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的恋歌 | 陈黎谈聂鲁达

作者：为你读诗来源：为你读诗公众号

分享到：

03-06

聂鲁达（Pablo Neruda），197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智利大诗人，也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他的诗作甚丰，诗貌繁复，既阔且深，不仅广受拉丁美洲人民热爱，并且因屡经翻译而名噪世界。

诗人聂鲁达（1904~1973）

聂鲁达于 1904 年出生于智利中部盛产葡萄的帕拉尔（Parral），父亲是铁路技师，母亲在生下他一个月后死于肺结核。他两岁时就随父亲搬到智利南方偏远的拓荒地区泰穆科（Temuco），聂鲁达最亲密的童年伴侣是树木、野花、甲虫、鸟、蜘蛛，也就是在这块未受社会、宗教、文学传统干预的地点，他诗人的根诞生了。

帕拉尔的剧院和公共图书馆

1921 年，他到首都圣地亚哥读大学，初见城市的内心冲击供给了他更多的创作激素，1923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霞光》（Crepusculario），立刻受到了瞩目。1924 年，《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perada）的出版，更使得他在二十岁就受到了全国的关注。这本诗集突破了拉丁美洲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窠臼，可以说是拉丁美洲第一批真正的现代情诗，如今早已被译成多国语言；在拉丁美洲本地，这本诗集更像流行曲调或谚语般家喻户晓地被传诵着。

20世纪20年代，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中心的街景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一名青年的心路历程，记录着他和女人、世界接触的经验，以及他内在的疏离感。为了排遣城市生活的孤寂，聂鲁达只有把自己投注到喜爱的事物和女人身上。在诗中，他把女人融入自然界，变形成为泥土、雾气、露水、海浪，企图借自然和生命的活力来对抗僵死的城市生活，企图通过爱情来表达对心灵沟通的渴望。然而女人和爱情并非可完全沟通，有时候她也是相当遥远的。在一些诗（譬如第 17 首）里，我们可以找到像“你的存在与我无关，仿佛物品一样陌生”或者“你是谁，你是谁”这样的句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情诗始终是在爱的交流、企图沟通以及悲剧性的孤寂三者间生动地游离着的。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书封

1927 年，聂鲁达被任命为驻仰光领事，此后五年都在东方度过。在那些当时仍是英属殖民地的国家，聂鲁达研读英国文学，开始接触艾略特以及其他英语作家的诗作。但在仰光、科伦坡和爪哇，语言的隔阂、文化的差异、剥削和贫穷的现象，使他感受到和当年在圣地亚哥城同样的孤寂。

他把孤绝注入诗作，写下了《地上的居住》（Residencia en la tierra）一、二部中的诗篇。这两本诗集可说是精神虚无期的产品。诗中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在永恒腐蚀状态下的恐怖世界，一个无法沟通、逐渐瓦解、归返混沌的世界。尽管诗人企图在诗中追寻个人的归属，但时间却不停地摧毁现在，带给他的只是过去自我的苍白幻象，这现象始终困扰着诗人。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任驻马德里的聂鲁达诗风有了明显的改变，从他 1947 年出版的诗集《地上的居住》第三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为不纯粹的诗辩护，认为诗不是高雅人士的风雅品，而应该以一般民众为对象，记载劳工的血汗、人类的团结以及对爱恨的歌颂。

聂鲁达把这种“诗歌民众化”的观念延伸到《地上的居住》第三部以后的诗作上去，于 1950 年出版了不朽的《一般之歌》（Canto general）。《一般之歌》是一部庞大的史诗，由大约三百首诗组成，长达一万五千行，分成十五个大章，内容涵盖了整个美洲：美洲的草木鸟兽、古老文化、地理环境、历史上的征服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它们和诗人自传式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全诗在对生命及信仰的肯定声中结束。

《一般之歌》书封

《一般之歌》出版之后，聂鲁达更加致力于诗的明朗化，贯彻他“诗歌当为平民作”的信念，1954 年出版了《元素颂》（Odas elementales）。在这本诗集里，聂鲁达不再采用礼仪式、演说式的语言，而用清新又简短的诗行，使得一首诗自然得像一首歌谣。他礼赞日常生活的诸多事物：书本、木头、番茄、短袜、字典、集邮册、脚踏车、盐、地上的栗子、乡间的戏院、市场上的鲔鱼、海鸥、夏天……他歌颂最根本的生命元素，他歌颂爱、自然、生命，甚至悲伤。

《元素颂》书封

聂鲁达说：“我喜欢变换语调，找出所有可能的声音，追求每一种颜色，并且寻找任何可能的生命力量……当我越探向卑微的事物和题材时，我的诗就越明晰而快乐。”这些诗印证了他在 1971 年诺贝尔奖得奖致辞中所说的：“最好的诗人就是给我们日常面包的诗人。”在一首诗里他曾如是描述他心目中未来文学的风貌：

又一次

有雪或者有青苔

能让那些脚印

或眼睛

去镌刻

他们的足迹。

换句话说，他肯定未来的诗歌会再一次和人类生命紧密相连。我们此时所看到的聂鲁达已不再疏离、孤寂了，他将自己投到工作、活动之中，这些诗中所流露的对生命、对事物的喜悦正是最好的说明了。即使聂鲁达如是强调诗的社会性，他却一点也不限制自己写作的范围。他个人的经历和私密的情感生活一直是他写作的重要题材。

聂鲁达和玛蒂尔德

1952 年，他在那不勒斯匿名出版了《船长的诗》（Los Versos del capitán），这是他对玛蒂尔德 · 乌鲁蒂雅（Matilde Urrutia）的爱情告白。1955 年，他娶乌鲁蒂雅为妻，1959 年出版《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Cien sonetos de amor），献给妻子。

之后，他的诗歌又继续经历另一次蜕变。他把触角伸入自然、海洋以及他们所居住的黑岛，像倦游的浪子，他寻求歇脚的地方，企图和自然世界达成某种宗教式的契合，《智利之石》（Las piedras de Chile，1961 年）、《典礼之歌》（Cantos ceremoniales，1961 年）、《黑岛的回忆》（Memorial de Isla Negra，1964 年）、《鸟之书》（Arte de pajaros，1966 年）、《沙上的房子》（Una casa en la arena，1966 年）、《白日的手》（Las manos del dia，1968 年）和《世界的末端》（Fin de mundo，1969 年）等诗集相继出版。

在这些 20 世纪 60 年代的诗作里，聂鲁达探寻自然的神秘，从一石一木中汲取奇异神圣的灵感。在他看来，一块石头不仅仅供人建筑之用，它是神秘、空灵的物质，述说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宇宙。他不想为所有的事物定名，他希望所有的事物能够混合为一，重新创造出更新的生命。

《船长的诗》书封

虽然聂鲁达晚年并没有停止他政治和历史性的诗作，但在写作“自然诗”的同时，他似乎也有某种回归自己根源的渴望。聂鲁达一度把自己比喻成在时间水流中行船的船夫，而在晚年不时瞥见自己在死亡的海洋中航行，因此把 1967 年出版的一本选集命名为《船歌》（La barcarola），追述一生的际遇，他的漂泊、政治生涯诸般愉快之事。他优雅平和地吟唱自己的天鹅之歌，然而很不幸地，他的死亡并不曾如他诗中所绘见的那般平和。

1973 年，当他卧病黑岛时，智利内乱的火焰正炽。9 月 23 日，聂鲁达就在这种内外交困的苦痛中病逝于圣地亚哥的医院，他在圣地亚哥的家被暴民闯入，许多书籍、文件被无情摧毁。

聂鲁达死后，八本书籍陆续出版。在这些晚年的诗作里，我们看到了两个聂鲁达：一个是20 世纪 50 年代情感丰沛、积极乐观的聂鲁达，用充满自信的洪亮声音对我们说话；另一个是充分感知生命将尽的“夕阳下的老人”，对孤寂、时间发出喟叹，并且企图拦阻历史的洪流以及生命流逝的轨迹。

《船歌》书封

聂鲁达死后四十年间，许多讨论他作品的论文和书籍相继问世。毫无疑问，他对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影响力是历久不衰的。他的诗作所蕴含的活力和深度仍具有强烈的爆发力，将持续成为后世读者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喜悦的泉源。

聂鲁达说：“文字和印刷术未发明之前，诗歌即已活跃大地，这即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诗歌就像面包一样，理应为众人——学者和农人所享，不可思议而且绝不寻常的人类大家族。”

的确，这位诗作质佳量丰的拉丁美洲大诗人，在死后四十多年仍源源不断地供给我们像面包和水一样的诗的质素。在他的回忆录里，他曾说可爱的语字是浪花、是丝线、是金属、是露珠，它们光洁如象牙，芳香若花草，像鲜果、海藻、玛瑙、橄榄。读他的诗我们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归生命最质朴的天地，跟着人类的梦想和情爱一同呼吸，一同歌唱。

我们一起來欣赏一首他晚年的诗作《回到自我》：

有一个人回到自我，像回到一间

有铁钉和裂缝的老屋，是的

回到厌倦了自我的自我，

仿佛厌倦一套千疮百孔的破旧衣服，

企图裸身行走于雨中，

有一个人想让洁净的水，自然的风

淋透全身，却只再度

回到自我的坑井，

那古老、琐屑的困惑：

我真的存在吗？知道该说什么，

该付，该欠或该发现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