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豆瓣9.3分，但我对它的立场有疑问

曾于里

虽然这些年来，台湾电视剧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台剧每年还是偶有佳作，比如2018年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7年的《花甲男孩转大人》，2016年的《天黑请闭眼》《荼蘼》等。这几天又有一部台剧引发广泛反响，是台湾公视和HBOAsia合作的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的卡司非常强大，由执笔过《谁先爱上他的》《出境事务所》的台湾知名女编剧吕莳媛编剧，暌违小荧幕15年之久的贾静雯、金钟影帝吴慷仁等联袂主演。

更难得的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突破了台剧小清新的风格窠臼，触碰到更深刻的社会议题与人性议题。

《我们与恶的距离》海报

一起杀人案的后续风波

该剧根据台湾真实的恶性社会事件改编。李晓明在戏院随意开枪射击，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编剧的视角聚焦于李晓明凶杀案对不同家庭造成的影响与动荡，及其引发的后续风波。所谓的“无差别杀人”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没有仇怨，随机选择作案目标、在作案现场见谁杀谁的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作案是有预谋的，杀人的手段一般也有预谋，只是作案的对象是随机的。

无差别凶杀案

宋乔安（贾静雯 饰）和刘昭国（温升豪 饰）是一对夫妻，在两年前的李晓明案中，他们的儿子被杀害。宋乔安是一家电视台的新闻总裁，儿子被害后，她性情大变，成为职场上公认的“女魔头”；她一回家就酗酒，与丈夫刘昭国的婚姻也陷入危机，对女儿疏于关心，与女儿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宋乔安和刘昭国，他们的儿子被杀害

李大芝（陈妤 饰）是杀人凶手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明杀人后，他的家人因为社会压力与自责心理，都堕入深渊。他们开的面店倒闭，父亲整日喝得大醉，用酒精麻痹自己；原本在上大学且有美好前途的李晓文也一蹶不振。母亲不忍看到李晓文也变成废人，“家里要死，死三个人就好了，不能连你也葬在这里”，帮她改名李大芝，并与李大芝断绝联系，让李大芝隐姓埋名重新生活。但李大芝活得小心翼翼，又恰巧成为宋乔安的手下。

杀人凶手的妹妹李大芝

全社会都希望尽快处死李晓明，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吴慷仁 饰）除外。在公众的认知里，为杀人犯做辩护要么为名利要么不是好人，剧集一开始就是以王赦出场被泼粪开始的。实际上，王赦不为名利，他想知晓李晓明的犯罪动机，为什么整个社会没有接住他？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以杜绝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不出所料，王赦的做法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包括他的家人。

杀人凶手的辩护律师王赦

编剧的野心非常宏大，通过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件，囊括并探讨诸多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议题。比如被害人家属该如何熬过丧亲之痛，该如何重新建立起对生活的希望？比如杀人凶手的家属是否该接受道德和舆论上的“连坐”，他们可以撇清关系自在生活吗？再如是否要废死，赞成废死者认为死刑不能彻底根除罪恶，但这对于受害者家属是否二次伤害？

杀人犯的家属要承担责任吗？

通过种种社会议题，《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后落脚到一个人性议题上：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李晓明无差别杀人是一种最大的恶，但这种恶是如何滋生的？会否在制造大恶的过程中，我们曾是无意识的帮凶？

恶是分等级的

虽然《我们与恶的距离》口碑极好，在豆瓣上评分高达9.3，题材也完全不同于一般台剧，但它的编剧思路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鲜见。美国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非虚构作品《冷血》，就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刻的探索。1959年，在美国的堪萨斯州发生一起震惊全美的惨案，农场主克拉特一家四口全部被杀。不久之后案件告破，凶手是两名白人，随即二人被判绞刑。

卡波特从报纸看到这则新闻，通过走访大量的人物，其中包括被害家庭的邻居，警方的调查人员，被捕后的凶手等等，用纪实+小说的手法，把丰富的素材组织起来，还原和演绎了一场凶杀案的始末。在他的笔下，读者可以看见杀人魔佩里的另一面，他的一生也是被损害、被碾压、被侮辱的一生，因此他的性格敏感又脆弱、自尊又自卑、善良又残忍。在卡波特同名传记电影里，卡波特如是评价佩里：“我与佩里像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只是有一天佩里从后门出去，而我走了前门。”

换言之，在佩里的身上，卡波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善与恶，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泾渭分明，它存在着一个复杂而斑驳的中间地带；那些体现在他人身上的罪恶，与我们的距离也并非遥不可及。这距离也许仅仅就在一念之间，在于我们经历不同、境遇不同，如同你走了前门，他走了后门。

就目前的剧情看，《我们与恶的距离》并没有超越这一思考。只是编剧非常聪明，她知道如果以此来解读李晓明，会引发社会公愤，因此她以另一个潜在的李晓明——应思悦（曾沛慈 饰）的弟弟应思聪（刘修甫 饰），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社会遭遇来体现人性的斑驳，以及众人是如何将他推往“后门出去”的。比如整个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误解、歧视和排斥，比如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是如何标签化、污名化某些群体的，比如公众在网络上不自知的暴力。

应思聪有精神疾病，他“绑架”幼稚园孩子，为的是拍摄片子，没有恶意。

剧中对媒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严厉的批评

但如果《我们与恶的距离》最终导向的结论，是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无差别杀害’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这场‘无差别杀害’过后的人心”，亦或者“因为我们都有罪恶，原谅恶人也是原谅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哪怕评分再高，它也是一部价值立场上高度“伪善”的作品。

这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恶，就是无差别杀人这样的恶（无差别杀人者是“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哪怕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有恶，但他们与杀人李晓明，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恶是分等级，一步的恶与一百步的恶永远不能混淆一谈，就好比闯红绿灯是恶，杀人也是恶，但两者天差地别。不能因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某些恶，所以我们就应该理解并宽宥那种杀人的恶。

这看似是理解人性的复杂，实则是让人性的判别标准陷入虚无，是对极端恶的纵容。

当然，这也绝对不是说，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小奸小恶也是可以的。现实生活中太多惨重的悲剧告诉我们：哪怕是再微小的恶意，都是投向湖中的石子，它可能会荡开恶意的涟漪，最终引发风暴。就比如互联网上的一句匿名恶意，看似无关紧要，可千万个这样的恶意堆积，就会摧毁一个人。

要求人们成为“圣人”，也是道德绑架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我们与恶的距离》在刻画人物群像时存在一个特点，加害者及其家属，是正面的、凄惨的；与之相对的，受害者或者被恐惧绑架的普通人，可能是有人格瑕疵或无理的。

比如最近更新的3、4集里，编剧简略回顾了杀人犯李晓明的过去，他聪明安静，是父母眼中的乖儿子，是妹妹眼中的好哥哥；他的家人也因为他过得多惨，多么生不如死……

编剧希望能够引导观众，对加害者及其家属有更多了解，良苦用心。问题在于，加害者都那么像一个“好人”了，那罪恶如何产生？难道是受害者和社会的责任了？是宋乔安代表的媒体断章取义，是王赦妻子代表的公众的恐惧和不理解？

当应思聪到幼儿园“绑架”孩子拍片子，他的确没有恶意，他的姐姐也像天使一样善良。但他没有恶意，幼儿园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就该承受几个小时的恐慌吗？

可以试图探索恶的根源和动因，但永远不该模糊恶的始作俑者的主要责任，否则这就是一种伪善。可以探索加害者的冤屈，但无辜受害者的冤屈才是最大的。

王赦的妻子无法理解王赦

因此窃以为，王赦的困境（也是编剧的困境和这部剧的困境）有两个。其一：他试图探索恶的社会性根源，恰恰忽略了恶的主观性——所有恶最终是个体做出来的，个体才是核心。通俗点说，他始终在探索恶人作恶的外因，却忽视了内因。

剧集中李大芝的老师曾对李大芝说，不要让别人知道她的身份，“永远不要挑战人性”。换句话说，你永远不知道人性的底线有多低。不该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将社会制度的所有漏洞都填补上，恶人就会绝迹，恶性杀人就会绝迹。很多人哪怕遭受了同样的恶意，他们也不会将更可怕的恶意对向无辜者——李晓明却这样做了，这是他真正可怕之处。

不去限制加害者的作恶，反倒一味呼吁普通人给他们“爱的供养”，或者让渡权利让他们“改邪归正”，不觉得这种“爱最大”非常乡愿吗？

再完善的制度都无法根绝恶，所以需要我们生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

王赦的第二个困境是，他对人性乌托邦的执迷，可惜乌托邦存在吗？在通往乌托邦的路上，会否造成新的伤害？

应该承认，王赦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和坚持，非常令人钦佩。他认为只要找到了作恶的动因，就能根绝恶了；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就是美好的人间了。他自己就是这样的践行者。

只是，一方面人性的乌托邦并不存在。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没有成为圣人的道德义务。完善制度、改良社会的目的，也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圣人——这不可能实现，而是让每个人都成为懂得处理自己恶意、能够与自己的恶意和谐共处的人：我们虽有可怕的恶意，但每当它冒出来，我们都能够把它压下。

不要要求公众都成为没有恶意的圣人。公众有权恐慌，有权憎恨，有权不原谅，有权不为所谓的社会大义牺牲个人利益；只要你不违法乱纪，不作恶，就请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爱你所爱，恨你所恨。这才符合真实的人性。

另一方面，通往乌托邦也可能造成新的伤害，甚至滋生出新的恶来。就比如王赦怀胎六甲的妻子天天为他担惊受怕，因为女儿被“绑架”身陷恐慌时，王赦却责怪妻子是在“情绪勒索”。他尽到丈夫的职责了吗？如果因为对乌托邦的向往，要求那些心怀仇恨的人（比如受害者家属）放下仇恨、选择原谅，这是否也非常残忍？

王赦的妻子生活在恐慌中

这里插一句，编剧对王赦的刻画并不成功。吴慷仁在采访中曾说：“律师们也告诉我，当他们实际去看犯罪迹证、被害者照片，第一时间都会颤抖。但他们仍然需要去为犯人辩护，那个心境该是多复杂？”很遗憾，观众看不到王赦“复杂”的心境，目前这个角色单薄得像“圣母”。

好的制度涵养好的人性。现在很多时候是，最基本的制度建设还未做好，就一味地高喊口号，提出过高的人性要求，甚至以此来约束大多数人。结果，人性乌托邦没有实现，相反造成新的群体撕裂。就如同王赦是在弥合社会矛盾，还是加剧矛盾？至少这部剧中，我看到的是他造成家庭的矛盾，加剧了受害者家属的痛苦，让社会情绪愈发激愤。这其实就是当前台湾许多议题撕裂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掉入的陷阱。

王赦缺乏变通的理想主义，是否也在伤害一些人？是否会滋生出新的恶意？

这部剧虽然引发讨论，但我并不看好它会对台湾撕裂的“废死”议题等有所帮助，因为它太高高在上了，太空大了。它是一部“煽情”的作品——会让观众暂时性地感觉深刻、暂时性地想成为一名圣人，但这种感觉不会长久。因为对普遍人性的弱点缺乏真正的尊重、体认和同情，就不会有真正的建设性。

本期实习编辑 常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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