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天下"型定居文明，诸子百家恐怕不会出现

上一篇写道，周朝早期通过宗法分封和武装殖民，在中原大地上实现了第一次的定居农耕文明大一统。这应该被确定为世界政治发展史的一个跨越，因为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大为不同的是，周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依靠了一种“德治天下”的政治策略。

“德治”的由来

文明各有起源，起源于“多元一体”的定居，还是起源于单一部族的迁徙或征战，区别重大，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后世关于其部族始祖的类型想象。中华始祖的类型很特殊，虽然也照例被尊为战神，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面貌，则是指导万民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圣王。

中国人作史，按“三皇五帝三王”的顺序，始祖是“三皇”，曰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皇”字的古义是“德冒天下谓之皇”，本身就含有全天下至德之人的意思。

据传说，伏羲氏教人民作网罟以佃以渔，养六畜以充庖厨，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神农氏教人民因天时，相地宜，制耒耜，蓺五谷，尝百草，立医道，列廛于国，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黄帝有熊氏教人民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造历法，作算数，为文章以表贵贱，作舟车以济不通，画野分州，设立井田，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远夷之国莫不入贡。

河南新郑轩辕黄帝像

考察圣王们这些事功，可以看出，无不是定居农耕区内的农业革命活动，今天的话叫“改善民生”，而且是关于全天下人的民生。这当然就是一种至德。

对比一下，古代以色列人的圣经叙事讲述的是部族的大迁徙，古代希腊人的荷马史诗讲述的是特洛伊战争，都属于前定居、非定居文明中的行为，充斥着远征、烧杀、抢夺、复仇之类的情节，看不到“天下平”“万国和”的景象，当然也就谈不上德行、德治的问题。

那时世界不通，中国和地中海世界之间没有交流，如果有的话，无论是古希伯来还是古希腊，也必定逃不出蛮夷戎狄的定位，有多少华丽的长诗流传也没用。因为率领部族迁徙或率领军队征伐的英雄，在古代世界随处可见，大地上无数的蛮族游团，每个都有自己的亚伯拉罕、摩西、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故事甚至更精彩，区别仅在于有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但可以断定，并不是每个部族都能出现自己的伏羲氏、神农氏和有熊氏，因为这些最早的农民领袖和农业革命带头人，都是大有功于天下万民的圣王，只属于“天下”型定居文明，只可能在中华大地上出现。

德治，中华政治的这个核心概念，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换言之，中国人所谓“德治”，其实是专属于定居农耕文明的一种道德化政治，不能说最好或最高，但却是最适合于“天下”型定居文明的早期发展的。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定居农耕文明区，犹如大海中散布的群岛，被无数蛮夷游团所包围。而之所以能够像星星之火一样，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终成燎原之势，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一整套适合于定居文明的“德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朝的早期历史就是一部“德治”的成功史。据《周本纪》，周人先祖后稷“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则之”，本是一个定居农耕部族中的圣王。但是儿子不窋不务正业，放弃了农耕，“窜居戎狄之间”。好在第三代孙子公刘很有作为，又率领部族在戎狄之间的豳地复修后稷的稼穑旧业。然而农耕事业并不顺利，因为周围的“薰鬻戎狄攻之”。结果不用说，弯腰种地的肯定是打不过骑马打猎的，就这样进进退退纠缠了有一千年。到了古公亶父当政，为了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终于下决心举国离开豳地，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

今日岐下周原

审看这段历史，从战术上讲，肯定是周人败了，薰鬻胜了，因为前者被后者赶跑了，丢了豳地。但是从战略上讲，却正好相反，因为周人撤离时，“豳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贤，亦多归之”，最后不仅重建了新的根据地、扩大了地盘，而且尽收民心。到了古公之子王季、之孙西伯，“修古公遗道，笃于仁义，诸侯顺之”。周家八百年王业，自文王始。

在公元前一千纪的那个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故事，大可怀疑。军事上的失败者反而成了文化上的胜利者，凭着仁义二字最终赢了全天下，这样的“德治天下”叙事，遍读其他民族的史诗，恐怕找不到第二家。

后人纪念文王，全都是动人故事——敬老慈幼，礼贤下士，耕者让衅，民俗让长，修德行善，发政施仁，泽及枯骨…盖人心至是已去商而归周矣，“德治”大胜。但这里似乎有个问题：周人这些道德观念和行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真的是头脑中聪明智慧灵光一闪的产物吗？设想一下，假如周人没有离开豳地南下关中平原，“德治”能够在北方的薰鬻戎狄当中产生同样的效果吗？能够让周围的蛮族游团像中原的殷商诸侯一样纷纷归附吗？

绝无可能。

不要说当时的薰鬻戎狄，从那时起到后来的匈奴、五胡、突厥……直到两千多年后蒙古诸部，这些北方游牧-游猎民族只要不进入中原的定居文明圈，就不知“德治”为何物。他们不仅不会因“德治”所归顺，反而毫不犹豫且理直气壮地一次次越过长城碾压整个中原乃至南方。为什么？归根结底，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周朝的“德治天下”只能在定居农耕文明为主的区域内起作用，而在游牧游猎文明为主的区域内，基本没用。

敬老慈幼在定居文明中是美德，但在游牧文明中却不是，因为根本没条件，整个部落必须不断地长途迁徙甚至快速奔走，不可能因为要照顾少数老人，影响整个群体的机动性。恭敬守礼在定居文明中是美德，但在游牧文明中也不是，在马背上生活的所有男人必须以好斗、残暴、贪婪和好色为基本品质，才能让整个群体获得更多的猎物并且更快地繁衍。

一条条考察下来，在定居文明中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道德行为，在游牧文明中也许恰恰是非道德，因为不能促进群体的生存发展利益。周文王礼贤下士，尊八十岁的吕望为太公，因为贤士们头脑中的一个良策，就可能大大推进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但游牧民族的世界就是茫茫大草原，散落着无数的野兽群体和异族部落，要想生存下来就要尽可能多地消灭它们，因此，计谋远远顶不上勇猛，智力不能代替臂力，与其礼贤下士还不如锤炼战士。

就是这样。若没有大面积定居农耕区、大规模定居农民人口，再出一百个周文王也没用。周人从豳地举国迁徙到岐下周原，从地理上看就是跨越了农-牧分界的400毫米降水线，融进了定居农耕的核心区；从历史上看就是汇入了当时的农业革命浪潮，顺应了定居农耕区的大一统趋势。“德治天下”政治策略的成功，当然要归功于文武周公这些开国者的伟大政治实践，但背后的深层历史运动，却是那个历史时期定居农耕区域的迅速扩大和对周围游牧-游猎蛮族游团的大量吸收。

先秦诸子都在争论什么？

与定居农耕区大一统趋势发生的同时，是一个堪称政治奇迹的新事物的出现——原本作为地理概念的“天下”，通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度安排和“德治天下”政治策略的实行，成了一个地理、政治和伦理的“三位一体”。

天下，同时意味着全部土地、全体人民和全局秩序，天道、人伦和天人相与之际三合一，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类似的“三位一体”。

早周其时，封王所到之地，新城拔地而起。以周文王为源头，在全天下制邑立宗，每个城市自始封者开始别子为祖，建立宗庙，下一代则按嫡长子继承制再继别为宗。一切都井然有序，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重要的是，当人为制定的宗法制度遍行于全天下，各地的宗庙都只祭人祖不祭鬼神之后，关于天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者们注意到，在讲述周人迁徙故事的《诗•皇矣》等篇章中，天还是一个被称为“帝”的人格神，“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像极了希伯来《旧约》中的耶和华；而到了较晚的《书•吕刑》等篇章中，天即变成了“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的抽象物，与人为秩序合二为一了。梁启超对此总结道：

其所谓天者，已渐由宗教的意味变为哲学的意味。而后世一切政治思想之总根核，即从比发轫。

天，不再是任意的、绝对的、超越于人的，而成了规则的、相对的、与人合一的。如《诗•烝民》的表达，上天与万民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对这句话，孟子的解释是：“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彝指法度、常规；懿是美好的意思；万民只要遵从天的法则，就是好的德行。梁启超的解释是：

凡一切现象，皆各有其当然之法则，而人类所秉之以为常也。故人类社会唯一之义务在“顺帝之则”（《皇矣》）。

中国人研究六经，往往带着一种想当然，认为天就是天，民就是民，不用多解释，全世界都一样，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人类社会。其实这是个大谬。在中国人开始将“天”与“民”连在一起，甚至有了“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这类思想的当时，在世界其他民族当中，无论是天的观念，还是民的观念，都还远远没有成型。

《千里江山图》局部

在中国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之外，满眼荒蛮：欧亚内陆的游牧民族长期挣扎在生存线上，为寻找水草和猎物而四处奔走，观念上摆脱不了野兽崇拜的蒙昧阶段。地中海一带的城邦民族则永远被不同的敌国所包围，相互攻伐，从不知“天下”的范围有多大，自然不会形成“天下”观。印度有较大规模的定居农耕区，但却始终没能形成一个与中国类似的“同心圆”或“同心方”地缘格局，无法让定居文明成为一个整体以抵抗北方蛮族的频频入侵，当然也就不成“天下”。至于西欧，作为一个文明它在这个时期还根本没有出现。

所以，当中国的先秦诸子们使用“天”和“民”这两个概念时，两者本质上是一对，是一枚硬币之两面。硬币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本身，这个文明的一面是生养万物的天，另一面是顺天之则的民。那些不在“天下”型定居文明中的民，要么是蛮族暴民，要么是小城寡民，要么是奴隶草民，皆非“天民”。

“天民”观念最圆满的表达，在《书•皐陶谟》中：

…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至此，从“多元一体”定居文明开始，到“天道”哲学的确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自洽的天-地-人体系终于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并且从此屹立千秋。

独立的，因为一切都起源于中华大地上独一无二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完整的，因为正是基于这种文明，才有了集合在“天下”概念之中的地理、政治和伦理“三位一体”；自洽的，因为“天下”中的天是哲学意味的天，所以“顺帝之则”就成了“顺天之则”，继而通过“天生德于予”又进一步融化成为人的道德义务，完成“天人合一”。

其他文明中不可能诞生类似的体系。仅仅从人格神到抽象的天这一步，就都没能完成跨越，更不要说“天下”观念的“三位一体”和“天民”的“一体两面”。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正如近现代学者反思中华文明时普遍认为的，这个文明的确过于超前和早熟。回看中华历史，无论是“三位一体”的“天下”还是“一体两面”的“天民”，其实更多的只是士大夫们头脑中的理想，而非真正的社会现实。周初“协和万邦”“德治天下”策略的实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建成一个理想社会。

虽说从理论上讲，当时的中国农民已初步具有了辜鸿铭所说的“良民宗教”精神，但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原地区，游牧的蛮族暴民、城邦的小国寡民、底层的奴隶草民，也都大量存在，与其他文明无异。人毕竟是人，性恶就是性恶，不可能因为《诗》《书》中几句虚无缥缈的哲言，全体农民就都集体升华成了与众不同的“天民”。

历史见证，短暂的“成康之治”过后，“周道衰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昭王伐楚不返，厉王侈傲弭谤，再经骊山之耻、平王东迁，诸侯并起礼崩乐坏的局面已成。读书人们心目中那个空中楼阁般的“天下”自此土崩瓦解，于是喧哗四起，众声鼎沸，中华文明最为光彩夺目的思想文化之花大绽放时期随之到来。

70年对话5000年，今天的人们在重读先秦经典时，既不能将它们仅仅看成是圣贤们高人一等的聪明智慧，也不能盲目认为其中的名句格言一如既往地英明正确。大体而言，它们只是“天下”型定居文明这个特殊文明的产物，且生发于这个文明遭遇到理想与现实、超前与滞后、早熟与晚成之间巨大冲突的那个特殊时代。而诸子百家的不同学说，就其实质而言，就是面对这些冲突的诸种不同回应。

进行了这个界定之后，再看先秦诸子的学说，脉络就清楚了。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抱负最宏大，对于“三位一体”的信念最坚定，天道、人伦和天人相与之际三端缺一不可，所以立志要修旧起废，从正面匡扶周道。如太史公所言：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论诗书，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对于天人相与，儒家给的是完整解。《礼记•礼运》中表达得很清楚：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淆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淆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以管仲商鞅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与儒家同出孔学，两派的区别在于：儒家的理想更高远，追求升平世到太平世之间的“大同”；而法家的关注点在当下，致力于据乱世到升平世之间的“小康”。所以，法家对于“三位一体”能否恢复其实半信半疑，虽然也相信天道，但执意将其中的道解成“法”和“纪”。《管子•形势解》：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

《韩非子》：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属于所谓“南派”，偏于逍遥，对于“三位一体”的信念最淡漠，不认为圣贤们能够做什么。于天道、人伦和天人相与之际这三端，只信天道，只解无为，根本不相信人伦。所以老子会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庄子也说：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

以墨翟禽滑厘为代表的墨家，属于北南之间的“宋郑派”。但墨子鲁人，习孔子之书，业儒者之业，在匡扶周道的事业上与儒家算是同志，对于“三位一体”的信念同样坚定。墨家于天道、人伦和天人相与之际这三端，比儒家更为相信人伦的力量，也相信天人相与。对于天道，执意要解出“天志”。《墨子•法仪》曰：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所谓诸子百家，就其“大宗”而言，就是以上几家，其他诸家都是“大宗”之间混合衍生而成，不再一一详述。本文对此进行梳理，旨在特别强调这些产生于那个特殊时代的古典学说与“天下”型定居文明本身以及这个文明内在困境之间必然的和因果的联系。今天的中国，正在大步跨入新时代，面对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继承和借鉴问题，更需要对这些联系进行清晰的辨识。

70年对话5000年，新时代所达到的高度越高，前景越远大，对于历史的追溯和探究也越深越远。笔者才疏学浅，力有不逮，在此抛砖引玉，诚邀学界同仁共襄此举。下一篇“三千年来中国人的政与商”。敬请关注。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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