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小伙见证百例死亡与重生：我是“生命摆渡人”

16小时前，李勇接到一通医院电话后，就匆忙从办公室出发。

每当医院的电话响起，李勇就知道多半是因为出现了潜在捐献者。

赶到医院后，李勇得知胡先生突遭意外重伤，进入脑死亡状态。

在和家属沟通协调, 待家属同意捐献器官后，李勇从包里拿出了一份《遗体捐献志愿登记表》……

（李勇穿上无菌服，准备进入病房）

1991年出生的李勇，是江西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一名协调员，从业5年来，已见证过近100例器官捐献。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在准备着。”李勇说, 对于器官捐献者而言，心脏停跳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

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即从捐献者心脏停跳至医学灌注时间段）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而符合条件的供体一般都是因为颅脑外伤或脑血管疾病而脑死亡的病人。

意外发生的不定时性、供体心脏停搏后获取器官的时效性,决定了协调员必须24小时待命、说走就走,“如果因为我捐献失败，那我谁都对不起。”

面对患者家属时,李勇往往也在内心经历挣扎,“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们不得不在家属悲伤时出现，在对方即将失去亲人时开口提捐献器官的事，有时候真的很难开口”。

李勇甚至会反复练习，应该以什么语气、以什么样的音量去面对家属，或者手上要不要有什么动作、要不要带上什么。

不过，这项工作，对于李勇来说，最难的是从手术室走出来的给家属荣誉证书的时候，那一瞬间，他甚至会有有种感觉“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李勇解释道，因为常人的死亡是理解心跳停了，人体温冷掉。但对器官捐献来说却不一样，虽然说生命确实是消失了，但是他的器官的活性，体温还得保持。所以对家属来说，当他们选择器官捐献，意味着放他们放弃了他们所理解的亲人“最后一丝生的希望”，也放弃了亲人遗体的完整。

“从手术室再看到家属神情的那一瞬间，你就能感觉到，好像家属眼神里面精气神就卸掉了。”李勇说。

因为这项工作，李勇和他的同事们也面临了很多质疑和误解，时常会伴随着恶言甚至辱骂、威胁。 

一次，李勇的同事在一个村庄接洽一户遗体捐献家庭，闻讯的村民扛着锄头铁锹木棍就围上来，坚决不同意运送遗体的车辆出村，觉得会破坏了他们村里的风水、带来灾祸，有的村民甚至威胁说，“你走给我看”。

最终，捐献者的直系亲属们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放弃了捐献。

这样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在遗体器官捐献上，失败往往多于成功。

李勇也曾有过职业挣扎，但最终还是因为舍不得，坚持了下来。

让李勇最难忘的的一名捐献者，是一位江西上饶县29岁的女孩，叫张文燕。

当年她不幸患上绝症，在患病期间，她向家人表达了无偿捐献自己器官的愿望。但家人并不同意。

张文燕当时对家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一个想捐献的人都这么难，社会不理解、家人不支持，那些器官衰竭的病人，想要获取可移植的器官又得多难。”

后来，在张文燕不断的坚持下，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后，她成功地捐献了一个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

他说，“工作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误解，但是更多的是温暖。”一些捐献家属，在完成捐献以后，反而会对协调员道一声感谢，感谢他们帮助捐献者完成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

在一线的协调员也总会有一些长期联系的家属，对他们来说也许是长辈，是朋友，是忘年交。

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成功完成器官捐献，离不开背后整个家庭的支持。这些家属能够在即将失去亲人时战胜悲痛，传递大爱。

工作5年来，李勇接触过很多捐献者家庭，他们有的陷入思念亲人的情绪中难以自拔，有的会遭受周围人的误解质疑，也有的会遇到经济上的困难。

为此，李勇所在的江西省红十字会开展了一项公益项目“莲丝信使——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抚慰和援助计划”，也在淘宝公益宝贝上进行了线上筹款,专门来帮助这些器官捐赠者家属。

每年清明前夕，李勇都和会同事组织“捐献者追思活动”，邀请捐献者家属和部分受捐者一起来祭奠逝者。

李勇说，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是生命的“摆渡人”，当捐献者在生命长河里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就把这条“生命之舟”摆渡到另一个人的生命长河。

他们帮助的不仅是一个患者重获健康，更是让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能够继续团聚。

在这个过程中的收获，让他愿意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还有热情。

2014年底的时候，李勇也填写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书》，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

据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截止2019年3月28日,我国已累计完成逝世后捐献22899例,捐献器官65337个,志愿登记1167609人。

目前中国每年约有30万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患者，但仅有1万多人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供需比例约为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