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莫言在山西说了段顺口溜！他还这样点评当年的《红高粱》…

对话

山西晚报记者：很多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文学生命就终止了。而你却没有，同时你的创作变得“五花八门”起来，为何有这样的转变？
　　

莫言：我获得诺奖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沉寂了一段时间。2017年，我开始陆续发表一些短篇小说、散文、剧本，也写了几首所谓的诗歌。
　　

于坚坐在这里，我写的那些说是诗就太“侮辱”诗人了，应该叫“长短分行的东西”。写这些，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向我喜欢的诗人致敬。我为了能看懂他们的诗，而学着写诗。因为要真正地理解诗人，你首先要变成一个诗人，哪怕变成一个不入流的诗人，也对理解这些伟大诗人的诗歌有帮助。
　　

近几年写短篇小说，其实是我最开始文学创作时用的一种体裁。几十年了，重新再写短篇，感觉虽然篇幅比较短，所耗费时间比较少，但在技巧方面的要求一点不比中篇、长篇低。依然要遵循小说特有的规律。我写的几个短篇是否达到短篇小说优秀的标准，很难判断，等待时间检验吧。
　　

至于剧本，这个是我目前创作的重点。我非常喜欢地方戏曲，昨天（14日）在贾家庄看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晋剧《打金枝》，有的人听得不耐烦了，我还嫌它短，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基本可以不靠字幕听懂他们在唱什么。戏曲的确是老百姓开放的课堂，演员确实是老百姓流动的老师。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依靠戏剧对民众进行道德文化的普及和启蒙教育。所以，新时代里我觉得戏剧依然有生命力。作为一个作家，我们从戏剧里吸收了很多营养，如果能拿出笔来写一写剧本，还是很好的。
　　

山西晚报记者：作为乡土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你对目前乡土文学的发展如何看？
　　

莫言：乡土文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2019年的乡土和1949年的乡土，以及1919年的乡土，都是大不一样的。我想随着乡土本身的发展变化，乡土文学也在与时俱进。
　　

山西晚报记者：你曾在采访中说过，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依然自认为不是一个北京人。乡村与城市，对于你的创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孰轻孰重？
　　

莫言：乡村对我来讲是根，北京对我来讲是枝叶。北京的生活没有直接地进入我的小说，但也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在描写故乡、乡村的很多小说里，也借鉴了北京、上海甚至国外的一些素材。
　　

山西晚报记者：《红高粱》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影片，刚才贾樟柯导演介绍说，这部即将放映的版本是西安电影厂修复的最新4K版本。您对《红高粱》的重映，有什么想说的？您对举办了文学季的导演贾樟柯，有什么样的评价？
　　

莫言：贾导是我特别尊敬的电影导演，他的电影和张艺谋的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他和张艺谋的电影完全一样，那他就没有必要站在这里了。他的可贵就是走出了一条自己艺术创作的道路，拍出了具有鲜明贾式风格的电影。
　　

电影《红高粱》拍成32年了，前几年网上流传一张照片，有我、张艺谋、姜文、巩俐，我们仨男的光着膀子，姜文和张艺谋还剃着光头。那就是1987年在我老家拍摄《红高粱》时的合影，当时我们都还年轻，我32岁，姜文不到30岁，张艺谋大概35岁，应该都算是青年人。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个电影会获得国际大奖，也没想到日后大家都有那么大的成就。现在回头再看这个电影，依然能感受到我们当时那群年轻人创作的激情。这个电影反映了那个年代，刚刚获得思想和艺术解放的创作者们，渴求冲破一切艺术禁锢的闯的精神。
　　

“妹妹你大胆向前走”那样一首现在人听起来有点刺耳的歌，一夜之间传遍中国大街小巷。后来我想，很多艺术作品，包括电影、小说能在一夜间变成被众口相传、众人争相观看的作品，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当时观众或读者内心深处一种强烈的需求。《红高粱》放到现在来看，很可能年轻人不买账了。它是历史的产物、一个历史的巧合，我想大家再看这个电影，就应该用一种反观历史的心态。了解一下上世纪80年代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思想深处追求个性释放的强烈要求。也许会给当今年轻的你们，一种新的启迪。这也是老电影的作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