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到左宗棠，晚清收复新疆的百年之战！

文：杨光耀（读史专栏作者）

引子

1757年，在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多次战争后，乾隆皇帝再次派出两支远征军征讨准噶尔。这一次，在天花的帮助下，准噶尔战士相继死亡，军队自行瓦解，准噶尔汗国彻底覆亡。

准噶尔汗国灭亡的疆域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一是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清政府把天山北路称为“准部”，天山南部称为“回部”。

征服了天山北路的准部，并不等于控制故准噶尔汗国全国领土。天山南路的回部是十七世纪被噶尔丹可汗吞并的，现在侵略者失败，回部不愿再接受外人的统治。

回部范围即塔里木盆地的范围，这里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古西域故地，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公元一世纪的班超，都曾在这里威震列国。七世纪时，唐王朝的军队再度进入，把它归并大唐版图，但八世纪时却被吐蕃王国夺去。直到十八世纪，整整一千年之久，跟中国本土隔绝。一千年里面，这个区域发生过无数我们不知道的事件和无数传说不一的兴亡存废的变化。

所以，当大清远征军征服准噶尔汗国，越过天山南下时，所面对的已不是当年古色古香的西域，而是奇异而陌生的回部风光。

明朝嘉靖年间，在回部兴起一位伊斯兰教教主，称为和卓木，地位跟喇嘛教的达赖，天主教的教皇相似，只不过和卓木是可以结婚的，所以教主的宝座是父子相传。

现在，准噶尔汗国已经覆灭，大清远征军派遣使节到回部的都府叶尔羌（今新疆莎车），要求他们接受大清的统治。

大和卓木同意，但小和卓木反对。于是，他们宣布建立巴图尔汗国，公开跟大清对抗。大清远征军主帅定边将军兆惠遂决定进攻叶尔羌……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十三日，叶尔羌河南岸，清军大营。

定边将军兆惠在做完战前动员之后，起身上马，带领着部下官兵开赴叶尔羌城外。

数日之前，兆惠所带领的四千名官兵就已经与当地的和卓叛军交过战，结果三战皆捷，被打出心理阴影的叛军只得龟缩城中，不敢出战。

旗开得胜的兆惠对此次攻城颇有信心，在他看来，一旦攻克叛军重镇叶尔羌，便离平定叛乱不远了。

然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就在兆惠率领部队渡河的时候，桥塌了。

突如其来的事故让清军一阵骚乱。此时，渡到河对岸的只有四百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主帅兆惠。

在叶尔羌城垣上密切注视清军动向的叛军大喜过望——此时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很快，城门大开，从里面冲出了五千余名如狼似虎的叛军，向着这四百多官军包抄过来。

眼见大势不妙，兆惠迅速下令且战且走，撤回南岸。

然而，由于河里淤泥太多，人马行动都极为不便，清军在撤退过程中被叛军截成数段围攻。

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清军爆发出了异常凶悍的战斗力，“自旦至暮，杀贼千记”，在付出百余人阵亡的代价后，终于退回大营。

眼看着清军主帅在手心里溜了，叛军自然是十二分的不甘，于是一连五日猛攻清军营寨，但皆以失败告终。

叛军见“力战”无功，便想法“智取”——他们掘开河流上游的堤坝，准备水淹清军大营。

然而，清军却在营地内挖开了一道道水沟，将水排了出去。

有些黔驴技穷的叛军只好采用围困战术，以优势兵力将清军大营死死围住，企图困死清军。

但让叛军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见证了一次“生命的奇迹”。

被围清军在营地内四处掘地寻找水源的时候，不仅“掘井得水”，竟然还有“意外收获”——挖出了储粮的地窖160余座！

最令叛军哭笑不得的是，由于清军营地依林而建，他们枪炮射出的大量弹丸都嵌在了树上，结果清军 “反得铅丸数万以击贼”。

清军“三月不困”的残酷现实，让叛军一举消灭清军主帅的“希望”逐渐变成了“绝望”。

然而，更让他们绝望的还在后头——清朝的援兵到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初六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人率军三千余进至呼尔满（今巴楚县），与大小和卓亲率的五千叛军展开了激战，叛军伤亡惨重，落荒而逃。

此时此刻，战场上的火光和枪炮声惊动了数十里外被围的清军。

兆惠迅速意识到援兵已至，随即传令所有官兵整装突围。

当逃归的叛军来到自家营寨门口，准备长处一口气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竟然又有一支清军“扑面而来”！

没错，这就是溃围而出的兆惠军！

腹背受敌的叛军迅速崩溃，自相格杀践踏者不可胜计，幸存的残兵败将则逃进叶尔羌城中闭门不出。同时，兆惠与富德等人胜利会师，还兵阿克苏。史称“呼尔满大捷”。

得胜的清军经过四个多月的休整，对叛军发动了总攻。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富德与兆惠兵分两路，一路进军叶尔羌；另一路则直捣叛军老巢喀什噶尔（今喀什）。

两路清军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大和卓波罗尼都与小和卓霍集占自知不敌，纵火焚烧叶、喀二城后，带着家眷、部属一路向西逃亡。

七月初，清军追击两和卓至阿尔楚山，毙杀叛军千余，又招降被裹挟的维族百姓一万二千余人。

大小和卓至此已是山穷水尽，只得带着三四百人的残部逃入邻近的巴达克山王国（今阿富汗境内）寻求庇护。

巴达克山是个伊斯兰教国家，出于“宗教感情”，它拒绝向清廷引渡大小和卓。

但正如人们常说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大概是在老家作威作福习惯了，这两位和卓老爷竟然因为巴达克山国王“不恭”而与其开战。

结果可想而知，两和卓兵败被俘，旋遭处死，他们的头颅则被巴达克山当作“礼物”送给乾隆皇帝。

至此，持续两年多的“大小和卓之乱”彻底平定，清朝重新统一了天山南北。——现在，自康熙时期起，就与大清争斗不休的准噶尔汗国全部领土，面积约190万平方公里，由清政府改称为新疆，即新开辟的疆土——事实上是新收复的疆土之意，并入大清版图。（点击查看准噶尔的覆亡）

然而，在对叛党余孽肃清的过程中，清廷却因为失误漏掉了一个人，为数十年后新疆的动荡埋下了祸根。

漏网之鱼

这条漏网之鱼名叫萨木萨克，他是大和卓波罗尼都的儿子，当初大小和卓兵败西逃之际，他只有三四岁，由乳母带入浩罕汗国（该国又被称为“安集延”“霍罕”“敖罕”等）抚养成人。

作为一名流浪异域的落魄公子，萨木萨克生活得相当艰辛，甚至到了“糊口无资，状同乞丐”的地步。

悲惨的生活使他对清廷的憎恨愈加强烈，而“复国”的“梦想”更是不可遏止地膨胀着。

然而，单枪匹马、无依无靠的萨木萨克要凭借什么实现“梦想”呢？

凭借他的“家世”。

事情还要从200多年前说起。

明朝嘉靖年间，伊斯兰教纳克什班迪教团的第五代教主玛哈图木·阿杂木从中亚来到南疆，此人自称“圣裔”，不仅善于讲经布道，还能展示各种“奇迹”，故而很快就吸引了大批信众。

在他死后，其长子玛木特额敏继承了教主之位，进一步将传教事业继续发扬光大。

而幼子依斯哈克则自立门户深入民间传教。

在此过程中，玛哈图木的两系后裔对教团领导权的争夺不断白热化，最终使他们的信众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教派——即奉玛木特额敏为教祖的“白山派”和奉依斯哈克为教祖的“黑山派”。

其中，由于“白山派”的活动中心在喀什噶尔，所以玛木特额敏的后裔形成了喀什噶尔和卓家族——乾隆年间发动叛乱的大小和卓，以及流浪浩罕的萨木萨克，正是这个家族的成员。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萨木萨克，是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唯一的嫡系后裔——换句话说，虽然他已经“状同乞丐”，但却是所有白山派信徒的领袖。

倚仗着这个身份，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起，萨木萨克开始与南疆的白山派信徒进行联络，迈出了他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直到这个时候，清廷方才意识到境外还有和卓后裔在谋划叛乱，于是立即谕令新疆的大小官员严厉打击与和卓后裔有往来的活动。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萨木萨克的行动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

这一年的正月初三日，统治中国长达63年的乾隆帝在北京驾崩。当了三年“儿皇帝”的嘉庆帝终于结束“见习期”，开始亲掌大政。

不知什么原因，这位新上台执政的皇帝，对于其父乾隆帝严防和卓后裔的政策竟颇不以为然。他先是表示“萨木萨克，久在边外逃窜之犯，本可置之不问”；再到后来，就干脆声称“亦无萨木萨克其人”。

不仅如此，嘉庆帝甚至还刻意打击那些执行严防和卓后裔政策的官员，久而久之，和卓后裔与其死党内外勾结阴谋叛乱的事情，就再无人过问了。

清廷这种自撤藩篱的行为，对于萨木萨克及其子嗣来说，却无疑是天赐良机。二十年间，他们与其党羽逐渐完成了发动叛乱的一切准备。

萨木萨克于嘉庆初年身死，他的三个儿子：玉素普、张格尔和巴布顶则继承了乃父的“遗志”，自嘉庆末年起，不断袭扰清朝边关。

不久，新即位的道光帝就意识到和卓的后裔并未销声匿迹，而是仍在谋划叛乱，遂重启了乾隆年间的“严打”政策，但为时已晚。几年后，萨木萨克的儿子们就发动了一场震惊清廷的大规模叛乱——张格尔之乱。

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十四日，张格尔率领党羽五百余人窜入清朝境内的大阿图什回庄作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闻讯，即遣清军千余前往围堵。次日夜，雷雨交加，张格尔趁机突围而出，直扑喀什噶尔。

这时，长期受到张格尔等人煽惑的白山派信众“不止数万，蜂起造逆”，清军无法抵挡，形势急转直下。

不久，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市）、叶尔羌、和阗（今和田）等重镇相继陷落。

八月二十五日，喀什噶尔也被叛军攻陷，参赞大臣庆祥、阿奇木伯克（阿奇木伯克，为清廷任命主管当地穆斯林事务的最高长官，通常由维吾尔族上层人士担任）玉努斯等率皆殉难。

虽然在短时间内，张格尔纠集起了十余万的叛匪，但这些人多为临时煽动起来的“乱民”，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们一直没能攻陷南疆的战略要地阿克苏。

阿克苏为“回疆适中之地”，它的坚守，不仅将叛乱隔绝在南疆西四城，更为清廷调兵遣将赢得了时间。

道光七年（1827年）二月，两万余名援兵抵达了前线。伊犁将军长龄亲统大军发动反攻，由乌合之众拼凑而成的叛匪迅速溃败。

张格尔见势不妙，带着手下死党将占领区洗劫一空后逃回浩罕。同年四月，清军将沦陷地区全部收复，并开始追捕张格尔。

不久，阿克苏阿奇木伯克伊萨克收买了张格尔的岳父塔依拉克，从他那里获取了大量情报。是年除夕，张格尔再次带领党羽潜入新疆谋乱，早就得到消息的清军立即出兵抓捕，终于在喀尔铁盖山将其擒获。四个月后，张格尔被解至北京。

除掉张格尔的道光帝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没想到的是，危机才刚刚开始。

多事之秋

新疆真正的危机来自浩罕。

浩罕是乾隆初年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清朝平定南疆叛乱之后，浩罕伯克（“伯克”即“头领”之意，亦可称之为国王）额尔德尼遣使入贡，与清朝建立了宗藩关系。

起初，浩罕对清朝十分恭顺，“一切凛遵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命令”。但随着其国土的不断扩张，国力的不断增强，浩罕伯克渐渐对清朝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不仅开始自称为“汗”，甚至对新疆起了觊觎之心。

浩罕国王当然深知和卓家族的强大能量，于是借“援助”和卓后裔“复国”之机入侵新疆，就成了浩罕的一大国策。当初“状同乞丐”和卓后裔，不仅摇身一变成了浩罕宫廷的座上宾，还吃上了浩罕朝廷发给的俸禄。

而频繁出入新疆的浩罕商人，更成了和卓后裔与其南疆死党联络的重要媒介。张格尔作乱之际，浩罕国王迈买底里甚至亲率军队进攻喀什噶尔，但后来由于伤亡惨重而被迫撤退。

张格尔之乱让清廷了解到和卓后裔与浩罕之间的互为狼狈。叛乱平定后不久，办理善后事宜的钦差大臣那彦成就下令断绝与浩罕的一切商业往来，同时将浩罕商人驱逐出境，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那彦成的报复行动使浩罕当局大为恼火。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在浩罕的唆使下，以“复仇”为名带领一万余人进入南疆作乱，史称“玉素普之乱”。

虽然玉素普这次来势汹汹，但他带来的却是一群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再加上实际统兵的浩罕官员与玉素普不睦，所以仅过了两个多月，这场叛乱即宣告平息，玉素普等人也仓皇逃回浩罕。

此次乱事让浩罕的狼子野心更加暴露无遗。伊犁将军玉麟上奏道光帝，建议选派精兵，将浩罕“捣穴歼梁”；总统大军平叛的扬威将军长龄亦提出在新疆增兵的方案。

然而，此时的清朝早已褪去了“康乾盛世”的光环，国力的衰退使道光帝不得不放弃这种主动出击或是积极防御的策略，最终选择了一个“下策”——与浩罕妥协。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五月，清廷“恩准”了浩罕的四项“请求”，即：重开贸易，免除浩罕商税；归还浩罕商人被没收的财产；准许浩罕在南疆自设税吏（清廷既不向浩罕商人征税，浩罕遂自行征税）；赦免张格尔余党。

清廷无底线的绥靖政策，让浩罕人见识到了清朝对边疆控制的软弱无力，此后数年，浩罕对新疆进行骚扰侵袭愈发肆无忌惮。

就在浩罕汲汲于东侵新疆的时候，却没想到“西邻”布哈拉汗国已对自己磨刀霍霍。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春，布哈拉兴师吞并浩罕，杀其国王迈买底里。虽然几个月后，迈买底里的堂叔希尔阿里登上王位并成功复国，但重建的浩罕已没有了原来的实力。

为了拓展生存空间，浩罕再次把侵略的目光投向了新疆，他们故技重施，不断怂恿和卓后裔——也就是萨木萨克的孙辈们进入新疆发动了一系列叛乱，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虽名为“七和卓之乱”，但领头者是否为七名和卓后裔尚有争议）；咸丰二年（1852年）的“铁完库里和卓之乱”；以及咸丰七年（1857年）的“倭里罕之乱”。

虽然这一系列叛乱都被成功平定，但却使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日益脆弱。而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太平天国运动的蔓延，更让清廷无暇顾及遥远的西陲。

在清朝无能为力与浩罕侵扰不止的情况下，终于酿成了新疆近代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阿古柏之乱。

引狼入室

同治元年（1862年）春，太平军攻入陕西，反清风暴遂如星火燎原一般席卷陕、甘，并迅速蔓延至新疆。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库车发生反清暴动，办事大臣萨凌阿及维族郡王爱玛特等大小官员皆遇害。倡乱者推当地豪强热西丁为“汗”（热西丁在汉文史料里也被称为“黄和卓”），揭开了新疆大乱的序幕。

同年六月起，喀什噶尔的思的克、金相印；和阗的“帕夏”哈比布拉；伊犁的“苏丹”迈孜木杂特；乌鲁木齐的“清真王”妥明（一名妥得璘）等相继举兵反叛。伊犁将军明绪、乌鲁木齐都统平瑞无力镇压，皆自杀。新疆自此陷入群雄割据的混乱之中。

这其中，喀什噶尔的叛军首领思的克、金相印为了笼络当地的白山派信徒，扩大势力，乃遣使请求浩罕护送一名和卓后裔前来助阵。

不过，此时浩罕的日子却并不好过，确切地说是危在旦夕——俄国军队已经兵临其国都塔什干城下。

即便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浩罕人依然对新疆“念念不忘”，准备趁火打劫一把。浩罕摄政王阿里木·库里随即召见了张格尔之子布鲁素克，封他为“喀什噶尔汗”，并任命大将穆罕默德·阿古柏为其“卫士长”，总领一切大权。

是年底，布鲁素克在阿古柏等六十余人的护送下来到喀什噶尔，受到了思的克等人的欢迎。

但思的克很快就发现，那位“不速之客”的阿古柏，其实是一头入室的恶狼。

阿古柏借着布鲁素克“和卓后裔”的金字招牌，煽惑了大量的白山派信徒加入麾下，没过多久，势力竟反超思的克。

思的克当然不能容忍“外来户”阿古柏的反客为主，遂与其开战，结果战败身亡。喀什噶尔至此成为了阿古柏侵占新疆的根据地。

自同治四年（1865年）起，阿古柏相继了攻陷英吉沙尔、巴尔楚克（今巴楚）、叶尔羌、和阗等重镇，其间又收留了七千多名被俄军击溃的浩罕兵将，实力大增。

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击灭热西丁，将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市亦收入囊中，几乎将南疆地区全部鲸吞。

未几，阿古柏宣布在其统治区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即“七城汗国”），以布鲁素克为名义上的可汗，他自己则“挟天子以令诸侯”，总统一切军政大权。

然而，布鲁素克不堪沦为傀儡，他企图利用自己“和卓”的身份“感召”当地的上层人士，帮他除掉阿古柏，但这些人早已被阿古柏收买，结果布鲁素克反遭驱逐，不久客死浩罕。

在这之后，阿古柏索性将布鲁素克的兄弟子侄通通杀光，自立为“洪福汗”（又作“幸运汗”、“至幸汗”）。

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又北上攻克乌鲁木齐，“清真王”妥明投降（后来妥明被阿古柏逐走，流亡而死）。至此，整个新疆除哈密、巴里坤等少数地区外，尽皆沦为异域。

阿古柏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俄国人的警惕。

自彼得大帝时代起，俄国就为寻找暖洋不冻港制定了征服中亚乃至于印度洋沿岸的宏大计划；如今，老对手阿古柏（阿古柏在浩罕军中任职时，长期与俄军作战）竟在新疆搞出来个“哲德沙尔汗国”，实在是俄国经略中亚的一大阻碍。

为了阻止阿古柏的继续扩张，俄国抢先于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占领伊犁，消灭了那里的“苏丹”政权，并设置官吏进行统治。对于这种强占他国领土的行为，俄国人倒是给了清廷一个“十分合理”的解释——“代收”。

而这个时候，俄国的主要对手英国，也对阿古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众所周知，英、俄两国为争夺亚洲而展开的“大博弈”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在西亚和南欧地区，英国人扶植波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对抗俄国；如今在中亚当然也要“故技重施”——扶植阿古柏的“哲德沙尔汗国”阻止俄国南下。

而夹在英、俄之间的阿古柏，也明显意识到了自己的“战略价值”。他一面利用两大帝国之间的矛盾维持着自己的“独立”，一面又两面讨好，争取他们的承认。

同治十一年（1872年），俄国宣布承认阿古柏是“哲德沙尔汗国”的元首，并与之签订通商条约；

次年，英国的“盟友”奥斯曼帝国苏丹兼哈里发阿卜杜勒·阿齐兹，遣使“册封”阿古柏为“埃米尔”（即“国王”），同时送来了军事援助；同年十二月，英国也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并与之建交通商。

处于三方觊觎下的新疆，此时已是万分危急。

力挽狂澜

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克复回民义军大本营肃州（今酒泉），持续了十余年的陕、甘回民暴动至此宣告平息。解决新疆问题终于提上了清廷的日程，但在这个时候，却又节外生枝。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入侵台湾，当时清朝海防力量薄弱，不得不向日本赔款五十万两白银了事。

鉴于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奏清廷，建议对阿古柏采取“羁縻”政策，停止西征，集中财力发展海军；

而湖南巡抚王文韶则认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必视西陲军务之成败以为动静”。

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由此而起。

以当时新疆的情况而言，阿古柏“鸠占鹊巢”已有多年，而英、俄两国又觊觎不已；再加上新疆道路险远，自然条件恶劣，清朝出师征讨亦非易事。

一时间，主张放弃新疆的“海防派”在舆论上占据了上风。

不过，督师西北的左宗棠对这种“主流”朝议颇不以为然，他上疏称：“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乃自撤藩篱……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

这项建议得到了大学士文祥的极力赞成，也打动了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清廷下诏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筹划西征。

左宗棠对此次西征志在必得，他为麾下的六万名清军装备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其中不乏“M1871（即第一代毛瑟步枪）”、“雷明顿一号”、“加特林”这样的“世界名枪”，以及威名远扬的克虏伯大炮。英国人包罗杰就认为，左宗棠麾下的清军已经“近似于一支欧洲强国的军队”。

除武器装备之外，供应大军的粮草更为重要。为此，左宗棠规划了两条运粮路线，一条自兰州起运，经河西走廊运至肃州、哈密；另一条则自包头起运，经内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经这两条路线，左宗棠为大军筹措到了四千万斤粮食。

令左宗棠颇感意外的是，俄国人竟然也非常支持清朝的“西征”。前往兰州“考察”的俄国官员索斯诺夫斯基就提出，将五百万斤粮食卖给左宗棠，且“价格极其公道”——当然，“无利不起早”的俄国人是不会突然大发善心的，他们希望的是利用清军打击他们的“眼中钉”阿古柏，自己则趁机从中渔利。

相比于准备充分的左宗棠大军而言，阿古柏的形势却不怎么乐观。

当时阿古柏号称手下有“百万大军”，但实际上不过四五万人而已。即便这四五万人，士气也十分低落，其中“许多新兵都是非志愿征调来的”，导致经常出现逃兵。

在军火装备方面，阿古柏军中的武器大多为英国濒临淘汰的“过气产品”，与清军的“毛瑟枪”、“克虏伯”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最为重要的是，武人出身的阿古柏统治手段极其残暴，其手下官僚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又以严刑苛法、大肆屠杀镇压民众反抗，把昔日繁华的南疆八城“治理”得荒废萧条，百姓流离。正如俄国军官库罗珀特金指出的，阿古柏“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万事俱备的左宗棠命手下第一大将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统帅万余精锐自肃州启程西行，开始了这场晚清时代最光辉的远征。

刘锦棠出关后面对的第一个对手乃是他的“老相识”白彦虎。白彦虎本为回民暴动首领，同治十二年被左宗棠大军击败后，竟带领残部流窜至新疆投靠阿古柏，公然投敌叛国。此时，他正与妥明旧部马人得等为阿古柏看守北疆。

知悉清军大举西征后，阿古柏即命白彦虎与马人得将大量兵力集中于古牧地（今米泉）阻挡清军。

刘锦棠侦知敌情后，先与乌鲁木齐都统、帮办军务金顺合兵于阜康，之后以优势兵力奇袭黄田，迅速包围古牧地。

六月二十六日，清军开始炮击城墙，这时，得到消息的乌鲁木齐守将马人得派骑兵数千来援，又被清军击溃。

二十八日，古牧地城墙被大炮轰塌，清军顺势发动总攻，将城内的六千伪军几乎尽数歼灭。

攻克古牧地后，刘锦棠从缴获的文书中获悉乌鲁木齐防守空虚，遂一鼓作气于次日进兵收复乌鲁木齐，旋又克复呼图壁、昌吉诸处，白彦虎、马人得狼狈逃往南疆。

九月，清军收复玛纳斯，至此，除俄国窃据的伊犁外，北疆宣告光复。

是年冬，大雪封山，清军攻势暂缓。阿古柏趁机加紧布防，在天山隘口处的达坂、吐鲁番及托克逊部署重兵，企图阻止清军南下。

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经过一冬休整的清军发动了新的攻势。初四日凌晨，刘锦棠率军突进至达坂城下，将该城团团包围。

次日，清军架炮攻城，其中一发炮弹击中城内火药库，引发剧烈爆炸，伪军伤亡惨重，陷入一片混乱。清军趁机发动全面进攻，消灭伪军二千余人，生擒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将达坂一举收复。

就在刘锦棠进攻达坂的同时，广东提督张曜、四川提督徐占彪也奉左宗棠之命自哈密、木垒兵分两路奔袭吐鲁番，沿途收复七克腾木（今七克台）、辟展（今鄯善）、哈拉和卓（今胜金）等地。

三月十四日，清军攻克吐鲁番，守将马人得投降；同日，刘锦棠部主力攻克托克逊，驻守该城的阿古柏次子海古拉焚城逃去。

旬日之间，阿古柏苦心构筑的“天山防线”即土崩瓦解，南疆八城门户洞开。

左宗棠迅猛凌厉的“闪电战”使阿古柏政权大受震撼，大小伪官人心惶惶，长期受到压迫的南疆百姓更是纷纷投效官军，“或为向导，或随同攻伐”。陷入绝望的阿古柏“日夜忧泣”，乃于是年四月暴毙于库尔勒（其死因有自杀、他杀等诸多说法）。

此后，他的几个儿子又因争夺“汗位”而爆发内讧，虽然没过多久伯克胡里就从这出“手足相残”的戏码中胜出，但是“哲德沙尔汗国”已是摇摇欲坠。

眼见苦心扶植的“哲德沙尔汗国”行将覆灭，英国人于心不甘，于是出面“调停”，企图以伯克胡里向清廷“称臣纳贡”为条件，继续维持“哲德沙尔汗国”的存在。但此“建议”遭到了左宗棠的严厉驳斥，清廷亦不为所动，乃于七月下诏，命清军“戮力同心，尅期进剿”。

实际上，当时的英国已经卷入了巴尔干半岛的“俄土战争”，与沙俄、奥匈等国角力，根本无暇东顾；除了给予“哲德沙尔汗国”一些外交上的“支持”外，实在爱莫能助，只能坐视这个“东方盟友”的迅速覆灭。

八月初一日，刘锦棠自托克逊出兵，发起了最后的攻势。当时，白彦虎为阻止清军南下，先将喀喇沙尔、库尔勒的百姓掳掠一空，而后决都河之水，漫灌百余里。

九月初，清军涉水收复两城，随后一路追击白彦虎，六日之内，疾驰九百里，解救维族难民十万计。在进军过程中，左宗棠派手下随军设立善后局，“招耕牧，筹籽种，治涂（涂同“途”，即道路）造船，以通商贾”，维族百姓“争思归附”。

九月十八日，刘锦棠军抵阿克苏城外，受到当地百姓的热情欢迎。

二十日，清军克复乌什，白彦虎率残部西遁。

随着清军的胜利推进，之前曾投降阿古柏的清朝官员亦纷纷“反正”。

十月，前清朝阿奇木伯克尼牙孜自和阗出兵围攻叶尔羌，响应清军西进。盘踞于喀什噶尔的伯克胡里得报大怒，亲自率兵击败尼牙孜，并进取和阗。

就在这时，前绿营守备何步云、章京韶英又率满汉官兵数百人在喀什噶尔汉城（“汉城”即满汉官兵与其家眷生活区，喀什噶尔汉城即今日之疏勒）起义，伯克胡里被迫回兵，纠集白彦虎仅剩的百余残兵进攻喀城。

此时，驻军于阿克苏的刘锦棠已得到起义官兵的告急文书，于是兵分三路进取喀什噶尔。

十一月十三日中午，清军抵达喀城郊外，敌兵不意清军猝至，“皆骇溃，安夷（即浩罕人）禁杀不能止”。

次日凌晨，清军收复喀什噶尔。伯克胡里与白彦虎见大势已去，连夜带领亲信死党逃往沙俄境内。

随着伯克胡里的败逃，其余伪军已无心恋战。十一月十七日，清军复叶尔羌；二十日复英吉沙尔；二十九日复和阗。至十二月初，南疆地区完全光复。

大清王朝，也是中国帝王时代，最后一次用兵西域，至此圆满落幕。新疆脱离中国版图14年之后，再入版图。

左宗棠自光绪二年四月出师，至三年十二月大功告成，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荡平了浩罕人建立的伪政权，使新疆避免分裂危机，是为“同光中兴”第一武功。

尾声

新疆乱事平定之后，清廷即照会俄国政府，要求他们归还“代收”的伊犁。

当然，俄国人是不愿意的——已然吞到嘴里的肉岂能再吐出来？

实际上，当初俄国人对清廷宣称“代收伊犁”，完全是认为清朝无力收复新疆——既然清朝不能收复新疆，俄国自然就能一直“代管”伊犁，直到变成“直管”。

但让俄国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半路竟杀出个左宗棠，把他们的“如意算盘”彻底打乱，事到如今，也只好跟清廷“耍赖”了。

而清朝方面，由于左宗棠立下不世之功，清廷深畏其“功高震主”，故不再希望由他主导接收伊犁，于是派出时任左都御史、奉天将军的满洲贵族崇厚，前往圣彼得堡与俄国人谈判。

按照教科书里的说法，崇厚也是洋务运动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但他的业务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剑桥中国晚清史》就评价崇厚“是一个颟顸无能的满洲贵族……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

清廷派出这样一位“全权大臣”与贪婪狡诈的俄国人谈判，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崇厚一行抵达了圣彼得堡，开始与俄国谈判。本就昏聩糊涂的崇厚，很快就在俄国官员的阿谀奉承下变得晕头转向。

次年三月，俄国人向崇厚提出了分界、通商、赔款等条款，内容大略如下：

一、伊犁城西部、南部的大片领土及军事要地皆割予俄国。

二、俄国在新疆与蒙古的贸易免税，并增设七处领事馆。

三、俄国船只可自由行驶于松花江上。

四、清廷向俄国“补偿”军费五百万卢布（约合二百八十万两白银）。

面对俄国人的狮子大开口，清廷大为震惊，认为不可接受，总理衙门随即电令崇厚不得签字。然而当年的八月，崇厚竟违抗命令，擅自前往黑海畔的里瓦几亚宫与俄皇签约，之后匆匆回国。

《里瓦几亚条约》的签订，甚至连欧美诸国都感到“震惊”。美国学者马士就指出，“这些条件，只会是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但绝不能是由两国普通交涉的结果所产生的”。

清廷得知崇厚擅自签约后，举朝哗然。朝中“清流派”官员纷纷上疏，要求立诛崇厚。居中执政的两宫皇太后也是勃然大怒，下旨将崇厚“革职拿问”，不久即定为死罪。

这时，督师西北的左宗棠也自肃州移节哈密，准备武力收复伊犁。俄国见势不甘示弱，不仅在中亚增兵，还派军舰在中国东部沿海游弋，以威胁清廷。

迫于朝中“清流”的舆论压力，清廷这次罕见地对俄展现出了“强硬”姿态，但实际秉政的两宫太后及恭亲王深知与俄开战胜算不大，且经过长期内战的清朝亟待休养，故实际无意再启战端。

不久，清廷就下旨缓赦崇厚，并将左宗棠从哈密召回，向俄国示好。

俄国人此时的处境也不容乐观，虽然他们在“俄土战争”中取胜，却因庞大的军费开销导致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又在巴尔干问题上与英、法、德、奥诸国失和，国际地位空前孤立，故而“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于是不久之后，谈判再启。

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初三日，清廷以驻英、法两国公使、大理少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为钦差大臣与俄国进行第二次谈判。

曾纪泽受命之后，详细研究了伊犁的地理状况，以向俄国索回领土为最大目标；同时又在外交上争取到了英国的支持。

是年七月，曾纪泽抵达了圣彼得堡，开始与俄方谈判。谈判中，曾纪泽在通商、赔款方面稍事迁就，却在领土方面与俄国代表争论激烈。

经过五个月的漫长辩论，沙皇政府终于批准了新条约——《圣彼得堡条约》（即《伊犁条约》）。

按照新条约规定，俄国将伊犁地区的大部分领土归还（伊犁西部的少部分领土除外）；俄国在新疆地区的贸易改为“暂时”免税；新增设的俄国领事馆由七个减少到两个；俄国船只不能驶入松花江；清廷赔付的“军费”则由五百万卢布增加到九百万（约合五百万两白银）。

虽然这次改订的中俄条约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清朝总算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了部分领土，在晚清之际可称得上是难能可贵。

经过“阿古柏之乱”和俄国强占伊犁事件，清廷终于认识到了新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意义，遂于光绪八年（1882年）废止了南疆地区沿袭百余年的伯克制度，开始设立郡县。

两年后，清廷正式下诏建立新疆行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新疆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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