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资本市场最后一个“狂人”

从2005年到2019年，14年过去，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走向规范。有过牢狱史的商业大佬远不止顾雏军一个人，已经出狱多年的他为何仍为案件奔走相告，没有翻开新篇章？

入主科龙

顾雏军出生于江苏泰州，在天津上学，在美国创业，并最终在广东省顺德市的容桂镇，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巅峰。

这个镇上曾有一家闻名遐迩的乡镇企业——珠江冰箱厂。1992年1月29日下午，邓小平专程参观了这家工厂总长6公里的全进口生产线，惊讶之余，连续问了三遍“这是乡镇企业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第二个春天，自此而始。

当年，珠江冰箱厂作为中国白电之乡顺德“四朵金花”之首，其生产的“容声”冰箱产量号称“亚洲第一、全球第二”，产量和口碑都力压张瑞敏领导的海尔，改制为科龙电器并上市后，其生产的空调同样位居全国领先行列。同一个镇上的美的、万家乐等企业彼时被远远甩在后面。

击溃这个庞然大物的并非市场，而是当时扭曲的产权制度和政商关系。1998年，受市场发展和宏观经济影响，国有企业纷纷陷入经营危机和债务危机，政府不得不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全国掀起以并购和MBO(管理层收购)为主的 “国退民进”热潮。美的、万家乐等容桂镇乡镇企业纷纷通过MBO成功转制，走上发展坦途。

不喜应酬官场的科龙创始人潘宁却始终没有获得镇政府的支持，1999年，62岁的潘宁被逼退休，容桂镇镇长出任科龙电器CEO。

数年之后，格林柯尔系资金链条断裂、科龙倒塌、顾雏军入狱，经济学家周其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要是还由潘宁那一代人领导，科龙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在潘宁离开的第二年，科龙电器发布了一份震惊市场的年报，从上年盈利6.5亿元变为亏损6.8亿元，容桂镇开始出售科龙股权。

谁也没有想到，曾被国外一流投行争相追捧的“白富美”科龙电器，最后委身下嫁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顾雏军。

在科龙电器的买主中，43岁的顾雏军几乎是实力最弱的一个。1996年，他带着1.7亿美元和世界领先的“顾氏制冷剂”回到香港成立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在天津生产制冷剂；2000年7月，格林柯尔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募资5亿元左右；2001年底，顾雏军注册成立顺德市格林柯尔公司，花了3.48亿元收购上市公司科龙电器20.6％股权。

整个并购过程中，顾雏军体现出和原股东极高的默契。一个细节是，他与容桂镇政府协商的收购价本来是5.6亿元；但后来顾雏军的诉讼材料显示，他当时手上的资金可能没有那么多，顺德市格林柯尔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货币实缴3亿元，顾雏军的专利作为无形资产估值7亿元注入，顺德政府主动出面让这家企业通过了工商注册。

2001年初，科龙电器在整体销售收入大增13%并且中报盈利的基础上，再次公布了一份巨亏15.56亿元的年报。这份年报中仅各类不合理的计提减值准备就高达6.35亿元，连职工公会款都计提了5800万元的坏账，负责审计的安达信对这一神操作给出了四个字评语——“无法判断”。

这份巨亏年报成功让收购价格降到3.48亿元，为顾雏军节约了两亿元。2002年，已经成功易主的科龙电器转回各项减值准备3.5亿元，轻松“扭亏为盈”。

2001年底，科龙电器的资产情况是：总资产超过65亿,净资产26亿元,银行存款及现金约为7.78亿。这成为外界指责顾雏军最重要的罪状之一：低价买入国有资产。

一种市场传言是：顾雏军承诺不再审计追究科龙电器可怕的财务黑洞，换得了容桂镇政府同意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接手科龙。

当时科龙电器不但和母公司容声集团账务不分，还沦为容桂镇政府的提款机。在政府接管科龙电器的短暂时间内，2000年科龙电器营业费用增加1.6亿元，行政费用增加1亿元；2001年，三项费用增加7亿多；其他与母公司的资金来往、关联交易、担保负债更是一笔糊涂账。安达信和公司后来的审计机构德勤，都因为无法核定材料真实性，而对2000年-2001年的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科龙电器当时实际黑洞有多大，至今仍是一个谜。

顾雏军好友、科龙电器顾问、和君创业执行董事长李肃列举顾雏军对科龙电器贡献时曾经指出：“科龙的营销体系存在大量黑洞，顾雏军大规模整肃，清除了数亿元的资金占压、挪用，建立了强有力的营销团队。”

在地方政府的默契配合下，顾雏军顺利完成收购。这位江苏泰州的农村才子踌躇满志，走到了资本市场的中央舞台。

并购狂人

顾雏军从不讳言自己对制冷行业的兴趣。当他纵横资本市场，掌控了中国一流的冰箱、空调和客车企业时，反复对身边人说起自己的梦想：整合产业链，打造世界制冷家电王国。

先后毕业于江苏工学院热能工程系和天津大学动力工程系的顾雏军，非常符合外界对于“科学家创业”的想象：他曾潜心多年研究制冷理论和制冷技术，“第一桶金”就来自于制冷剂专利费获得的2亿美元，创业项目也紧紧围绕格林柯尔制冷剂的生产和销售——制冷剂是冰箱和空调生产的核心原料之一。

然而在顾雏军并购了国内最大冰箱厂商科龙电器和华东最大冰箱制造商美菱电器之后，格林柯尔制冷剂的销售反而下降了。格林柯尔年报显示，2001年营业收入5.16亿元，净利润3.4亿；2002到2004年营业收入分别为3.21亿元、1.07亿元、1.848亿元。除了2002年出售了200吨制冷剂给科龙电器外，科龙、美菱和亚星客车都没有采购过格林柯尔制冷剂，格林柯尔的市场份额几乎不值一提。

这让很多人相信，格林柯尔的领先技术与顾雏军的梦想并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制冷家电王国梦想植根于以小博大的资本运作，而改制国企无疑是当时最好的标的物。

与德隆唐万新等人不同的是，早年国内创业的经历，让顾雏军谙熟与“体制”打交道的明暗规则，所到之处广受地方政府欢迎；而他在美国创业时曾经与投行一起操作买壳上市和杠杆收购的经历，又给了他远超一般企业家的战略眼光和财技。

李肃评价说：“顾雏军最大的长项是国企改革与管理提升，他在科龙积累的十板斧的经验很快被他拿到了南昌、合肥、长春、上海，在其他国有企业的重组整合中复制、延伸。”

2003年，格林柯尔收购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和亚星客车60.67%的股份；2004年4月，格林柯尔收购襄阳轴承29.84%的股份。顾雏军仅用不到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格林柯尔系”的建设，实际控制4家上市公司，在冰箱和大型客车领域占据了行业领头羊的位置。

从各种材料中看，顾雏军的基本战略思路是，通过并购迅速获得产能以及全国生产网络布局，整合国外技术、设计和市场渠道消化产能、增强实力，再继续进行国内产能整合，实业与资本市场不断互动，最终打造跨国产业寡头。

鲜为人知的是，顾雏军曾经对中国所有大型家电企业都做过详细的尽职调查，甚至一度非常认真的将海尔作为自己的首选猎物，拟定了具体收购方案。对于这些同行，他曾自有一番评价：海尔的坏账太多，长虹的政治生态和战略基础决定了公司前景黯淡，TCL收购汤姆逊是一着败笔，注定要将公司拖垮。

而他为科龙规划的业务突破点是，大量承接伊莱克斯等国际大型白电厂商的低端产品代工业务消化过剩产能，成为国际最大的家电代工商后实现美国上市。科龙以代工为主的外销业务确实成为顾雏军时期最大的亮点，2004年科龙电器外销业务收入超过4亿美元，占到收入的41%。

这个模式的唯一问题在于，由于行业整体产能过剩，家电行业已经进入刺刀见血的价格肉搏战，无论内销还是外销，利润都极其微薄。更何况顾雏军接手的企业中，隐藏着各种历史形成的财务黑洞，要想让这个产业体系恢复造血能力步入正轨，顾雏军动用了自己能够想到的一切手段，包括并购时使用高杠杆、多个分子公司频繁关联交易、挤压上下游供应商账款等。

这成为对顾雏军的第二个指控：财务造假，粉饰业绩。德勤对科龙电器2004年的年报指出，公司第四季度有数亿元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无法确认真实性。当年科龙电器在前三季度净利润两亿元的基础上，年报亏损超过6000万元，直接导致资本市场哗然和证监部门介入。

郎顾之争与牢狱之灾

正当顾雏军忙于打造自己梦想的制冷产业王国时，风向已经不知不觉转变。2004年4月28日,江苏铁本事件被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中央政府重新加强经济政策的主导权，地方政府与民营资本围绕招商引资和国资转手的蜜月期走向终点。

2004年8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上海发表了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重点剖析了科龙电器被格林柯尔收购前后诡异的财务处理，郎咸平将其形容为“七大板斧”：

他认为，一切数据都指向一个事实：国有资产被贱卖了。

一位证券资深业内人士曾亲历整个事件，对于两方的“口水仗”他犀利点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郎咸平炮轰的可不止一个顾雏军。”

此后，另一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与郎咸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大辩论”，并迅速扩大到中国几乎整个经济学界。张维迎的支持者包括吴敬琏、周其仁、张文魁等人，他们认为中国企业活力不足症结在于产权结构，需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育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家，因此必须辩证看待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的问题。

那一年被郎咸平公开点名炮轰的企业包括青岛啤酒、海尔、北京控股、华润啤酒、TCL等诸多巨头，然而所有企业家都装聋作哑，只有一向个性张扬的顾雏军“眼里不揉沙子”，他不仅公开驳斥了郎咸平，还聘请了香港律师准备起诉郎咸平。

连当时愤而起诉的顾雏军后来也后悔了，在出狱后的记者会上，他感慨：“我也在反省，张瑞敏（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和李东生就不理他，也许他们比我更高明。我当时就跟他争，可能是一个错误，或者是一个不是很明智的举动。”

逞一时之意气，失一世之心血。

他当时或许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大批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面临下岗失业、福利削减等各种问题的职工家庭。他的主动应战让压抑已久的怒火有了一个发泄口，各类网络论坛和留言区出现了大量一边倒的“挺郎”帖子，学术之争迅速演变为公共事件。

郎咸平一战成名，成为中国最红的经济学家，出场演讲费用高达4万元，单张门票超过600元，几乎与影视红星比肩。他自己表示：“我要感谢顾雏军，他不告我，不与我争论，我的研究可能还引不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也不见得能让这么多人注意并讨论这个问题，是顾雏军把我的研究放大。”

而顾雏军面临的是三重挤压：

顾雏军身边人皆劝说他迅速卖出科龙，用这笔钱补上上市公司窟窿。但顾雏军固执的认为，卖出科龙是可供选择的最后一种办法。即便要卖出，他也发誓绝不能让科龙落到当地政府和当地企业手中。

2005年8月，顾雏军和助手被佛山警方逮捕；9月，他在狱中签字将自己持有的科龙股权全部低价转让给青岛海信；2008年，顾雏军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 

自2012年出狱后，顾雏军一直为自己平反而四处奔走，但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一样，有关部门并没有对他的诉求做出回应，媒体关注也随着他拿不出更进一步的证据而逐渐消散。顾雏军最大的支持者是全国工商联，2005年，全国工商联就曾经积极斡旋格林柯尔案，希望能够力保顾雏军过关，但未能成功。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认真解决产权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及时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剖析侵害产权案例。

2017年12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将依法再审三起重大的涉产权案件，包括物美创始人张文中案和格林柯尔创始人顾雏军案。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增强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新华社发表评论《用公正司法筑牢产权保护堤坝》。谙熟中国媒体话语体系的人都明白其中的潜台词。

“我认为这已经不再是我的力量了。”即便自信张扬的顾雏军，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与已经被改判无罪的物美创始人张文中相比，顾雏军也许还希望得到更多——他从来没有打算退出舞台。几年之前，他还曾经计算出海信科龙等公司给自己的格林柯尔系造成的直接损失是489.61亿元，并要求这几家公司赔偿。

顾雏军：郎咸平欠我一个道歉

2012年9月，顾雏军刑满出狱，走上申诉道路。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对于顾雏军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提审。新闻发布之后，腾讯新闻《原子智库》陈兴杰独家对话顾雏军，对案件重审过程、昔日的“郎顾之争”以及他未来的机会一一作了回应。

以下内容节选自采访，已获授权

原子智库：2004年到2005年，舆论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是国有资产流失。郎咸平所掀起的这个话题，对您当年收购科龙这个过程，以及其它的并购案有非常多的质疑，就认为是左手倒右手的这么一个资本游戏。

顾雏军：我现在跟你重复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接受媒体采访也讲过。

郎咸平在我2002年，我入驻科龙之后，他在香港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因为科龙已经ST，我拿一块工资，我每个月拿一块工资，他在香港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吹捧我是负责任的企业家。然后他拿着这篇文章，到我香港公司来，跟我的香港公司职员说，你看我写你们老板一个很好的文章。我们的人当时请他吃了一顿饭。从此他就跟我，借我的两地牌奔驰车，每个周末他都借。

突然有一天，他发表一篇文章（攻击我）。我感到很吃惊。我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他借我的车总是欠我一份人情，我虽然没有给他钱，但是我借车给他这总是一个人情吧。郎咸平如果不是拿到了别人的钱，你会来骂我吗？而且都是无中生有的骂我。他对我收购科龙的故事很了解，他写过文章来赞扬我。然后几乎每周末都跟我的司机在一块，他肯定了解我们是怎么收购科龙。

郎咸平是一个邪恶的人，这一点我2012年就这么说，我现在仍然这么说。而且我根本不在乎他来告我，我正准备等他来告我，所以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敢这么说。

原子智库：您认为跟当时的讨论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吗？

顾雏军：他就是有人拿钱让他去弄这个事儿。就是为了抓我进去坐牢，跟他攻击张瑞敏和李东升没有关系。他攻击他们，所以就是拿他们陪衬我，所以他攻击他们说得也是很平淡，他攻击我，说得很邪恶，所以我必须告他。

原子智库：您是说，当年他在复旦讲国进民退的演讲，举了李东升、张瑞敏还有您的例子，他实际上的目标是指向你是吗？

顾雏军：对。他并没有怎么攻击张瑞敏和李东升，攻击我用了很邪恶的语气，所以我绝对不会饶过他。

原子智库：所以您当时就回应了。

顾雏军：不是回应，我这个人是眼睛容不得沙子。为什么你攻击我，我不回应，我不告你？告他是我自有的权利。如果不是我去坐牢，我肯定会告赢他。   

原子智库：他的演讲在当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很多人站在郎咸平这一边。

顾雏军：郎咸平利用我的坐牢，成就了他自己好像是小股东的代言人的形象，或者捍卫者的形象。我真的对这段历史表示非常大的遗憾。实际上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份道歉。

原子智库：郎咸平获得那么多人支持。且不说他是否代表民众利益，能否说他反映了某种情绪的共鸣？

顾雏军：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他在操纵一些东西。操纵东西总有那么几人跟着起哄，我并不认为跟着起哄的人有多大视野，或者多大浪潮或者思潮。我认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对国企改制持肯定的态度。党中央的文件也是肯定的。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仍然是要搞混合所有制，让各种所有制成份进来，这一点是一贯的，没有变化。

所以我认为，郎咸平的操纵只是使他个人得到比较大的好处，有了知名度。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是随大流的，那些人并不真懂经济学，也并不真懂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他们只是随大流。郎咸平利用社会文明走到一步，把自己打扮成明星经济学家，他成功了。他是学微观经济的，理论上他该对有企业更多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对企业的了解，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不认为他代表了什么，或者赢得什么，我更多认为他操弄了什么，赢得了更多个人的好处。

原子智库：这一次最高法宣布，对三起产权争议案再审，其中两起是直接发起提审。除了您这一起案件，另一起是物美的张文中案，您认为，您的案子跟他有可比性吗？

顾雏军：我对他的案子完全不了解。这几年我只关注我的案子，我对别的事情也没有去关注。你也知道，我这几年就是到处喊冤，到处希望能平反，至于他的案子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我相信能进入再审，就表明案子有问题，没有问题是不会再审的，应该是驳回。

原子智库：很多人认为，黄光裕你看他进去那么多年，他的企业国美虽然落伍，但是屹立不倒，还在发展。格林柯尔系基本上已经解体，或者说是被其他企业所拿走。您怎么看？

顾雏军：第一，我这个企业被人家抢走，不是拿走了。我在别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还有我拥有的财产并没有走拍卖程序，就只是拿走而已。我不想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民营企业家不一样。我作为一个上京赶考的举人，我要走夜路，我没有错，我不能说我不走夜路。但是我碰到三个恶鬼，我也没有办法，他本来就是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只不过撞上我了，所以不存在我有什么责任，或者有什么错误。

故事真的结束了吗？

上述曾亲历德隆案件和“郎顾之争”的券商资深人士解释，这个案件要放在早年资本市场不够规范的大环境下看，“当时一些资本巨头坐庄，恶意收购，大量买入股票最终成为大股东，然后参与到经营里，把几个公司的资产内部腾挪，内幕交易，上市公司变成自家口袋。”他表示，曾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初期，大股东“为所欲为，胆子特大，手法很黑。”

从2005年到2019年，14年过去，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走向规范。有过牢狱史的商业大佬远不止顾雏军一个人，已经出狱多年的他为何仍为案件奔走相告，没有翻开新篇章？

一手打造了“红塔山”牌香烟的褚时健，曾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也曾历经牢狱之灾，2011年刑满出狱，比顾雏军出狱时间仅仅早一年。随后，85岁高龄的褚时健创立“褚橙”品牌，成为“中国橙王”，2019年3月5日，他在云南玉溪逝世，享年91岁。

从律师口中，顾雏军的漫长上诉路离不开一个关键词：“赔偿”。在案件审判后，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依照法律规定，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已执行罚金可返还。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预计，顾雏军还有可能提起民事诉讼，追索财产。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曾经的资本大鳄在出狱后也为钱发愁。

据媒体报道，出狱三年后，顾雏军的工作职位是天才纵横国际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名誉董事长。他实际做的工作是顾问，这家公司的高管大部分是格林柯尔和科龙的老员工，很多曾跟随过多年，希望在顾出狱后能继续跟着他做事。

除了老部下，家庭也是他的责任。顾雏军入狱时两个孩子也就10岁左右，他对媒体坦言：

“我的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母亲现在连人都快认不清了，两个儿子明年即将考大学，他们都需要我的照顾。等我的两个儿子上完本科还得5年，如果再上个研究生、博士又得五六年，他们的学费总得挣出来。 至少得干到70岁，我才能考虑退休的事情了。”

对于最高法4月10日的判决，不管他接受与否，但律师解释最高法院的审判属于终审判决，不允许上诉。

世界已进入2019年，15年的前缘旧事，尘归尘，土归土，是时候开始人生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