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中年人的迷惘，比青春迷惘更可怕

年轻人固然迷惘，你走到中年的迷惘，更复杂。

假设时间是一条流动的大河，今天的你们站在大河上游，我站在下游，已经走过中间的夹岸桃花也看过漩涡深处的黑洞；你们有一天会走到我今天的位置，那时我已不在，就如同当我走向素书楼去修复它的时候，钱穆先生早已不在。

可是在中年迷惘之后，我觉得我比从前更有能力理解钱穆。

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几件事，很可能也要等你们亲身经历时代性的迷惘之后，才明白；所以今天就姑且听听吧。

不要跟第一个你爱上的人结婚，但是不妨爱上你后来结婚的人。

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你就一无所有，是一口干涸龟裂的池塘。

当你老的时候，就是一个最让人不喜欢的孤独老人，因为你像一支干燥的扫把一样，彻底无趣。

越老越难交朋友，越老求知欲越低，所以，结交几个求知欲强大的挚友，只有“青春正好”的现在可能做到。

大家都说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黄金”四年。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指的是，我们终于有了谈恋爱的自由。后来发现，我错了，恋爱随时可以谈，到老都可以，但是，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时段，容许你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全身燃烧地疯狂求知，就只有这四年。

这段时间一过，人生的种种责任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紧紧套住你，相信我，这一套就是一辈子。

钱穆教小学生写作文，把学生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要每一个学生选一株树坐下来，然后开始孤独地“静”。

片刻之后，他问学生是否听见头上的风声？学生说没注意。他要他们再度静听。

过一会儿，他跟学生说，这里上百株松树，风穿松针而过，松针很细，又多空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

我喜欢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以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譬如流星雨，才看得到流星。

事实上，任何一个晚上，你挑一片没有光的草原，躺下来凝视天空，只要凝视得够久，你就会发现，流星很多、很多，每天都有。

离开青春校园之后，你会踏上一条电扶梯，电扶梯有个名字叫做“努力”。这个电扶梯一直往前，不断向上，没有休息站，没有回转站，没有终点站。在名为“努力”的电扶梯上，你的心不断地累积灰尘，努力和忙碌的灰尘，一层一层在不知不觉中厚厚地盖住你青春时明亮如清水的那颗初心。

唯一可以除尘的时刻，就是你孤独静处的时刻。

流星其实一直在那里，谁看得见、谁看不见，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你有没有为自己保留一片孤独宁静的田野。

绑鞋带的时候，你就有半分钟可以想几个问题：

“正义”和“慈悲”矛盾时，你怎么办？两种“正义”抵触时，你怎么办？

譬如在饥荒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抢一个老妇人手里的一小袋米，老妇人摔倒在地上悲伤地哭泣，而少年，因为饥饿，他的腿浮肿，几乎站不住，全身发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个少年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你旅游时当街被抢了一百块钱；你可以指认那抢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个国家里，抢劫一百块是要被枪毙的。你要不要指认？

譬如，对一个恶人没法可治，于是索性用另一个恶人去打死他，这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如果正义其实夹杂着伪装的复仇，你该不该支持呢？如果正义同时存在两种，而且两种彼此尖锐抵触，那么正义的最终依靠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个定见？

如果鞋带绑好了而对这些问题你一概不知答案，那就……再绑一次鞋带。

蔡元培在1917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那一年学校里有个聪明又认真的大二学生叫做傅斯年。他发现教“文心雕龙”的那位老师不太懂文心雕龙，错误很多，学生就商量怎么把情况告到校长那里去。

你觉得学生应该怎么进行举报？

首先要有证据。听课做的个人笔记不能当作客观证据，于是有人辗转取得老师的全本讲义，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九个错误，做为呈堂供证，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

这是学生集体对付老师了，你觉得校长蔡元培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冲突？

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学生们判断，校长有可能怀疑这三十九个挑错不是来自学生，所以学生就组织起来，分组备课，把三十九个错误的说明模拟个清清楚楚，等著校长召唤。

果然，蔡元培担心这个行动会不会是教员之间的攻讦，学生只是棋子。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学生全部找来校长室，针对那三十九个错，当场一一考试，学生对答如流。

接下来呢？

校长立刻给教授难堪？或者看见校长不立即处置，学生开始鼓噪？

结果是，蔡元培按兵不动，学生也耐心等待，那位老师继续上课，但是调课的时间一到，老师就被调走了。

这件事，无处不是尖锐的冲突，无处不是可爆燃的干柴，可是你看到几件事：一、学生冷静地准备证据，二、学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结果，三、校长依证据办事，四、校长做到改革的结果却又未伤人尊严。

真的有本事、有自信的人，做得到“外圆内方”。

人类学家，不会急著做价值批判；他一定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就是夜半丛林遇到鬼拍肩膀，他也要抓着鬼的衣袂飘飘，问清楚这鬼的阴界来历。

如果我们对所有我们坚决反对的事、仇恨的人、无法忍受的观念、不共戴天的立场，都有一个人类学家的眼光，在决定要反对和仇恨之前，先问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你这是为什么”，整个世界可能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

小王子画了一顶帽子，如果你愿意打开，你会发现里头其实是一只大象，如果你愿意看得更深一点，原来是一头被蟒蛇吞在肚子里的大象。

1756年在欧洲开始的七年战争，一方的法国死了20万人，另一方的普鲁士死了18万人。当法国的军队打进了法兰克福、法国占领军进驻歌德家的时候，歌德还不到十岁。歌德一家人，跟占领军之间，不该是一个你死我活、相互仇恨的关系吗？

可是，真正发生的却不是这样的。这个法国的指挥官，在歌德家看见了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开始问，“这些艺术家在哪里？我想认识他们。”他热爱这些敌国艺术家的作品，在艺术的面前，国界突然毫无意义。而小小的歌德，对七年战争最重要的记忆，竟然是一个敌国军官对艺术的尊重，而他自己的美学启蒙，竟然来自一个他应该要仇恨的敌人。

只要懂得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你就会发现，帽子里面其实有大象、战争里面其实有远比战争重大而长久的价值。

带著温情与敬意面对历史，也带著温情与敬意理解现实。

钱穆在战争时期为青年人写《国史大纲》，说，对自己的历史有所知的人，必然会有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接受他这句话。为什么要有温情与敬意？对于历史怀有“温情”是因为，你看到了前人的伤痛之处；保持“敬意”是因为，你懂得了前人的艰辛之处，也就是一种跨时空的设身处地。

我们今天所坚定信奉的“是”，将来可能变成下一个世代所鄙视的“非”。如果没有一种懂得，没有温情和敬意，下一代人也可以傲慢地、自以为是地拿他的“是”做为砖块来砸你的“ 非”。

就是对于现实的种种撕裂和对立，也不妨以多一点的温情和敬意去理解，温情和敬意并不抵销对真理的探求，它反而增加了真理的深度和厚重。

本文为龙应台9月22日在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