以及学术生态的净化和人才培养严进严出模式的开启，本土博士培养的水平与质量都将在快速进步。以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为例，本硕期间的经典理论阅读训练，一般要达到150本以上，涉猎至少两三个学科；博士期间的田野调查经验训练至少要达到400天，跨越10个省以上，这些也只是基础要求。有了这样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及对中国经验的深厚理解，我们有自信做出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并不比海外的差。

结合个人去年找工作的体会，我发现国内高校对海归博士的认识也在经历一个理性化过程。特别是现在的学科评估实行动态调整以及争创“双一流”的新形势下，很多高校已经开始做出政策调整，由早些年只要是海外名校毕业的海归博士，不管有没有成果，都会给予很好的职称与薪酬待遇，到现在变成即使海外名校毕业，但也要有相应的成果才行。

当然，目前高校人才招聘的主流依然存在对海归与本土博士的二元化对待制度。在本土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水平已大幅度提高的新形势下，人为地设置“海龟”与“土鳖”二元区分与待遇机制，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自信的流露。

英雄不问出身，新时代呼唤建立统一的根据科研实力与原创力为基础的人才评价与待遇机制，打破对本土博士的制度化排斥机制，建立更加公平的学术竞争环境，实现机会均等。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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