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的某个角落，他们从不畏惧死亡如影随行

选择来到叙利亚这个国际瞩目的战乱国家，就必须担当起一个大马士革驻站记者的责任。我的责任之一，就是确保在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整个团队绝不怯场。

目前在大马士革的团队里，最让我自豪的是，不管经常合作的线人还是摄像，团队成员都是“全能型”人才——“线人”能拍，摄像会采，甚至我一度认为，如果不是给中文频道连线，我的“线人”都能在镜头前对当前的局势款款而谈。

△ 央视记者 徐德智

美国“9·11事件”是我“入坑”新闻事业的开始，还在上初中的我，因此“燃”起告诉别人世界脉动的使命感，而新闻媒体恰好是说出真相的机构。

然而，没那么简单。

自从来了叙利亚，我才彻底领悟到“话语权”这个模糊的概念到底有多么重要。

△  徐德智在战区采访，防弹背心很可能成为危急时刻的救命稻草。

昨天，或许美英法三国仅仅炸毁了叙利亚政府境内三个目标，但自从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把持着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却在叙利亚进行“狂轰滥炸”。

从在救护车里“忘记哭泣”的奥姆兰，到遭“化武”攻击一个个口吐白沫的小孩，西方媒体以无法抗拒的姿态强势介入叙利亚，以天生的优越感挥舞着“人道主义”和“化学武器”两个大棒，让叙利亚政府百口莫辩。

哪怕是关于奥姆兰的谎言被拆穿，哪怕化武疑云的“剧本”用了不知道多少遍，那些让很多同行们都感到毫无逻辑的说法，却一次次成为不少媒体口中斩钉截铁的“证据”。

在叙利亚，我深深感到一种无力感。

哪怕我们振聋发聩地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停下来，用理性想想眼前所见，再决定应该怎么做，也无法阻止美英法联军的袭击，因为西方媒体主导着舆论。我们在努力地传递在叙利亚的见闻，正义和真相，不会迟到。

《坚守战地1200天》

作者/焦翔

坚守战地1200天，我对世界有了新的领悟。

2011年1月，我刚到埃及，骚乱就爆发了。镜头下，百万示威民众与军警对峙，年轻人在催泪瓦斯中被打得头破血流。在博物馆，埃及法老的珠宝遭到洗劫，四千年的文物化为满地的碎片，博物馆馆长痛哭到几乎窒息，他问我：难道这就是西方想要的民主？

驻外第七个月，我冲进北约轰炸下的利比亚。恐惧笼罩着的黎波里，空气中仿佛嗅得到死亡的味道。为了躲避空袭，卡扎菲把国家电台等敏感机构都安置在外国记者下榻的酒店楼下，如此一来，我们就成了他的“人体盾牌”。爆炸总把黑夜变成白昼，玻璃被震得嗡嗡作响，几乎碎裂。每次惊醒，我都要使劲掐一下自己的脸——真疼，我还活着！

△ 焦翔（左二）在叙利亚

在兹利坦，我们陷入围困，炮弹、子弹从四面八方袭来。等待着不知是否会到来的救援，我的脑海中尽是外国记者被虐待、被斩首的画面。那一刻，我想起2008年本报一位驻外记者的来信。与其说是一封来信，不如说是一份遗嘱。他在信中说：伊斯兰堡天天爆炸，天天死人，我相信生死有命，就不撤了，如有意外，我的财产都归我父亲所有……人民日报历史上那么多记者都经受住了生死考验，我又岂能做第一个胆小鬼？！振奋起来，我把握住短暂停火间歇那转瞬即逝的机会，成功突围！

日复一日闻听轰炸枪击，我的右耳被震坏了，因为没能第一时间回国治疗，医生说我可能永远都会失去四成听力。但我还是选择了坚守，选择在战地采访中让我的青春绽放！

△ 焦翔在利比亚一处被炸毁的粮仓里，天花板上有两个导弹打穿的窟窿。

驻外第500天，我请缨赶赴新的战场，在叙利亚一驻就是两年。大马士革，千年古城，万劫不复。仅仅40平方公里的城区里，一天会落下70多枚迫击炮弹。汽车爆炸发生后，我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却撞见了躺在路边还没炸开的“人体炸弹”。为了躲避反对派武装随时可能射来的冷枪，我不得不把汽车开到时速220公里……

一场持续10天的激战，让15岁的女孩莱拉失去了父母和弟弟。她就在一间漆黑的地下室蜷缩着，直到听不见枪声的那一刻。“带我去中国吧！我可以嫁给你，假如你有妻子，我可以当你的第二位妻子。带我走吧！”我无言以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上所有的钱留给她，转身离去。但她的哀求声还不时萦绕在我的耳畔。

△ 焦翔在汽车炸弹的现场采访

那一刻，我领悟到作为一名中国记者的责任，我要把中东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忽视自由与平等，忽视经济与民生，轻信西方的承诺，盲从泊来的民主，就是葬送自己的美好家园。1200天的坚守，凝聚在我100万字的文稿、6万张图片和大量视频报道中。

如今，我的同事们依然奋战在全球动荡之地，奋战在埃博拉疫区，给世界注入中国的观察视角、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正义声音。我为自己成为这支光荣队伍中的一员而自豪。

讲述者/杨臻

我是一名记者，在叙利亚呆了两年半的时间。

说起叙利亚，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想到战乱，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她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叙利亚就有6个。

△杨臻（右一）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采访

我第一次去叙利亚的难民营采访，那是政府军刚刚收复的一个小镇，在大马士革郊区。此前被围困在那个小镇里的平民，都被临时安顿在这个难民营当中。

我看到一位小女孩儿，大概就三四岁的样子，瘦得皮包骨头，但是眼睛很大、很漂亮。她刚刚到难民营，看到水和大饼后说的第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说：“妈妈，我们这是到天堂了吗？”

我把一粒从国内带过去的大白兔奶糖递给她，她拿着端详了半天，然后把它含在嘴里，突然躲到她妈妈身后大哭起来。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她的妈妈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在交战区里，一包白砂糖标价超过100美元，我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还不知道甜是什么滋味。”

△ 2016年12月11日，在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南部，亲叙政府民兵武装“沙漠之鹰”的成员聚集在营地中。(杨臻摄)

“饥饿”和“绝望”，是我听到最多的词。就是一粒我们司空见惯的大白兔奶糖，那天却让我尝到了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苦涩。

但叙利亚也不只有苦涩，也有很多快乐，也有梦想。

比如，让人印象深刻的叙利亚国家足球队。2017年，中国队在西安迎战叙利亚。那天，我们在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看了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咱们在主场0：1输了。我很郁闷，坐我边上一位叙利亚朋友，半开玩笑地安慰我说：“我们啥都输了，总该赢场球吧？”

后来，叙利亚又爆冷赢了亚洲劲旅乌兹别克斯坦，主教练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泣不成声，他说：“这不是我的胜利，而是整个国家的胜利，是叙利亚人民的胜利。”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主教练眼泪背后的心酸，可能只有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叙利亚的人，才会深刻地体会到——在过去的将近七年当中，多少球员被战争剥下了身上的球衣，换上军装，奔赴战场；又或是穿上救生衣，穿越冰冷的海水，落难他乡。

这些年，他们已经输掉了生命，输掉了亲人，输掉了家园。

战争所带来的，不只是冷冰冰的伤亡数字，是无数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是无数个本该像我们一样有温度的人。

所以每次采访，我都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是否勇敢这件事，我只是害怕，我所做的配不上他们的苦难。

很多时候，我也会感到无力和迷茫。因为我所做的，并没有改变这场战争的走向，也无法改变叙利亚人生离死别、流离失所的命运。

虽然说战争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结束，不管哪一方最后赢得这场战争，但最大的输家永远是这些无辜的平民。

一直以来，战地记者都是新闻行业中的高危人群。他们的工作就是力争在被不可预料的枪击、炸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将战争记录下来，向世界真实传递战争的残酷。

△ 在绥远前线的方大曾

△ 方大曾摄影作品：绥远抗战中的骑兵

△ 海明威（左三）和妻子玛莎（左一）在韶关附近战地

1937年至1938年，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1944年，海明威随美军去欧洲采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受重伤，但痊愈后仍深入敌后采访。

海明威还来到了中国，经由香港，辗转抵达华南前线第七战区。他发表了六篇有关中国战场的报道，并预言：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

在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开头，他引用了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同名诗作，表达了对战争的抨击与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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