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冯韵娴,媒体人、战地记者
这样的一个夜晚,在酒店里的每一个人都深刻体会到了在战争中,利比亚老百姓所经历的那种无望和无助。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我们有一个同事把他的防弹衣搞丢了,原因是他太热了,想脱下来喘一口气,然后等他转头再回去想把防弹衣穿上的时候,就发现防弹衣不见了。
后来,我们发现那件防弹衣,穿在了另外一个女记者的身上。
以下为观学院整理的要点导读
我叫冯韵娴,是一名媒体人,做过三年的主持人,五年战地记者,写了一本小书叫做《生死96小时》,讲的是我和30多名国际记者在利比亚战地逃脱围困的整个经历。
我能和大家分享的只有我真实的经历和在那里发生的一切的细节,这段经历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它给了我一个机会去体验极端环境下人类做出的非正常选择。它让我切身理解了人们会做出这种选择背后的动机和原因。
下面我讲三个故事。
那时的的黎波里即将被反对派攻陷,卡扎菲逃亡的前夕,原来和我们同住酒店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卡扎菲政府的新闻官都悄无声息的没有影了,政府军也不放我们出去。路透社的记者曾经试图硬闯,但是被我们酒店上方的狙击手打了回来。
在此之前的十几个小时,我们用了一切有可能的手段进行自救。
很多时候人怕的不是危险本身,人很多时候是被自己的想象吓死了。我们有一个英国的记者突然之间就癫狂了。他背起他的包,想从二楼直接往下跳,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我还有老婆,我还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我还不想死。
然后那个时候路透社的记者就把1米9的大汉硬是摁在地上,劝服他,不要轻举妄动。
这样的一个夜晚,在酒店里的每一个人都深刻体会到了在战争中,利比亚老百姓所经历的那种无望和无助。
但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我们有一个同事把他的防弹衣搞丢了,原因是因为他太热了,想脱下来喘一口气,然后等他转头再回去想把防弹衣穿上的时候,就发现防弹衣不见了。
后来我们发现,伊朗台的女记者利兹穿着那位男同事的防弹衣。
那位丢防弹衣的男记者就说,要不然就算了,防弹衣就给她穿吧。我们所有人都不同意,因为我们也会担心我们同伴的安危,更何况我们四个人其实都穿着防弹衣,如果他没有的话我们也说不过去。最后是另外一名男记者,替他要回了防弹衣。
就那一幕情景,直到现在我们都很难释怀,我们觉得战争突然之间把我们变成了一个特别冷漠的怪物。那一年其实我才24岁。但是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了。
其实这个姑娘就是利兹,她其实并没有因此疏远我们。
极端环境下人类会面临着非常密集的道德选择难题,我们其实不仅拿走了防弹衣,我们还打劫了小卖部,毫无犹豫地拿走了食物。
亚当斯密认为,尽管每个人都是有存有私心的,对自己的爱护必定是会多过他人,但他们却不会将这种自私的态度直接表露出来,也不会公开这种态度行事,否则的话他将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甚至还能够招来敌对的态度,人生存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下,必定要依赖于他人的支持才能够生存和发展。所以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人必须要压抑自己的私心,使它下降到一个别人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这样的机制在一个安全的并且社会关系非常稳固的环境下,是会自发产生的。
但是在战争的环境下资源极度的匮乏,小到单个个体之间,也很容易会产生这种丛林的环境去争夺生存的权利。我很难想象,如果要我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不断地密集地去接受这种道德上的考验的话,我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马克思曾经有过论述,寻求“合乎人性生长的环境”,这段经历打开了我对生命和世界的包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不再费力去追求单个人的品性良恶,而是更加在意如何去创造一个鼓励人表达善的一个环境。
有一天晚上我们想找吃的,就去雷克索斯酒店的厨房找。然而,厨房干净得过分。我们正巧就跟一个政府军的看守撞了一个满怀,但是政府军士兵他并没有责怪我们到处乱跑,反而还带着我们去找其他的食材。后来才知道,他是酒店的厨子,我很惊讶,连厨子都是情报机构的人员,都是情报人员。
我们和默罕默德吃完饭之后就在楼道里面聊天,才知道他今年18岁,是一个孤儿,三岁的时候就被卡扎菲捡了去抚养成人。他主要工作就是帮卡扎菲烧饭,还有尝他菜里有没有毒。
我说尝菜里有没有毒,你难道不害怕吗,然后他一句话就把我怼回来了,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为了他什么都是值得的。
他的人生其实从懂事开始起就是跟着卡扎菲的,他的逻辑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嘛。他拿起枪的唯一理由不过就是卡扎菲对他有养育之恩。
更叫人唏嘘的,其实这份养育之恩在我们看来它也并不纯粹,但是他确实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终于明白就是他身上超出普通年轻人的成熟和眼力劲是哪里来的。
他是一个孤儿,需要不停地依靠做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被需要被爱,证明自己是有用的。后来跟我们聊开心了。默罕默德就说你不用担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卡扎菲是战无不胜的。他的世界其实是卡扎菲为他构建的,所以他也只能够相信卡扎菲称王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后来在跑出酒店的时候,我就试图去说服穆罕默德,告诉他,卡扎菲已经输掉了战争。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特别难,但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必须以最短的时间去接受这个现实,并且计划好怎么跟我们一起走。
但是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默罕默德当时看我的眼神,那个眼神里是愤恨和不解,他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事实。
同行的老看守先接受了现实,他站起身来,先是掩面而泣,然后嚎啕大哭。突然之间,卡扎菲给他们构建的世界,倾刻崩塌。但默罕默德说他不会走,他要帮卡扎菲看财产。
就没有什么事值得去用生命付出的,这是我最后跟他说的那一句话。
默罕默德他是一个孤儿,他的世界只有卡扎菲,没有卡扎菲的世界,他也不知道该去哪。可那个时候的我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让他明白,这种一厢情愿的忠诚,最后换来的一定会是辜负。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战争恐怖的逻辑。只要一旦拿起枪你就是我的敌人。无论你是谁,都逃脱不了这样的逻辑,就是天性再善良的人也不行。
这是在我眼前真实上演的悲剧 ,一出无解的悲剧。
第三个故事,是我们记者之间发生的一个事情。
在利比亚采访的外国记者分成两派,一派是西方记者,鄙视卡扎菲政权,但是中国俄罗斯伊朗还有委内瑞拉的记者,相对地同情卡扎菲政权。
因为命运的捉弄,我们38个人最后就一起被囚禁在了这个酒店里面。谁也出不去,就过起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
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事,打破了僵局。CNN的美国记者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的摄影器材因为战争原因,没有运进酒店。当时他们没有办法向外发出一条信息。
碰巧的是我们有两套摄影器材。
按照道理来说,同行是对手,我发出了你不能发出的报道,也就意味着我在传播上有很大优势。
另外一方面,因为电量原因,如果我们把仅剩的一套备用设备给到他们的话,我们可能报道的时间就会直接缩减一半。尽管矛盾,但后来我还是把设备借给了马修,因为我们同处困境,需要共同脱困。
结果隔了两天,马修说,冯这个我可能暂时还用不了你的设备,CNN总部的法务问我用你们的设备,有没有法律风险。他还特别不好意思,说我们法务想让你写个条,就这个设备如果将来有什么事儿,我们先不担责任。
我就很爽快答应了。结果令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CNN的记者他在向美国做直播连线的时候,当着亿万观众的面,认真而又诚恳地向我们和CCTV表达了感谢。
后来我发现其实马修这段时间,他除了直播连线之外其实没有做一条新闻,他直接拿我做的片子就在CNN里,没有任何剪辑地滚动播出,连配英文配音都没上,直接用的是中文的原声,底下加了英文字幕。
直到我离开的黎波里,当时CCTV的同事在口岸接我们的时候跟我说,你出名了。我说什么,他就说你做的新闻CNN都给你滚了好久了,一天都在滚,其实我当时就听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马修做的这一切,他根本就没有做新闻来跟我们去争抢舆论。
然后那一刻我真的是特别地感动,然后我们用彼此的真诚地攻破了意识形态上的那一堵墙。
八年过去了,利比亚仍然是战火不断、民不聊生。当初西方政府那些发动战争的理由,如今荡然无存。当初卡扎菲撕破喉咙喊的警告,一一应验。早在2011年的时候,他就说推翻利比亚政权,基地组织就会去欧洲。利比亚的悲剧其实是必然的,西方想要的并不是它的繁荣或者是民主。西方想要的只不过是它的石油,当一个国家丧失最基本的统一与和平的能力的时候,它也只能够容为其他国家攫取利益的一个地方。
一代枭雄卡扎菲的预言成真,但他已经死了,西方也为他们的自私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这片被战火蹂躏的土地上赢的人都输了。我的三个小故事就讲到这了。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观学院
责编|于杨
审核|邱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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