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年前的今天，1968年1月6日(农历1967年12月7日)，中国著名飞机设计师徐舜寿去世。
徐舜寿（1917年8月21日-1968年1月6日）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徐一冰，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1908年从日本回国，与同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徐舜寿深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养成了坚毅、好学和进取jīng神，他学习勤奋，酷爱数学，曾获得吴兴县数学竞赛第一名。
1933年9月，16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组，1937年6月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轰炸杭州笕桥，徐舜寿立志要“航空救国”；1944年9月派往美国实习，1946年8月回国，1949年春，他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徐舜寿便以送妻小回乡为由，毅然摆脱了国民党的桎梏，在姐夫伍修权将军(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指引下，携妻子宋蜀碧和女儿来到上海，在我地下党的帮助下越过封锁线，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从此，他以满腔热情投身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建设中。1956年8月在沈阳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徐舜寿任主任设计师，黄志千、叶正大任副主任设计师，设计室成立不到两年，便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开创了我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先河；1958年3月，徐舜寿会同总设计师黄志千和陆孝彭提出了“强五”飞机的初步设计方案；1961年8月任新成立的601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技术副所长，为该所的创建和技术储备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亲自组织领导了米格-21飞机的消化摸透工作，狠抓专业建设，为后来歼八飞机设计成功打下了必要的技术基础；1964年7月，调往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前身之一——603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任技术副所长兼首任总设计师，为运七飞机正确选型和总体设计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我国民用飞机的研制走出了一条路子。
鲜为人知的是，徐舜寿为“两弹一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接受并领导了核爆炸试验用的取样器的设计任务(代号为09工程)和用飞机投放氢弹的可行性研究(代号为816任务)，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为中央下决心用飞机投放氢弹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的言传身教，狠抓基本功和专业建设，也为“中国飞豹”飞机研制成功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1968年1月6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致死，终年51岁。
徐舜寿是国家最早的二级工程师，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上校军衔，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我国的航空事业，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写了《飞机性能捷算法》，编译了第一部《英汉航空工程名词字典》，翻译出版了《飞机构造学》，《飞机强度学》，这两本书是当时中国唯一引进的飞机设计准则和方法，被先后成立的航空院校选作教材，而徐舜寿将所得的全部稿费捐献给了抗美援朝。就是在文革被批斗的逆境中，仍抱病编译了《飞机寿命》一书，并合作选编了《疲劳译文集》，首次系统地向国内介绍结构的疲劳问题，以及“安全寿命”设计原则。他非常重视科研队伍的培养，亲自组织编制了各专业的《基本功大纲》和《设计员手册》，是当时国内唯一可行的飞机设计依据。
更为可贵的是，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造就了一批中国航空工业的栋梁之才，如两院院士顾诵芬、工程院院士屠基达、工程院院士陈一坚、工程院院士管德、工程院院士陆孝彭、副总设计师程不时、陈嵩禄、郭松林、黄德森、高忠社、钟定逵、陈绍猷、吴克明、龚国政、付大卫等的培养和指导，是他慧眼识才、知人善用的历史明证。他认为，飞机设计需要两种人才，用他的话说就是：“常规的快手，关键的专家”。设计时要做到六快(即构思、查表、计算、画图、论证、总结要快)，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大练基本功，多看技术资料，多看型号图纸，多画图，多练仿宋字。他有一句口头禅：“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咏”。他鼓励年轻人要“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争当技术尖子。他特别欣赏苏联专家克拉西莫夫的“小狗游泳论”，对人才坚持优先培养，自然淘汰。徐舜寿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总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直言不讳，从不随波逐流，确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