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9年前的今天，1970年12月26日(农历1970年11月28日)，我国首艘核潜艇下水。

中国的核潜艇事业踏上了蛟龙入海的漫漫长征路。

彭士禄(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核工业部总工程师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1958年回来了，因为搞核潜艇，是绝密的。谁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呢我们就在研究所跟苏联总顾问当翻译。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说的话，他说你们中国简直是异想天开，什么叫异想天开，你们没有能力没有这个水平来研制核潜艇。一口否认。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黄旭华：核潜艇一万年要搞出来，我怎么样理解，我的理解两点。第一呢，是核潜艇复杂、要求高，不能等闲视之，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就这么讲的，第二我们有决心，一百年搞不出来，一千年搞，一千年搞不出来一万年(搞)，一定要决心把它搞出来。

彭士禄：下马，叫我们这些好多都说，调查研究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因为当时上马上不去，没有基础，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啥东西。

尤子平(船舶某研究院原副院长 时任船舶某研究所总工程师)：

黄平涛(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 时任核潜艇重要部件设计试验负责人)：

彭士禄：所以在这困难时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坐下来读书，调查研究、开讨论会，你为什么学技术、你为什么学这个压力，大家一定打破沙锅问到底。

这样一种近乎完美的核潜艇设计。

陈 源(船舶某研究所中心主任 时任核潜艇总体性能设计师)：我们斗争了很长时间，经过好几回轮的辩论。最后呢，就是聂荣臻元帅拍板，就要用那个水滴线型。等于我们把人家的三步走变成一步走，但是难度很大，既要保证稳定性，又要保证一定的机动性。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我们首先发动大家点点滴滴的去找资料，我们给当时用比较形容词的话，我们要带三面镜子去找资料，第一面镜子是放大镜，去到所有报刊杂志零零碎碎，去用放大镜去找，找到一点之后用第二面镜子显微镜，在把它放大一下，看看里面的内容。还有第三面镜子叫做照妖镜，因为当时零零碎碎报道了很多，有真有假有虚有实。你信不行，不信也不行。最后要用照妖镜去把它分辨清楚。

彭士禄(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核工业部总工程师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张金麟(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动力反应堆某系统指挥)

王道桐(船舶某造船厂原副厂长 时任厂长助理)： 厂子来了以后搞这个09，当时的条件不具备，厂房厂房不具备、设备设备不具备。

贺荣光(船舶某造船厂原总经理 时任分厂副厂长)：我那时候当时去了，说这个厂不得了，我们到那一去什么也没有，那时候没开始建。连厂的大门也没有，可能就是过节了扎的树枝大门在那放着。那时候心里挺难受的。

　生产条件不具备，生活条件就更加艰苦。

郭作东(核工业某研究设计院原副院长 时任核动力反应堆某室主任)：当时下来之后呢，我们并没有住的地方。有的人住在集体宿舍带家属住集体宿舍，还是分居。男的住在男的宿舍，女的住在女的宿舍，孩子呢组成一个临时的幼儿园，把他管起来。

黄士鉴(核工业某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 时任核动力反应堆计算分析技术员) ：这个房顶啊盖的我们大瓦片透亮的，一下雨瓦片和瓦片之间的缝透亮的，溅的水下面躺着人能感觉到。

张金麟(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动力反应堆某系统指挥)：一年大概有180多天见不到晴天，非常潮湿。我们当时因为文化革命不都讲阶级斗争触及灵魂思想改造，那真是触及灵魂的冷。

贺荣光(船舶某造船厂原总经理 时任分厂副厂长)：根本就没有考虑你住房，房在哪?现造都来不及，因为需要的人太多了，进度太紧，所以你要想完成任务，生活条件无从谈起。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我们吃苞米，经常是发霉的，我们还照吃。一个月三两油，在紧张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到紧张的时候，是半年没有来一点油。

夏玉亭(船舶某造船厂总值班长 时任调试员)：本来就吃不饱，定量又少，又干了十二个小时的活，你说怎么不饿啊。怎么办呢?我有一个老师傅，他哥哥从北京寄来的挂面，我说孙师傅你还有挂面吗?他说还有一点。我说拿出来吧，实在受不了了。拿出来了，没有设备，搁啥煮。拿厂里当时这么大的大茶杯，烧了一点水放了一绺挂面当时煮了，连盐都没有，就这么吃了。

彭士禄(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核工业部总工程师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组织几个老弟搞个梯子，到屋檐下，拿手电筒一照麻雀就抓住了。我们就烤麻雀吃。

尤子平(船舶某研究院原副院长 时任船舶某研究所总工程师)：因为这次你出差，下次我出差，你把条子给我了。然后到了北京就采购，事情办完了四处采购。

张金麟(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动力反应堆某系统指挥)：到了北京之后主要任务就是采购买肉。一个点只卖两斤，所以到处排队。

陈昌渝(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局长 时任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干部)：给人家背挂面、背肉，确实太艰苦了。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你带一点，他带一点。像驴子一样背了好多，我们有记录的，一个人出差回来带了二十三袋东西。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白天文化革命，好多技术骨干都挨批挨斗。当时晚上灯火通明，大家自觉的要把白天的时间抢回来。

彭士禄(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核工业部总工程师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所以我们过去的知识分子，我感到很可贵，很听党的话。那时候叫臭老九，臭老九多可爱。挺听党的话，所以为了国家，一定要把核潜艇搞出来。

霍汝素(原国防科工委局长 时任船舶某造船厂宣传干事)：有一天宣传部来找我，拿着个稿子。没到广播时间呢，没到中午呢，说你来广播，就打开了，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广播跟现在的语调都不一样，都是很高亢的。打开就是说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为我们厂专门做出重要批示。

贺荣光(船舶某造船厂原总经理 时任分厂副厂长)：所以那时候保证核潜艇，保军工，主要集中力量，主要人员大批的往厂(里)去，包括部队，那时候也派部队加强建设，热火朝天。

王荣生(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时任船舶某造船厂生产副厂长 现场建造总指挥)：万事起头难，因为它没有生产过像样的船来，一开始就要直接搞这样大型的，极其复杂的核潜艇总体建造厂，这确实来看的话，一看以后，我说这个担子不轻。

王荣生：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船体来看的话，装备主要是焊接，焊工要过得硬，焊工质量一定要搞好，思想很明确。

陆俊岫(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局长 时任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干部)

苏永华(船舶某造船厂总值班长 核潜艇建造参与者)：二十四小时是常事，一天一宿不下船，吃在船上住在船上。

陆俊岫：厂里有一个口头禅就是“头拱地”，头拱地也要拱出来。从1969年9月核潜艇第一个立体分段建成，再到1970年3月完成总体建造，仅仅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建设者们还来不及庆祝，更加艰巨的任务摆在了他们面前。

王荣生(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时任船舶某造船厂生产副厂长 现场建造总指挥) ：这个艇呢，明确提出来，既然总装检测了以后，年底一定要下水，这个指标比想象的指标还要硬。为了保证下水节点，船台上开始昼夜开工。

夏玉亭(船舶某造船厂总值班长 时任调试员)：没什么八小时工作制，二十四小时随时召唤，随时就干活。而且也没有人去派你干，你自己去主动的，有问题自己去解决吧。在核潜艇建造最为紧张的时候，厂里的每一个都奋战在船台，像霍汝素这样的宣传干部，也加入到了建造核潜艇的第一线。

霍汝素(原国防科工委局长 时任船舶某造船厂宣传干事)：

王荣生(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时任船舶某造船厂生产副厂长 现场建造总指挥)：吃在船台，干在船台，拼命在船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一处流，把这个核潜艇(建成)，要为党争光，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此时，在西南的大山深处，陆上模式堆的试验者们同样面临着时间节点的压力。1969年10月，核动力装置大厅进入安装阶段，近万台件的设备、管道、电缆，仅用半年时间就全部安装到位了，经过一年时间的抢建，热工水力、腐蚀材料、自动控制、仪表等十几个实验室也建成了，并投入实验运行。

黄士鉴(核工业某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 时任核动力反应堆计算分析技术员) ：就觉得气氛不太一样，好像不像平日这样的，有点紧张的气氛。原来，核反应堆满功率运行的试验正在进行。功率在一步步提升。下午一点半，主机的满功率达到了99.5%。

黄士鉴：但是对另外一种人来说呢，你反应堆能不能发出满功率呢，他觉得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当时就决定我们再往上冲一冲。就是为了这最后的0.5%，主控室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下午四点半左右，同样有人告诉我温度多少、流量多少，我是这个里面我是负责计算，算出来功率多少，我一下算出来，功率已经是超过100了。就反应堆功率超过100了。

黄士鉴：第二遍算完了，我后边站着一个我的助手吧，他就说了，到了。因为他第一遍没敢吭声，第二遍跟我说到了。

黄士鉴：算了以后反应堆功率101，我就给彭部长报告了。我说老彭，达到了，还过了一点。告诉他以后老彭二话没说，起身就走了。

黄士鉴：老彭过来了，来了以后，他就先告诉我。小黄，你算得很好。刚才这个数是我给总理办公室报告的。

彭士禄(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核工业部总工程师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黄士鉴(核工业某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 时任核动力反应堆计算分析技术员)：

王荣生(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时任船舶某造船厂生产副厂长 现场建造总指挥) ：一说朝前走的时候，就开大门，我把这个大门一打开，外面人就摇旗呐喊，好像成千上万的人。当核潜艇在鲜花、掌声、欢呼声中被徐徐推向大海，所有人都热血沸腾。在下水仪式上，钱学森的讲话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所以他讲了中国人民真有志气。

霍汝素(原国防科工委局长 时任船舶某造船厂宣传干事)：当时厂里就是餐券是免费，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的打，给一碗肉。那一碗红烧肉就几块。

并在1985年11月25日至1986年2月18日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自持力考核训练航行，最终打破了由美国“鹦鹉螺”号创造的核潜艇最大自持力84天的记录。

黄士鉴(核工业某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 时任核动力反应堆计算分析技术员) ：太阳后面那个浪花，看到的没有边，都是白的，像白的丝绸带漂过去，真漂亮。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我感觉情况不太好，飞机坐来到广州马上坐汽车，到那三点钟左右。她睡着了，她自己感觉，说谁在我旁边啊，一看我回来了。她第一句话，她说谁告诉你的，我没告诉你回来。你工作那么忙，你来做什么?就这么第一句话，然后就告诉我弟弟，你叫三哥旁边休息一下子。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子，在过了一二十分钟，她又醒了。她说把三哥叫来，说把眼镜拿来来，就把眼镜戴上了。说我长肥了一点，就是长胖了一点，我们广东话叫长肥了一点。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这个速度在当时世界的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是罕见的。

郭作东(核工业某研究设计院原副院长 时任某室主任)：外国人跟彭总讲的是个奇迹，跟彭老总讲的，你们怎么能够搞成功的，不可理解。

王荣生(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时任船舶某造船厂生产副厂长 现场建造总指挥)：不采取全国的大协同，想象不到，因为咱们的设备说实在的，天上的，地下的，水上的，就陆上装备没有的，它要有，天上没有的东西，它里面也要有，也要通信导航，水下水流冲击，很复杂的，一个非常系统的，多协同的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谢晖(船舶某造船厂副总工程师 时任值班长)： 整个来讲09系统是非常尖端的。不是某一家、某一个人的贡献，是全国上万家企业在里面，所以好多的科研单位工人在一块把它干成。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我们核潜艇没有一件零件，没有一点材料是国外进口的，全部是自力更生的，当然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全部自己搞的，真正讲我们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且全国大力协同搞出来的。

黄旭华：如果我问大家那么艰苦的情况，没有一个人当逃兵，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就是两句话，一个是我的责任感，历史任务。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我要完成。第二句话说如果将来我退休的时候，我在我的子孙面前谈我的历史和过去，我很骄傲自豪的，我会对他们说我这一生奉献给09，我无怨无悔。

历史不会忘记，是他们用智慧和心血换来了国家的尊严人民的安宁；是他们用智慧和心血创造出了水下长征的奇迹!(本文原稿播放于《军工记忆》栏目，《军工记忆》将于2014年6月26日至28日黄金时段晚8点在央视纪录频道(CCTV-9)连续播出。该片以纪实拍摄和人物采访拍摄的形式，讲述了“巨浪一号”潜地导弹、052导弹驱逐舰和“空警2000”预警机等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制历程。欢迎广大军迷朋友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