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龚刚,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以来,在每一次世界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刻,中国经济基本上没有停下增长的步伐,无论是上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是亚洲金融危机,世界上一片箫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非常快的。
什么原因?个人感觉,可能这就真的是因为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强有力地调动资源这样的一种宏观调控。
从理论上来讲,发达国家也有宏观调控,但是我们的宏观调控有更多自己的特点。比如西方现在的宏观调控没有财政政策,只能靠货币政策进行调控;我们这儿就不一样了,既有财政政策,也有货币政策。
实际上在我们的发展初期,我们有太多的项目存在,这项目有可能是研发出来的项目,也有可能就是基础设施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项目值得一提:
一次是亚洲金融危机时刻,我们正式推出了高速公路的建设,甚至一条高速公路从四川通到西藏。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好多人在考虑经济效益问题——那地方少有人烟,推出这项目,经济效益怎么样?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条高速公路现在很繁忙,好多旅游都去那个地方。
上一次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推出了4万亿的财政支出,加上4万亿的贷款。那时推出了高铁,伴随着一个大的技术进步,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高铁国家。
利用宏观调控的机会,利用经济下行的压力推出我们想要做的一些基础设施。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了好几次,要使危机转为机会。我相信这一次面临下行压力时刻,会提出好多项目。
这里边我还想再次强调一下,因为财政政策说到底就是得政府掏钱,所以关键是政府有没有钱。我们发现,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中国大概18%,不到20%;发达国家国债占GDP的比例,日本是200%以上,美国已经超过100%,法国、英国等都将近100%。
所以实际上发行国债,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还可以发到国外去,还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家美国就是发行国债使得美元走到世界各地去,我们都没有做。我们财政部还是相对保守一些。从财政政策上讲,我们有巨大的空间来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货币政策仍然是用一个“稳”。怎么去理解它的稳?
货币政策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如果再发行贷款,有可能会造成债务负担的加重。比如说银行贷款给企业家、居民,这贷款一方面增加了货币的供给量,毫无疑问,通过贷款一下子增加了某人的购买能力,同时也对他形成了一个债务的负担。
但我们的债务,特别是民间企业、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不是很多呢?查一下数据,应该是占GDP的百分之一百六十几。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世界第一高的概念,这也是投资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分析,债务怎么会那么高?
我感觉,财政部门的问题就是“我尽量不花钱”。实际上,财政部门真正具有巨大债务能力的应该是中央政府,不能在民营企业——中央政府说到底还有货币发行权。财政(部)在中央那一层的财政方面,过分地关心所谓的遵守财政纪律,把这些负担转移到地方政府,或让企业家去承担,自己尽量不负债。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点问题的。
就银行来讲,尽管(贷款利率)政策上可能也就是6%、7%,但你可能是贷款给一个金融中介,当然也可能是个企业。这企业拿到钱以后不是投资自己,而是再贷款给别人,这就是在转。好多国有企业也有金融服务公司,就是这么来的,最后实际进入企业家——或者真正需要贷款的人——手里边,可能利率就非常的高了,飞涨到13%、20%之类的都有。这样一个情况肯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伤害。
我研究出一个规律:如果你的利率高于企业的成长率,那么债务率就一定会上升。以前我们在高增长阶段,比如9%、10%这种阶段,因为我们的分母很大,我们的债务问题就不是那么显著;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本身在下跌,企业本身也面临各种各样的转型压力,成长率也相对低一点,如果最后我们的债务率还在10%的话,这债务负担问题肯定会越来越严峻。
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角度来总结一下我们的宏观调控。财政政策上项目、增支出、减税,而且我们确实也有很大的发债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的货币政策要盯住利率。央行实际上已经在降低基准利率了,但问题是基准利率降低了,中间环节太多的话,到了企业手里,利率还是很高,所以一定要厘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我想,从这两方面着手,我们可以短期缓解面临下行压力的冲击。
本文来源:观视频工作室
责编|于杨
审核|邱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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