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繁华，死于战乱：中国人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

1903年，日本政府在大阪举办了盛大的劝业博览会。在看完来自18国的展品后，一个留着辫子的人隐约感到了“博览”对于教育的作用。他对比了日本各项指标，在日记中写下了“教育第一”的句子，然后回到了中国。

这个人在中学历史书上出现过。他是清末状元，是当时民族资本企业的扛把子，也是第一个开办博物馆的中国人。他叫张謇。

国内，古人很早就有收藏的传统，但官方和私人大多“只藏不展”。从西周青铜器上“子孙永宝”的铭文，到明清天一阁“书不出阁”的规定，都是如此。

国外，18世纪有了类似现代的公共博物馆概念，且张謇之前就有若干传教士在上海等地办博物馆了，但它们的展陈和开放对国人并不友好。如法国传教士韩德禄（Pierre Heude）于1868年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院，它最早并不对公众开放，要“有人”才能带进去。而后来的所谓开放，也必须先提交名片，再让管事教士决定能不能进。

徐家汇博物院|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张謇自费赴日期间，还参观了东京的帝室博物馆，那里皇家捐赠的藏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05年，深思熟虑的张謇给张之洞和学部写了两封主题差不多的信，提议道：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博物馆了。

在给张之洞的信中，张謇分析了当时西方的教育形势，认为博物馆是“学校之后盾”，可以起到教育辅助的作用。至于如何开办，他的想法很美好：“当奏请皇太后、皇上颁赐内府所藏”，同时大小官员也应该捐出自己的藏品，这样，“帝室博览馆”就能在北京开办，接着推行到省，到州，到县，中国自然就能像日本那样遍地博物馆了。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但他显然不认为薅老佛爷的羊毛是个好主意。

眼见提议泥牛入海，张謇便自己掏钱，于1905年在老家南通的通州师范学校（也是他掏钱修的）西边修建了中国第一所公共博物馆，即集历史、艺术和自然科学于一体的“南通博物苑”。

与现在我们拿看展当休闲不同，南通博物苑的创立有浓厚的清末维新思想的色彩，具体来说就是教育救国。也因为此，张謇与京城里的士大夫不同，格外看重自然科学类藏品。据1914年的《南通博物苑品目》统计，自然科学类藏品占总藏品数量的六成以上。张謇还写了一副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是为博物苑宗旨。

白话翻译很简单：多学多认识，知道啥是啥，就行了。

在清末，张謇的理念几乎可以说冒着风险。比如1888年有外国人打算在上海开“生物囿”（动物园），一时舆论大哗。有人引用历代昏君的例子，说观看珍禽异兽会惑乱人心，危害国政，“直犯古人之所忌也”。对此，《申报》一篇评论表示很搞不懂：参观真实动物来增长见识，难道不比读《山海经》强？

好在，张謇的大生纱厂在这时已初见成效。他用银子给我们砸出了一个真理：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1905年，张謇花钱迁了30座荒坟，把通州师范学校的植物园扩展成了“博物苑”。为什么不用之前已有的译名“博物馆”？因为张謇要把这里打造成教育和休闲并重的地方，它同时也是一个公园。

整个博物苑主体建筑为北馆、中馆和南馆。张謇为苑总理，负责出资和规划；破格提拔的学生孙钺当了苑主任，负责日常运营。这个博物苑对校外人员是只在周日开放的，假如你穿越回去，那么你需要领一个“观览证”，然后让一个工作人员来引导参观。

在这座一百年前的博物苑里，你将看到什么呢？

从东门进入，你会感到进入了一个花园，随处点缀着露天的风车、水塔、假山、喷泉等。绕花园一圈的是陈列各种动植物的建筑，包括九间鸟室、八间兽室、八间花竹平安馆和三间温室花房。你可以在其中看到丹顶鹤、东北虎、猩猩、鸵鸟，甚至是鸸鹋。——插句嘴，这只鸸鹋脾气不老好。张謇备注：“产于澳洲，高约丈余，极凶鸷。”

走到花园中间，便是中馆。这里是办公楼，张謇让孙钺在屋顶的“观象台”鼓捣各种仪器。于是从宣统元年元旦开始，南通地方报纸开始出现了天气预报。

如果你想看文物，那你可以来名为“博物楼”的南馆。这里藏品既有传统的古玩和工艺品，如唐代的雷琴和当时刺绣家沈寿的作品，也有一些不能入传统士大夫“法眼”的东西，如林肯床上的木片、晚清凌迟的小刀，和袁世凯复辟时的“洪宪”国旗。

至于北馆，一楼放的是自然标本，二楼放的是书画等美术作品。其中最为张謇得意的是一具12米长的鲸鱼骨架。当时吕四海边有一头鲸鱼搁浅，张謇立马让孙钺负责运到北馆做标本。期间张謇在信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把骨架弄坏了：“海大鱼全体骨骼大约可拆取，须令挖泥人逐节挖，勿伤其接笋处。”

后来根据头骨研究，它应该属于长须鲸。现在的南通博物苑还有一个“巨鲸天韵”的常设展，在向张謇致敬。

好的，现在你逛得差不多了，那么可以来苑品出售所买一些纪念品。这里卖的主要是苑里的动植物制品，比如一块钱两个的鸸鹋蛋。折合现在人民币的话，一个鸸鹋蛋只需要200元左右，绝对良心价。

顺便，镇江金山寺有个和尚曾用鸸鹋蛋骗人说是“龙蛋”，直到一个南通人看了才戳破谎言。

这些藏品的来源，首先是自然是张謇以身作则，“謇家所有，具已纳入”，然后利用自己游刃于官商间的身份向社会广泛征集。他苦口婆心地写了藏品征集启事，向世人介绍了什么是博物馆，博物馆藏品包括哪些类别，把藏品放进博物馆有什么好处等，呼吁“收藏故家，出其所珍，与众共守”。在其努力下，端方、叶恭绰乃至梅兰芳等人陆续捐出自己的藏品，博物苑的藏品越来越丰富。

显然，张謇将自己的博物苑视作儿女一般。他亲自写“观览简章”，亲自设计一草一木，亲自写了一个个牌匾和一副副对联。博物苑初具规模时，张謇不无骄傲地写了一首《营博物苑》，其中有一句：“但得诸生勤讨论，征收莫惜老夫频！”

张謇还请了诸多学者进行鉴定考订工作，文物自不必说，自然标本都用林奈的双名法注了拉丁文，有产地，化石有地质年代。这些标本绝大多数是孙钺自己做的，有的还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得了奖。

孙钺对南通博物苑可谓尽心尽责。比如张謇要做一个陈列药用植物的花坛，孙钺就去军山上采集了一个月。据孙渠回忆，父亲手不释卷，经常翻阅日文的《动物图谱》、《植物图谱》、《鸟类图谱》和《昆虫图谱》等工具书。

1914年，两册的《南通博物苑品目》编印了。上册为“天产”，有动物活体和标本536件，包括东北虎、豹、鲸、袋鼠、树獭、孔雀、鸵鸟等；植物活体和标本308件，包括牡丹、金带围、琼花等；矿物标本1247件，包括沙金、铱等金属，猫睛石、鱼睛石等宝石。

下册分历史、美术、和教育三部，都属历史文物，共28类1147件。张謇在序中说：“抑闻公法，战所在地，图书馆、博物苑之属，不得侵损，损者得索偿于其敌。”也就是说，哪怕发生战争，博物苑也能按照目录去保护藏品或索赔。1920年日本官兵闯入博物苑，张謇还写信给日本外务省进行了抗议。

当时张謇没有想到，自己死后，这本《品目》会在日军的战火下变成一堆废纸。

1926年8月24日，张謇去世。

葬礼非常隆重，赵尔巽、徐世昌、梁启超等人都写了挽联。由于张謇一生实在太过传奇，当时民间有人扶乩请神（类似玩笔仙），自称被黎山老母附了体，说张謇去世是“文曲星归位了” 。

棺材外，是把“状元公”传得越来越神的老百姓；棺材里，是用了大半辈子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张謇。

早在1922年，张謇的纺织事业就因为外国纺布倾销、军阀混战和资金周转陷入困境。张謇去世后，博物苑因失去支柱而每况愈下。1932年，《通光日报》记录了博物苑的衰败景象：

仿佛是呼应文章一般，两个月后，博物苑发生了文物失窃大案，总价20多万元的80多件古物被盗。虽然警方立即出动，人赃俱获，没有发生损失，但苑主任孙钺一是感到难咎其责，二是感到博物苑已无力支撑，于是不顾张謇之子张孝若的挽留，坚决辞职了。

孙钺的辞职信可谓字字泣血。他回忆张謇在时，“钺自随先苑总理斩荆伐棘，以创以成”，“苑费充足，外有岗警，内有更夫”；而现在“苑费减之又减，苑丁裁之又裁”。自己实在独木难支，不得不退位让贤。

当然，孙钺对生物学的热爱始终没变，一生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67岁去世时，案头上是写了一半的《南通植物志》。

1938年3月，日军占领南通，博物苑最大的厄运来了。

由于相信日军会遵守国际法，新主任胡履之没有转移藏品。直到南通沦陷前夕，胡履之才匆匆忙忙挑了一百多件转到上海。日军将张謇故居“濠南别业”占作司令部，博物苑则用来养马，而张謇生前苦心收集的藏品也被毁坏殆尽。据孙渠回忆，张謇生前最爱的一对丹顶鹤，一只被日军杀来下酒，另一只悲鸣而死。

抗战胜利后，博物苑几乎变成了废墟。1946年，《五山日报》对博物苑的残破景象进行了描写：

解放后，经用《品目》反复核对，南通博物苑原来的藏品只剩下了100余件，比起巅峰时期的10023件可谓九牛一毛。

再到后来，人民政府对博物苑进行了曲折的改造过程，此不赘述。

南通博物苑源于清末维新，兴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衰于日军侵华。回顾其兴衰，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的近代史。但历史不应以成败论英雄，尤其是对于张謇这样的人。

事实上，博物苑只是张謇教育事业的一小部分。他不仅造就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博物馆，还开设了淮海实业银行、女工传习所、伶工学社等教育机构，贫民工场、残废院、盲哑学校等慈善机构，以及图书馆、更俗剧场等文化机构。1920年，美国学者杜威访问南通时因惊讶于当地教育的发达，甚至说出了“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的话。毫不夸张地说，张謇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整个南通的现代化。

张謇自己是旧学出身，但却对教育现代化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一生创办了370多所学校，包括如今复旦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高校的前身。这些学校给中国输送的人才，可谓不计其数。

今天来到南通博物苑，我们仍然会在南馆二楼看到张謇手书的那幅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认识鸟兽草木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