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商业,自古两难全。
黎巴嫩影片《何以为家》内地票房已经达到2.59亿了。
在这个被《复联4》碾压的国内档期,只有这部影片真正做到了全身而退。除此之外,《何以为家》片头的棕榈叶也提醒着我们,这是一部戛纳系的作品。
与柏林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每况愈下相比,戛纳国际电影节如今被越来越被看作是艺术电影的终极殿堂,用贾樟柯的话说,这是一个尊重电影的地方,宁可在这里失败,也不想在任何其他地方成功。
贾樟柯在戛纳起飞
这并不是“戛纳吹”们的夸张言辞,纵观这些年三大电影节的入围影片质量,一部影片如果可以获得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提名,这种肯定甚至已经高过柏林金熊奖和威尼斯的金狮奖,有些导演宁可入围戛纳次一级的官方“一种关注”单元,甚至会放弃柏林主竞赛的邀请。
然而这些全世界“逼格”最高、艺术层面最进取的影片,内地观众很难有机会在影院中看到。即使有少部分影片能够顺利在内地发行放映,每部影片进入市场后的命运也不尽相同。
在戛纳电影节即将开幕、《何以为家》征服内地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回顾下戛纳系的影片,中国观众到底买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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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能通过院线,与广大观众见面的,自然是华语电影。
华语片与戛纳电影节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末,台湾《荡妇与圣女》于1959年入围,成为首部在戛纳主竞赛单元亮相的华语电影。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李翰祥与胡金铨的作品也陆续入围,但彼时两岸三地政治环境不同,这些华语进入内地自然无从谈起。
华语电影真正在戛纳崭露头角,已经是80年代末了。
陈凯歌、张艺谋们凭借现代的美学风格进入西方视野,第五代导演走上历史舞台;台湾新电影运动此时也风起云涌,贡献出了侯孝贤、杨德昌等大师级的导演。
此时欧洲轰轰烈烈的电影运动已经进入疲软期,这些来自亚洲的影片艺术上大胆创新,又诞生于政治和文化环境与西方迥然,满足了西方学者和观众的好奇,也很好的扩充了世界电影史的版图。
在这里赘述一句,如今阿拉伯导演和东南亚导演身上发生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上述历史的重演。
在这种环境下,陈凯歌是第一个拓荒者,也是第一个受益者。
从1988年开始,在此后的十几年里,陈凯歌成为戛纳的宠儿,先后有《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风月》《荆轲刺秦王》五部长片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巅峰之作《霸王别姬》成功获得金棕榈大奖,堪称国产电影艺术巅峰。
2002年他与诸多电影大师同列,合作拍摄了影片《十分钟年华老去:小号篇》,其在国际影坛的影响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与陈凯歌比肩的,自然是张艺谋。张艺谋在柏林和威尼斯受到的褒奖更多,但在戛纳也有过高光时刻,《活着》曾经在这里斩获了评审团、最佳男演员、天主教人道主义精神三项大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也曾入围主竞赛单元。
可以说在21世纪前,陈凯歌、张艺谋就是国产电影在戛纳的两张名片。
陈凯歌
此时的内地电影市场已经起步,但陈凯歌的电影并没有一开始就获得那时观众的认可。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1987年拍摄的《孩子王》,参加的却是1988年的戛纳影节,原来《孩子王》拍摄完成后,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据说当时在全国只卖出了一个拷贝,而这个买家便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之后陈凯歌才带着《孩子王》来到戛纳,遇到徐枫一起合作《霸王别姬》,这是后话。《边走边唱》的情况也差不多,影片也没有在国内大规模公映过,真正让普通观众认识到陈凯歌电影魅力的,还是《霸王别姬》。
虽然一开始在审查方面遇到了麻烦,《霸王别姬》当时确实在国内的的确确上映过。在斩获金棕榈大奖后,影片得以在内地影市上映,按照新影联负责人的说法,《霸王别姬》在那个年代拿到了超过4000万的票房,以当时低廉的票价和银幕数而言,这个票房堪称奇迹。据说影片是在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后,才得以顺利进入院线,这个说法有待考证。
陈凯歌最后一部入围戛纳的长片是1998年的《荆轲刺秦王》,这部投资超过7000万的大片却在市场上得到了极端的反应,影片票房却在1000万左右上下,曾经艺术和商业都能呼风唤雨的陈凯歌此时在市场失宠,从客观上这也导致了整个第五代导演随后的转型。
张艺谋的运气则没有这么好,因为种种原因,《活着》始终没有获得内地上映的机会,倒是在北美小规模上映,获得233万美元的成绩。《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情况则稍好一些,这部更加通俗的影片在1995年拿到了4000万票房的成绩,在当年所有上映的国产片中位列第三。
然而那年最卖座的电影票房成绩是1.03亿,片名叫做《真实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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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12日,内地市场才迎来首部分账大片《亡命天涯》,但这种感官刺激强烈、高度类型化叙事的好莱坞商业电影,已经成功征服了内地观众,好莱坞电影迅速生根发芽,重新塑造了普通观众的观影需求,改变了观影传统。
《真实的谎言》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势必将进一步压缩艺术电影的市场空间。1995年的内地票房冠军,已经是施瓦辛格主演的动作大片《真实的谎言》,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电影文化多样性的一次驱逐。
商业电影往往迎合主流价值观念,以娱乐观众的方式获取利润,这种保守的姿态,恰恰与戛纳系所代表的艺术电影秉持的理念,有违背的部分,但如果说戛纳电影就真的曲高和寡,只拍给影评人和文艺青年看,拒绝普通观众,那也言过其实。
许多戛纳系的片子,在没有内地正式引进的前提下,依然获得了较高的口碑和广泛的认知度。
北野武的《菊次郎的夏天》,动画电影《我在伊朗长大》,朴赞郁的暴力史诗《老男孩》,李沧东的《诗》,哈内克的《爱》,这些影片哪位影迷不是如数家珍?
《美丽人生》
而像《钢琴家》《美丽人生》这样的戛纳系经典影片,上映时因为种种原因悄无声息,票房反响平平,更多的是依赖网络口碑积累,如果放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这样的影片票房必定不会以百万级别的票房收场。
所以,与其说戛纳电影节拒绝商业电影,不如说拒绝艺术方面乏善可陈的影片。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对立面,一部高度类型化的商业电影也可以同时具备艺术属性。
戛纳选片的时候,也会从题材的多样性、明星曝光度、影片影响力等多方面进行考量,由此也吸纳了不少好莱坞电影来到戛纳,与态度上更加纯粹的艺术片同场竞技。
只不过不凑巧的是,这类影片与之前提到的那些一样,往往没有得到引进内地发行放映的机会。
《罪恶之城》也是戛纳系的片子
动画电影《怪物史莱克》,歌舞爱情片《红磨坊》,奇幻片《潘神的迷宫》,悬疑犯罪片《洛城机密》《罪恶之城》,再到近年的《无耻混蛋》《边境杀手》,这些入围戛纳的好莱坞大片,内地观众依然会选择各种渠道进行观看,其中很多也被影迷奉为经典。
如果这些影片能够适时在内地市场获得机会,其商业表现依然令人期待。
上述这些影片有一个共同点,在秉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探索类型叙事的宽度之外,均有较强的情节驱动影片发展,而非像大多欧洲艺术片那样以风格来取胜,拥有较高的可接受度。
而那些风格化的影片,如果有广泛认知度的明星压阵的话,其票房表现往往也不会太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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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近些年在国内上映的戛纳系影片,内地观众到底会不会买账。
《通天塔》的导演是如今大名鼎鼎的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影片于2007年3月13日在全国上映,相比国外版本删减了5分钟,但基本不影响完整理解影片。
此时正是内地电影市场飞速发展的前夜,但有布拉德·皮特这样的明星压阵,影片还是取得了1504.9万票房成绩,表现尚可。
2011年的《艺术家》虽然是戛纳入围影片,但其随后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即使有这样的奖项双保险,但“默片”的形式、缺乏明星、引进时间太晚等多重原因的促使下,《艺术家》内地票房只有424.5万。
借着便是去年上映的金棕榈影片《小偷家族》,是枝裕和已经在国内影迷圈积攒口碑多年,《小偷家族》是引进内地的第二部影片,在得当的宣发和档期的作用下,影片在内地取得9674万的票房成绩,成为有史以来内地最卖座的日本真人电影。
再者就是《何以为家》,这部黎巴嫩影片取得2.59亿票房后,已成为近年来最大的市场黑马。
在《复联4》压倒性的排片和票房表现下,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反刍,在影片质量过硬、可接受度高的前提下,这种联动效应带动了影片票房大幅度增长。
而第六代导演里,贾樟柯有三部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在内地上映,票房成绩分别为《二十四城记》的144.4万,《山河故人》的3225.7万,《江湖儿女》的6994.9万,这样的票房递增情况,也反映着内地市场的发展和电影观众审美的多元。
而高度风格化的影片,在内地市场依然难奏凯歌。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在戛纳摘得最佳导演大奖,影片也成为其首部引进内地的作品,但6140.6万的票房成绩在如今的内地市场只能算是波澜不惊。
最后再来看看王家卫。
在他的戛纳作品里,恰巧是他评价较低的两部《2046》《蓝莓之夜》在内地上映过,前者在2004年十一档期上映却遇冷,总票房只有3000万左右,这是8年后《一代宗师》上映首日的票房成绩;而《蓝莓之夜》就更加惨淡了,仅有1207万元票房进账。
日前传出消息,泽东影业重新修复了王家卫的大部分经典影片,其中也包括戛纳系的《花样年华》和《春光乍泄》。时隔多年,这两部经典影片如果在内地上映,市场表现会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
总体而言,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随着院线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观众的审美层次和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以戛纳系为首的艺术电影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普通观众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了解这类影片。
逼格再高的影片也得接受市场的检阅,但是,让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电影都能找到受众,这才是一个市场真正成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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