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追求的“快乐教育”，是一碗毒鸡汤吗？

本刊记者 陈光 王一博 于舒畅 杨建伟 / 文

2018年4月2日，杭州，一所小学开启为期一周的“童玩节”，以此为学生减负，丰富校园生活（@视觉中国 图）

2月25日，曾经的奥数强国中国队“全军覆没”。在第11届罗马尼亚数学大师赛中，中国队一块金牌没得，单人最好成绩为第十五名，团体排名第六。美国队五人拿到三枚金牌，名列第一，韩国第二。同样在重量级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比赛中，过去拿冠军拿到手软的中国队，也已经连续4年没有尝过冠军的滋味了。在这4年里，有3年的冠军属于美国。

这次失利在国内再次引爆了一场关于教育的争论。“这些年来，在减负和素质教育、快乐教育呼声下，奥数从方方面面被打压……减负的意义，就变成了要求所有学生都向最低标准看齐。”一位奥数金牌选手的家长撰文称，快乐教育就是一碗“毒鸡汤”，要坚决反对，“中国的基础教育本来与西方教育水平就有差距，如果不迎头赶上，反而沉迷于‘减少压力’‘快乐教育’之中，并且堵死选拔和促进优异学生和天赋型选手的出路，恐怕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与世界最高的教育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会越拉越大。”

澎湃新闻文体中心总监石剑锋在朋友圈里转发了这篇文章。他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每天做奥数题，已经学完了小学数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倡导的快乐教育如今却成了众矢之的，甚至是“阴谋论”：“英国快乐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处于领导阶层的精英保持整个社会阶层稳定的手段。”

不过，真的是这样吗？是公众都被快乐教育蒙蔽了吗？

河北张家口人刘云峰依然希望孩子能过得快乐一点。为此，今年春节前后，他往天津跑了五六趟，都是为了孩子。

大儿子今年上五年级，成绩很好，小女儿只有三岁。但刘云峰未雨绸缪。“小城市的教育，基本那就是学习再学习，然后老师留作业回来做，也没有沟通。学校的教育水平比较低，就是为了分数在教育。”

他把目光投向了邻近的天津——大城市、教育资源多、高考也相对容易。他觉得自己上学时太苦了：“高中时候逼自己，一定要考多少分，其实这样出来的学生有些方面不太适应这个社会，素质教育跟不上，创新能力太差。”

他没有选择去高考“圣地”衡水。“衡水孩子苦埃现在衡水还有天津班，很厉害的。但业界的评价是把孩子从小就压榨。我就是这么念书过来的，不想孩子再这样。”

他对孩子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期待，不要求他“非得考北大清华什么的”。“现在很多家长（每年）花好几万给孩子报班，在我们看来就是过度，你没有把快乐的童年带给孩子。我们也在上课，但要上孩子喜欢的，不能被动地接受。他从小到大也试过不少，但只保留他最喜欢的。”

2018年，刘云峰通过人才引进政策成为了“天津人”。“说实话，我花100万买个房子就能把这事给孩子办了，我又有这个经济实力，我何苦不来呢？”

这么想的不只他一个人。他儿子所在的学校是张家口最好的小学，据他介绍，现在每个班至少一半孩子都有北京和天津户口。

资深媒体人魏寒枫是70后，他觉得自己也是苦过的一代。“我是从农村来的，完全是靠着残酷的人生博弈前进，才到今天这一步。”因此，他也不想让女儿魏晏太辛苦，尽管也动用关系把她送进北京不错的学校上学，但对其学业并没有太大要求。再加上工作繁忙，对于女儿，他基本是任由其发展。

由于没有北京户口，高二时，魏晏来到美国，在加州圣迭戈一所公立高中上学，准备申请美国大学。

马力一家生活在北京，有北京户口，儿子Pony曾经就读于北外附小，有着刘云峰眼中丰富的课外经历——四岁开始出国旅行，七岁去瑞士夏令营，九岁去南极，十岁走进联合国，但问题并没有迎刃而解。

小学六年级，Pony面临小升初，马力带他去北京的各个名校考试。在报考过程中，他们一家开始思考，是否认可这样的选拔考试？“我们的孩子本来就不太喜欢按部就班、埋头刷题。那年刚开始，学校说要参加区里的会考，学校就不教新的课程了，每天就是做会考的卷子。刷了两个月的题后，学校又突然说会考被取消了。”

Pony的英语很好，所以六年级下学期，全家人决定送他去英国留学。经过考试，Pony被牛津名校、英国著名演员艾玛·沃特森的母校Dragon School录取，成为其中为数不多的中国小留学生。

2018年9月2日，杭州长江实验小学开学，一年级生迎来小学第一堂课，教室窗外倚靠着很多围观家长 （IC图）

迎接Pony的不是国人想象中的快乐教育，而是比国内更加魔鬼的环境。“他基本上每天像陀螺一样转，11岁就有十几门功课，还有很多运动。这个学校一年六百多场运动比赛，要不断参加。”马力说。

儿子的名校生活让马力意识到，全世界对于培养精英人才所要求的投入是差不多的。在牛津，补习的风气很浓厚，越是优秀有追求的孩子越要上课外班。Pony也发现，身边的牛人和国内的学霸不一样，“不但成绩好，体育好，连小提琴都拉得好”，这甚至让“别人家的孩子”Pony一度自卑——自己怎么样样不如人？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要强的Pony不但在课业上进入了成绩最好的班级，还加入了学校的赛艇队。

为了帮助女儿顺利考上大学，去年，魏寒枫和妻子放下所有的工作，举家前往美国，借住在朋友家。原以为在美国考大学能轻松许多，但现实完全不是如此。

过去一年，魏寒枫的朋友圈充斥着为女儿赴美申请大学的心情日记。“学习曾国荃围南京，放弃对不能掌控的事情的念想，像鳄鱼咬着猎物一样，盯着大学申请一事不放，其余哪怕是火烧眉毛、朝不保夕，都不去管。宁断九臂，只为一臂。”如何让在国内成绩并不突出的女儿实现逆袭，跻身美国名校，成了魏寒枫一家的“战役”。

“如果把中国高考比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美国高中学生的苦和累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魏晏曾这样写道。在国内读书时，她晚上十点睡觉，只有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后，父母才对她的学习成绩有所了解。到了美国后，学校随时更新学生的作业表现，魏寒枫每天登陆系统检查。魏晏的作息时间也变成了午夜一点半睡觉，早上六点二十起床。

为了帮助女儿跟上学习节奏，魏寒枫曾找过美国的补课机构。但女儿上了一段时间，没什么改进，无奈又找到国内的补课机构，结果“一找中国（机构）见效了”。据魏寒枫观察，美国的补课机构中，近50%都是华人。

魏寒枫也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的教育方式。他曾长期在报社工作，周围人对孩子大都是散养的状态。“这是我们那一代人认为的快乐教育，但现在看来不成，只有自由，没有规矩，就像只有河水，没有河岸。所以我们以前报社的孩子们考到北大清华哈佛耶鲁这种名校的不多。教育就像一个工程一样，你不去管理它，它当然就很难做到非常顶尖的。”

拿到天津户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果想要在天津高考，至少提前三年就要在天津学校就读，这也意味着儿子最晚初中二年级就要到天津去读书。住在哪，选什么学校，孩子谁管，都是问题。

刘云峰为此做了多方准备。他计划让孩子尽量晚点去，毕竟两口子还在张家口工作，而去天津花销肯定不校到时候给他找个寄宿学校，或者老人过去陪读。万一孩子不适应，他自己也做好了过去陪读的准备，“牺牲一个家长”。“这就是一个全家总动员，现在为了孩子，很多家长都拼了。”

石剑锋是“虎妈”“狼爸”教育方法的信奉者，在他看来，美国的精英教育都是这么来的，虎妈不过说出了普通美国人都不会捅破的事。“有个段子说，美国的精英高中就是每天睡四个小时，每天喝四杯拿铁。”

石剑锋有两个孩子，姐姐今年上四年级，弟弟上幼儿园小班。石剑锋下班以后的时间，基本都被两个孩子的习题填满了——先是给老大预定每晚的“任务”，辅导她做作业，看时间情况还会增加一些额外的教辅书作业，然后给弟弟“上点课”，两个交替进行。

在石剑锋的朋友圈里，常常晒出给儿子做的奥数题。弟弟只有4岁，因为“数学上有些天赋”，差不多把小学数学都学完了。

在家长圈，有种说法是“孩子尚未成功，鸡娃仍须努力”。“鸡娃”是近几年北上广深家长们流行的一种教育方式，意为 “给孩子打鸡血”，不停地让孩子去学习，去拼搏。

2017年6月13日，青岛，中考结束后，一位女孩和她的学习资料合影（@视觉中国 图）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

然而，中国人花在孩子补习班上的费用却还是在连年上升。据一项统计数据，中国家长每年花在孩子课外培训班上的费用已经达到了4653亿元，预计在2022年这个数字会达到7689亿元。在去年关于北京补习班的报道《疯狂的黄庄》中提到，面对激烈的竞争，机构的常规课程已不能给家长安全感，部分家长选择自己组班。有神通广大的家长请来全国各地名师，攒成一个十几人的小班。一个数学名师的课时费大约是3小时8000元，对于这些“牛师”来说，一年几百万收入并不稀奇。

也许在外人看来，石剑锋是个典型的“狼爸”，热衷于“鸡娃”。但他的孩子似乎乐在其中。因为每天学习做题，“处女座”的弟弟已经养成了“强迫症”，一天不学习就浑身不舒服。连大年夜都要问爸爸：“现在可以学奥数了吗？”

石剑锋觉得一些家长和专家常常在教育中夸大了孩子快乐的标准。“并非有学习压力就不能快乐，即使在补习班里孩子们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快乐。如果你在学习的时候都找不到快乐，将来你在工作中更找不到快乐。”

“我们只是很抽象地说，孩子要快乐。那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是快乐？”电话那头，石剑锋抛出了终极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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