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气，大团圆结局配不上苏明玉

黄蕙昭 窦贰
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实习生 严月茹 冯仕亮

年初热剧《都挺好》真的火了，网友们针对剧中各种家庭矛盾在网络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们发现原本棱角分明的角色被塑造得越来越脸谱化，行为逻辑的合理性也被大幅削弱，偏向大团圆的剧情走向也不尽如人意。观众开始审视该剧影视形象背后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家庭不是个案。

《都挺好》海报

《都挺好》的女主角苏明玉树立起了以往中国家庭伦理剧中没有的女性角色，她不再隐忍而是选择与原生家庭“正面硬杠”。正如澎湃新闻刊登的《<都挺好>：走出隐忍，女性终于可以“硬杠”原生家庭》一文中提到的，苏明玉是一个异类，她不取悦，不隐忍，反倒表现得尖锐果决；她这样的女性形象背后标志着个体意识与传统孝道的碰撞，这也是社会文化心态转型的一个必然。随着社会的个体化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中国年轻人早已开始重新思考孝道，不再将“权威型孝道”作为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而更加崇尚“互惠型孝道”，强调父母为子女的付出与子女的回馈应该对等。

而《都挺好》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父亲苏大强，从“严父”到“作父”，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父权的瓦解。在《并非陌生人|苏大强的孤独和宿命》一文中，王恺表示，“改革开放之后，父权还是没有受到质疑。反而需要重新巩固，当时涌现出大量宣讲和睦、孝道的电影，著名的如《喜盈门》。但是这个权利体系的合理性真是脆弱，揭开来看真相，所谓的父母养育之恩，遵奉孝道之必要，都是不堪一击。苏大强，只不过是这个体系的寄生虫，他和大哥都算是遵奉者，仗着流行的意识形态的余威，一次次对子女命令，索取，盘剥。”而这种“盘剥”是失去自我式的，苏大强为了和保姆结婚，不惜用自杀来威胁子女。

虽然剧情一步步在推进，苏家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但每个角色表现出的张力却让人有些失望。以主角苏明玉来说，GQ报道刊文《<都挺好>：只靠一个苏明玉解决不了问题》中明确表达出了对这个角色后期发展的不满意——“在某种程度上，明玉这一角色却不如樊胜美真实”。作者张之琪认为，“更丰富更细腻甚至更暧昧的部分，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尤其是当一部文艺作品带着‘现实主义’的前缀时，这种二元对立的情形就更加可疑。”可这种二元对立也面临着陡然瓦解的窘境。

《都挺好》现在豆瓣的评分为8.2分，但众多网友早就放下狠话，如果《都挺好》结局大团圆就会怒打一星。从苏家三个男人慢慢被洗白的剧情来看，《都挺好》也逐渐陷入了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套路中，相拥而泣、冰释前嫌的大团圆结局似乎就在前方等待着大家。

对大团圆结局说“不”

随着《都挺好》这部现象级的电视剧播放进入尾声，抵制“大团圆”结局的声浪也愈发浩大。“编剧千万不要给我大团圆”的呼声长期占据影片豆瓣评论区的首位。以家中强势的家长之死拉开序幕，围绕苏家三个子女如何安顿失去伴侣的苏父，《都挺好》呈现了两个代际、两种性别、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种种复杂冲突与纠葛。重男轻女、啃老、家暴，原生家庭等敏感话题不断戳中观众的痛点，相比起此前《延禧攻略》等热剧的“爽文”式观剧体验，《都挺好》的现实取向引发了更多代入感：如同一枚棱镜，观众多多少少都能从其中照见自己生活经验的面孔。

也正因如此，大众对“大团圆”结局的抵触更值得玩味。“团圆”结局的关键在于剧中女主苏明玉与家人的关系：她是长期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由于女性身份从未获得真正的父爱与母爱，在下定决心与苏家斩断关系后，苏明玉又因苏母之死再度被拉回原生家庭漩涡。那么，到底是要彻底与苏家决裂，斩断血亲“出走”；还是选择原谅与和解，维系起已经破碎的家庭关系？当剧情的走向愈发投向后者时，舆论的情绪显著地倾向前者。

当然，观众拒绝女主与家庭和解，与《都挺好》在人物与剧情设置上的刻意与“投机”不无关系。张之琪在公众号“GQ报道”发表的《〈都挺好〉：一场过于刻意的代际反动与性别反动》中便提出：号称“现实主义”的《都挺好》内里仍隐含着“爽文”的复仇逻辑——苏明玉走出家庭，完成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逆袭，即使在被迫卷入家庭漩涡时，已然“成功人士”的她成为这个家矛盾化解的关键。某种意义上，契合国产剧“大女主”形象的苏明玉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完整、 饱满、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更近乎“一个道德审判者，一个赏罚执行者，一个观众情绪的代言人”；与此相应地，苏家男性（尤其是苏父）因其令人生厌的行动逻辑与明玉鲜明对比，在“受害者-加害人”这一过于鲜明的情节设置中，观众的情绪更易被引向宣泄性的爱与憎对立。

在张之琪眼中，《都挺好》事实上刻意制造了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反动，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反动，这种戏剧化的、复仇性质的反动更近乎现实中的压抑在剧作中补偿式的释放。殊不知看似自立自强、“三观正”的苏明玉始终存在难以克服的性格缺陷，而以“加害者”面貌出现倚老卖老的苏大强同样也是霸道母权的受害者。扁平化的戏剧对立抹消了更复杂混沌的真实人性，也让任何形式的和解都显出几分生硬、强行的意味。

不过，《都挺好》的故事情节固然极端化了某些生活困境，但终归是近年国产电视剧中少有的将当下现实家庭问题摆上屏幕的作品，而观众对“大团圆”的拒斥，固然有剧情设置缺陷的影响，却也反映出青年一代在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某种普遍的冲突：人们愈发察觉到“原生家庭”对个体的创伤和影响，摆脱这些桎梏的愿望也愈发强烈，观众下意识地期望明玉能成为那个斩断家庭关系，从而真正独立出走的女英雄。

冲突背后，是当代中国的家庭伦理的变迁。“探索与争鸣杂志”近日发表的阎云翔《社会自我主义：当代中国的家庭亲密关系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便着力讨论上述问题。阎云翔提出，所谓“孝顺”之“顺”——即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关系——已随着父母权威的衰落，个体意识的觉醒，年轻人权力的增长而丧失基础。与此同时，生活的根本意义已经从祖先身上转移到子孙身上，阎云翔称之为“下行式家庭主义”，即，各种家庭资源向下流动，第三代儿童吸引父母与祖父母的注意，成为家庭的向心力量。换言之，传统家庭倡导以子女的孝顺和自我牺牲促成的祖先和父母的幸福，“下行式家庭主义”则强调长辈为子女提供帮助，促成子女过上幸福的生活。如同苏父那般从子女身上索取无条件尊重和服从的行为，只会遭到“为父失职”的责难。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家庭文化伸张“权威”并压抑亲密关系，重视家庭作为一个联合体的纪律、等级和效率；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和社会个体化趋势下，无论是配偶间还是代际间对“亲密关系”的需求，诸如爱、关心、支持、理解，正愈发成为家庭关系的维系基础与正当性来源。不难理解，当老大苏明哲以“你跟明成是亲兄妹，都是一家人”为理由劝说遭到二哥苏明成家暴的明玉与二哥和解时，明玉出如此大愤怒：“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苏家人看过！”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姊妹间的亲属联结本身被赋予的责任与权力关系受到质疑，从未在这个家庭中获得亲密关系的明玉，正强烈地渴望否定传统家庭秩序对自己的约束。

然而，这种约束能够彻底摆脱吗？新旧的碰撞，正是当代人必然面对的处境。“大团圆”结局未必服众，但苏明玉全然决绝地“出走”也难以谈得上现实。正如“新京报书评周刊”作者李静在《〈都挺好〉：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一文中的解读：生活不允许幻想，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去想象“现代”和“独立”，即使自立自强如苏明玉，同样需要在成长、工作、婚姻、生育等全部事项中，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再生家庭发生复杂密切乃至相爱相杀的关系。这其中既包含个人疗愈的过程，即个体不断反思、抗争、新建亲密关系；也包含家庭伦理变革的过程，即成员间博弈、和解、调整相处边界。李静认为，新的家庭伦理正在形成，个人与家庭之间展开了新的博弈与平衡，藉由这部话题作品，我们应该反思的正是如何应对家庭生活的新经验——“对大团圆结局说不，是为了强迫我们走出想象力的边界，另寻一条改变现实的新路”。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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