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如果没选上，该怎么向妈祖交代？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在即，连带“妈祖政治学”成为一门显学。

近日，从绿营的蔡英文、赖德清到蓝营的韩国瑜、朱立伦、吴敦义，再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各路大佬纷纷来拜，妈祖脚下热闹非凡。不过，他们的“虔诚”显然不比郭台铭的“托梦”来得更有“震撼力”。

4月17日，68岁的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参拜新北市板桥区的慈惠宫妈祖后公开宣布，角逐国民党党内初选，理由是“妈祖托梦叫我一定要出来”。尽管之前对郭台铭是否会参选已有诸多猜测，但此次郭本人的宣布仍激起舆论波澜，使本以扑朔迷离的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争更趋白热化。

“托梦”言论以一种略带趣味的方式展现了妈祖在台湾政治中的影响力，其中便不能不谈及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台湾，选举往往会跟妈祖产生关系？

一、政治抬轿的妈祖信仰

妈祖信仰起源于宋代的福建莆田湄洲地区，为当地女子林默逐渐神格化的产物。南宋时，朝廷正式给予妈祖信仰官方认可，以“通天神女”的身份建庙祭祀，摆脱“淫祠淫祭”的身份。至此，妈祖影响开始扩展到莆田以外。

自南宋开始，各朝各代朝廷都注意到妈祖信仰对“教化人心”的重要作用。

理教虽然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对于文人士大夫以外的一般民众，特别是缺乏教育的农渔民而言，缺乏感召力量。相反，如妈祖一类由民间自发产生的信仰形式，天然地对一般民众更有吸引力。当这类力量与民间的不满情绪相结合，就会成为起义的动员工具。

朝廷也因为看到这一点，选择性地主动接纳与主流公序良俗没有根本违背的神明信仰进行敕封，将其纳入官方信仰体系之中，并对神明的特征、信仰的方式、信仰的意涵进行一定新的诠释，使其服从，或者至少相合于官方的“意识形态”。妈祖受敕封的过程同样符合这一规律，到明代已从“神女”一路加封至“天妃”。

妈祖在台湾的历史，比较明确的记载是由明末移民携带来台湾。当然，由于移民规模有限，财力物力也较为困难，不可能修建大的宫庙。妈祖信仰在台湾第一次大规模发展，是跟随郑成功开台同步发生。郑氏军民多来自福建，原本就存在妈祖信仰，常年的征战和来到新地方讨生活的艰辛，使他们对信仰的需求更为巨大。郑氏军队开始以军营为单位，建立供奉妈祖的庙宇。

妈祖信仰在台湾的第二次大发展发生在清军攻克台湾以后。清军主要将领施琅感念澎湖妈祖护佑，推动在台湾各地大规模兴建妈祖庙宇，并请报朝廷准许。康熙皇帝也敏锐地看到妈祖信仰对维持民心稳定的重要性，遂加封妈祖为“天后”。之后的清朝统治者也都因循这一传统，推动借妈祖行“王道教化”的功能。如乾隆年间，福康安在平定林爽文起义后推动妈祖信仰，由皇帝恩赐颁布敕封匾额。

由以上的简单回顾不难看出，妈祖信仰的历史，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与政治有着莫大关系。

二、妈祖信仰与地方派系

传统中国民间宗教，除了有信仰层面的体系与意义，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即其在地方社会的角色。

在王朝时代，尽管中央集权的朝廷希望尽量把管制力量下沉到臣民个体，但技术条件的限制使这个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特别是在广东、福建这样的帝国边陲地带，朝廷的掌控能力递减到最弱，地方精英成了地方政治和社会的主要力量。而地方性的宫庙往往就是地方权力关系的中心。

宫庙一般由地方几大家族轮流或由一家垄断派出代表担任“炉主”，各个家族分工合作、共同组织与实施宫庙大小节庆与日常管理事务，宫庙所在地的每个家庭也都需为庙宇贡献一定的资金和劳役，宫庙因而成为凝聚与动员整个地方力量的中枢。特别是当庙宇香火鼎盛的时候，收取丁口钱往往会超过开支，资金得以积累，从而使得宫庙拥有影响地方更强的力量。

妈祖信仰进入台湾后，同样保留了地方特色。只是由于台湾移民社会的特征，在清朝和日本殖民时代，不同的妈祖庙往往成为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凝聚的纽带。在为争夺水源与土地爆发激烈冲突时，这种纽带作用带来的动员能力尤为重要。

日据台湾以后，台湾宫庙通过进香和分灵关系，与大陆祖庙的连接逐渐断绝，但各庙之间的分灵关系继续保持着。庙与庙之间的彼此联系，也是不同族群或村落彼此关系在信仰层面的诠释。

台湾光复以后，特别是经济起飞以后，村庄共同负责宫庙的家族人数因为人口向城市移动而减少，工业化也使人的信仰方式有所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炉主制度逐渐被理事会制、委员会制或财团法人制这类企业的管理方式所替代，主要负责人也从掷茭选出改为由委员或理事选举产生。自然而然地，地方精英，即地方派系、政治或商业领域的头面人物因为资源和人脉优势，更容易被选上，宫庙与地方势力的结合也因此更为紧密。

举例来说，大甲镇澜宫在1945年后长达32年间由大甲镇镇长郭金焜担任管理人和主任委员。他同时还兼任当地国姓庙、文昌祠等庙宇负责人，掌握庞大资金，以此作为维护修缮庙宇和地方慈善事业的资本，而这些作为又巩固了其政治上的地位。他的继任者颜清标更是从黑道人物转身为镇澜宫董事长，而后进入政坛，先后担任台中县议员和议长。

三、妈祖信仰与与选举

赢得选举最关键的两个部分就是获得资金支持和选票动员，这两者彼此之间密不可分。妈祖信仰对于政治人物的选举这两方面都有巨大助益。

首先，妈祖信仰作为台湾信奉人口最多的对象，香火鼎盛带来的丰富物质收益，使其具备了政治献金的能力。在威权时期的地方县市长选举过程中，宫庙炉往往都会直接政治献金以求与政治人物搭上关系。随着解严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逐渐严格，宗教团体不再能直接为政治人物献金，但这并不妨碍宫庙资金通过其他渠道成为选举献金。

更为更重要的是，妈祖是全台湾信仰人数和庙宇数最多的一种民间信仰，因而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动员的舞台。在威权时代，地方候选人都会到本地妈祖庙进行拜票活动。解严后，随着更高阶官员的民选化，越来越多政治人物通过参拜妈祖庙，参与如北港朝天宫、大甲镇澜宫、云林六房妈等的进香、绕境和过炉活动，与广大信众见面，拉近距离，赢得好感。虔诚的参拜举动更是一种获得神明神圣性“加持”，使自己看上去更为可信可靠的好方法。

除此之外，妈祖庙下有负责不同功能的组织，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阵头”把持。阵头虽然有黑道意味，但同时也是地方社会中的“意见领袖”。尤其对外来的、做小生意的、打零工的一类社会中低阶层人士而言，阵头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接受阵头的选票动员往往成为一种低成本的示好方式。

正因为有这些原因，妈祖与选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1996年地区领导人直选后，台湾几乎所有重要的县市首长以上层级的候选人都会选择在选举期间参拜妈祖。大甲镇澜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声势强如韩国瑜，在每年的妈祖绕境时，照样需要前来参与。董事长颜清标虽然劣迹斑斑，但以其在政、商、地方派系和黑道的雄厚实力，仍然成为不分蓝绿各色政治人物的座上宾。

除了参拜妈祖，有的政治人物还会通过其他方式与妈祖牵连。比如蔡英文在2016年选举前还被星云法师视作“妈祖婆”，声称“一定可以保护台湾”。虽然后来澄清只是正常比喻，但无疑已为当时参选的蔡英文添了一波舆论热度。

星云法师曾称蔡英文是“妈祖婆”（图/中时电子报）

台湾民间信仰是台湾社会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包括妈祖在内的民间信仰进行观察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不少台湾历史和文化的特征，更能加深对台湾当代政治与社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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