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跨国女儿的相逢，讲述一位音乐家的创作往事

2013年9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他讲到了中国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与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在战争年代结下患难友谊的动人故事。如今，这个故事被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电影人搬上了银幕，目前正在上映。

5月13日，在电影《音乐家》首映礼上，冼星海的女儿，80岁的冼妮娜和83岁的哈萨克斯坦老人、曾与冼星海情同父女的卡利娅携手上台，相拥落泪，打动了现场的很多人。

冼妮娜：8个月大，父亲就离开了我，他创作的旋律伴我成长

冼星海的祖籍在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192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和指挥。回国后，冼星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9月，他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当年冬天带着妻子钱韵玲奔赴延安。

冼妮娜：“我父亲没出生的时候，我爷爷就已经过世了。生活所迫，我奶奶和他相依为命，后来他到法国留学，他就说要拯救危难中的中国。他给奶奶的书信里这样表白，他说为什么他要离开奶奶去抗战？他就是为了全国的人民，为了全国千千万万的母亲。”

1939年，冼妮娜出生，冼星海离开延安去苏联的时候，她只有8个月大。冼妮娜对于父亲所有的记忆都是母亲和父亲曾经的学生们告诉她的，虽然父亲不在身边，但他创作过的旋律却一直陪伴着冼妮娜的成长。

记者：“您现在还记得没？”

冼妮娜：“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敲起小铜鼓，嗒嘀嗒嘀嗒。”

记者：“您最喜欢哪首？”

冼妮娜：“我最喜欢《顶硬上》，用广东话唱的。 ”

冼星海6天6夜写出《黄河大合唱》

在延安，冼星海进入创作的巅峰期，他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

其中，《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用了六天六夜写成的，由八个乐章组成。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冼星海用他的笔，描绘了一幅气势磅礴的抗日壮景。

冼妮娜：“他当时写的时候激情是非常饱满的，很投入，他自己心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热情都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对日本鬼子也非常憎恨，所以他写的时候笔尖就像那个刀枪一样，非常用力，恨不得把自己的满腔热血全部通过这个作品反映出来，所以每个音符就像一颗子弹，射到敌人的胸膛。”

延安条件艰苦，除了几把小提琴和当地的一些民间乐器，其他乐器都是冼星海和学生们用洋油桶、木杆、羊肠线、刀叉和搪瓷缸自制而成的。著名记者斯诺曾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的、中西合璧的乐队。”

就是依靠这样一支乐队，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就唱响全国。 

卡利娅：“6岁时，这位异国叔叔的到来，让我感受到了父亲的温暖”

1940年5月，35岁的冼星海受党中央派遣，与袁牧之一起携带延安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胶片赴苏联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和配乐任务。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冼星海从母亲和岳母的姓名中各取一个字，化名为黄训。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战争全面爆发，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回国的道路也被封锁。后来，冼星海辗转来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举目无亲，也不会说俄语。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斯坦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对他伸出了援手，将露宿街头的冼星海带回了家。

卡利娅：“战争年代一位成年人一天粮食量是300克的面包，小孩子是150克。当时我外婆很惊讶，我们现在已经生活这么贫困、痛苦了，你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外人回来，而且我们家也没有地方给他住。我舅舅当时就说没问题，就安排冼先生到我舅舅的姐姐家，也就是我们家去住。 ”

卡利娅是拜卡达莫夫的姐姐达娜什的女儿，当时6岁。他们全家居住面积只有22平方米，母亲达娜什特地收拾出一个空间供冼星海休息和创作。卡利娅不知道这位叔叔是做什么的，只知道他需要帮助。

作为家中长女，父亲上前线参战，后来在战场上牺牲，母亲工作繁忙，年幼的卡利娅不得不承担起家务和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冼星海来到家里后，教卡利娅唱歌，虽然语言上存在障碍，但冼星海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卡利娅：“我每天做完作业之后，冼先生就在桌子的那一边，拉着我的手教我一些中文，其实大部分已经忘了，但是还记得一些零星的单词，比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长期相处下来，卡利娅开始以哈萨克人对亲近长辈的叫法“阔克”称呼冼星海。拜卡达莫夫帮助冼星海在当地找了一份为民间艺人记录曲谱的工作，有了收入，但依然无法改善一家拮据的生活。

卡利娅：“我上学连鞋子都没有，当时我妈妈向别人要了一双比较破的高帮靴子，在底下缠一些报纸，麻绳捆一下，我就穿着这样的鞋子去上学了。当时冬天积雪都很厚，到了学校的时候，鞋底已经全都打湿了。我回到家之后，因为非常冷，很不舒服，冼星海先生把我冻僵的小脚放在他的怀里暖热，并且还哈气给我暖脚，他还把我抱在怀中给我唱歌，这个时候我也以歌曲回应。冼星海老师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他跟自己的亲生女儿相处时间并不多，他把对女儿的思念以及关爱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冼星海异国他乡创作交响史诗

在异国他乡漂泊，冼星海也无时不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卡利娅能深深感受到他的思念。她说冼星海当年经常说希望战争赶快结束，无论是莫斯科、北京，还是阿拉木图都能够有和平的阳光。冼星海也把对祖国深切的怀念，对反法西斯战争高涨的热情和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激情融入在作品中。

在哈萨克斯坦，冼星海修改并重新指挥演奏了《黄河大合唱》，创作出《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1944年初，冼星海离开卡利娅一家，到库斯塔奈做音乐指挥，在那里他完成了纪念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交响史诗《阿曼盖尔德》，像《黄河大合唱》一样，《阿曼盖尔德》也激励哈萨克人民为抗击法西斯而战，成为哈国传世名作。

因为在库斯塔奈零下60度的严寒环境中，冼星海经常生病，1945年冬天，在一次巡回演出中，冼星海得了重感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感冒发展成了重症肺炎，他被送到了莫斯科，但最终没能挽回生命。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那时候，冼妮娜已经6岁。

冼妮娜：“那天母亲正在纺线，准备给父亲打一件毛衣。延安鲁艺一个老同志和我母亲关系挺好，那天到我们家里去了，这个阿姨告诉我母亲这个消息，当时我母亲就昏过去了。”

异国“姐妹”跨越距离相见 追忆父亲

在卡利娅家借住的时候，冼星海曾经说过，如果他发生了不测，希望卡利娅一家找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告诉他们自己对他们的想念。卡利娅一直记得冼星海对她的嘱托，她开始通过共产国际、红十字会和电台广播寻找冼星海的家人，但一直没有回音。1983年1月，苏中友好协会应冼星海家属请求，将其骨灰移交中国。1989年9月12日，冼妮娜和5位作曲家组成的代表团第一次踏足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卡利娅早早地在机场迎接。

卡利娅：“当这个表团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远处走来一大群黑压压的人。我通过眼神一下子就认出了冼妮娜，当时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我就奔跑过去。当时我就冲过去，然后在人群中和冼妮娜拥抱在一起。 

1998年，冼星海在阿拉木图居住过的街道被正式更名为“冼星海大街”， 与之并行的是拜卡达莫夫大街。父辈的情谊在下一代中延续，冼妮娜和卡利娅再次相逢，父亲冼星海成为两人共同的回忆。

卡利娅：“冼星海先生给予我的关爱是我童年中最值得记忆的部分。我相信所有的小孩子在想到自己的父母关心自己、拥抱自己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非常温暖的感受。这种感受我每当想起来我就觉得非常温暖，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会一辈子铭记。”

冼妮娜：“虽然我八个月大父亲离开我，以后没有见过，但是长大以后我看他的论文、书信，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认识了我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一唱他的歌就更加思念他。”

△《面对面》：我的父亲冼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