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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摇滚时代！名校休学创业者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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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个扎克伯格，他退学了，成功了，但大家很少看到，这个幸存者背后的累累白骨。
在统计学里，这就叫做幸存者偏差。事实上，很长时间里，休学创业被神话了。
本文授权自：投中网（ID：China-Venture）
每个时代最酷的年轻人在做什么？
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写诗，90年代，他们组摇滚乐队，“2013年到2016年，创业才是最酷的年轻人做的事！”梁优激动中带着怀念，“那是中国创业的摇滚年代。”
在休学创业者梁优的描述中，那时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创业展开，“哪怕是广西卖母鸡的农民，都在想着怎么把母鸡智能化，做O2O。”
创业大潮中不乏年轻人乃至90后的面孔。曾有投资人说，90后是移动互联网产品的第一批试用者，也是最有可能从中摸索出新商业模式的创业者。
追梦网创始人杜梦杰、泡否创始人马佳佳、“一起唱”创始人尹桑……这些90后创业者被资本青睐，被媒体追逐，聚光灯下，一夜成名，万众瞩目。知名美元投资机构IDG甚至专门设立了一只规模1亿美元的“90后投资基金”。
在这样的气氛中，2014年6月，中国政法大学大三学生梁优递交了一纸休学申请，开启了在创业圈的摸打滚爬。迄今为止，他加入过不下5家创业公司，还成了其中两家的合伙人。
这个93年出生的男生绑着马尾辫，脸庞稚嫩，只有当他聊起那些创业往事，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所经历的早已远超同龄人。
和梁优一样，上海交通大学的鹿程、南加州大学的马小扁、中山大学的罗生，身上都带着“名校生”和“休学创业者”的标签——它们曾经属于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互联网大佬。这些先驱者的传奇和全民创业的社会氛围，鼓舞着这四个年轻人离开学校，投身滚滚创业浪潮，去奏响他们的青春摇滚。
他们经历了这股浪潮的跌宕起伏：看过热闹非凡的路演，也见证了资本退潮的寒冬，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了死在沙滩上的裸泳者……全民创业狂欢过后，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的选择。
“很长时间里，休学创业被神话了。”马小扁说，“世界上有个扎克伯格，他退学了，成功了，但大家很少看到，这个幸存者背后的累累白骨。在统计学里，这叫做幸存者偏差。”
投身洪流
时光回到5年前，按照常规，梁优本该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大三前后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律所实习，毕业后从事法律相关工作。
可梁优对这条看似“既定的”职业道路存有疑惑，他想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想想“真正想要什么。”
2014年6月，当时21岁的梁优以“Gap year”的名义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申请获得了顺利通过。“当时我们副院长的女儿在美国上学，也在Gap year，他对此表示很理解。”
休学后，酷爱户外运动的梁优做的第一件事是骑行：从甘肃张掖到青海格尔木，边骑边思考人生。
骑行归来后，梁优想继续体验不同的生活，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一家瑞典自行车赛事公司，之后又加入国内创业公司野兽骑行（小蓝单车前身），成为该公司的第七号员工。当时，这家位于望京SOHO的公司刚刚拿到徐小平的百万美元天使投资。
看到小蓝单车联合创始人李刚“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却已经融到百万美元级别的资金，梁优心想：“他们可以，为什么我不行？”他也萌生了“自己当老大”的想法。
2014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各高校要“面向全体大学生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纳入学分管理”，同时“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再次提到：“各高校要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梁优。“即使创业失败，还是可以回来拿学位。”
然而，梁优还是遇到了来自父亲的阻力——这个一贯保守的高中教师担心儿子“浪费时间”。但当时梁优想，“如果人生选错了路，不是更加浪费时间吗？”
梁优性格很“刚”，“我从小到大都和父亲拉锯”。大一暑假时，梁优想从北京骑车回老家盐城，父亲不许。但梁优坚持，并安全抵达。“很多事情，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015年5月，一年的gap year即将到期，梁优申请继续休学一年，和两位朋友组建了O2O亲子游公司“三只熊亲子游”。
一番交涉未果，远在家乡的父母无奈接受了儿子的决定，并拿出20万资金支持。
第二年的6月，大洋彼岸的南加州大学在读博士生马小扁也办理了休学，此时距离他拿到物理博士学位还有两年。按照此前的规划，这位从小到大的学霸在博士毕业后，将继续做博士后，然后进入大学，开展学术研究，拿到终身教职。
但在马小扁参加了一个创业比赛后，“一切都被打乱了”。马小扁的参赛项目是数学作业辅助AI平台：学生可以扫描不会的题目，平台的AI系统将快速读懂题目，通过提示、纠错、实时检查验证等方式辅助学生进行分步骤解题，功能类似于数学家教。
参赛后，马小扁开发软件，调研用户，做财务预算，商业策划书，谈客户…最后一路晋级至决赛，获得亚军。
然而，这却引起了校方的不满。马小扁分身乏术，学校每年有博士培养数量的指标，如马小扁不能按期毕业，会影响学院的平均学术水平。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最终，马小扁选择了休学两年，专心创业。
因为马小扁此前曾被选为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会士，他向NSF申请了一笔五万美元的奖金，这成了他创业的启动资金。
同样在这两年，上海交通大学研二学生鹿程、广州中山大学的研一学生罗生，纷纷选择休学创业。鹿程加入创业公司“助理来也”，成为该公司上海分部的第4号员工。罗生来到北京，参与一个互联网教育创业项目。
他们或主动追求，或被迫选择，不约而同的投身到创业洪流中，成为其中最年轻的力量，期待乘风破浪。
创业维艰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创业远比想象中要艰难。
3年来，马小扁见了不下20家投资机构，却没有收获一笔融资。公司依靠来自NSF的5万美元强撑至今。
这位曾经的学霸，如今还保持着一个“学生气”的习惯：面试员工时，无论是否录取对方，如果对方不会做某个面试题目，就一定要把他教会再放走。
在融资中，这种“学生气”成了拦路虎，“投资人问我产品有什么缺点，我以科学家的学术态度一五一十全说了。其实这些缺点都是可以改进的，但我刚把前面的缺点说完，投资人就觉得后面的不用听下去了。”
不久前，马小扁刚刚度过创业以来最大的危机事件：公司的技术专利即将到期。他和其他3位员工日夜奋战，为其他公司做技术外包，赚来1万多美元，才解决了专利续费的燃眉之急。
为了把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罗生所在的团队租住在一起，搭伙轮流做饭。他们将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一个200多平米的公寓隔成5个房间，分别打造成了厨房、办公室和卧室等。
这群90后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但因预算有限，伙食很少见到荤腥。这让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年轻人们叫苦不迭。
有一天，一个程序员工作到一半，突然站起来，打开门出去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结果他提着几个鸭腿回来了。因为油水太少，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出去买了最便宜的鸭腿。”罗生回忆，两个月内，团队有人从110多斤瘦到了90多斤。
除了穷和累，这些涉世未深的创业者们正在为自己的“年轻”买单。因为经验、渠道、资金和专业能力的欠缺，他们“踩了不少的坑”。
在梁优看来，因为年轻，他们容易过分关注一些“表面现象”——见了多少投资人、租到什么办公室、团建是否有意思等。
梁优在三只熊亲子游创业时，公司原本业务稳定，在天津搭建了30人团队，却盲目进军北京，“花了大把钱建造北京办公室、给员工租房子”，让成本严重超支。
直到他后来加入其他成熟的大型团队，才发现自己此前的创业简直就是“草台班子”。他以经费使用为例，“对正规军来说，哪怕是千八百块的经费投放，都会有完整的数据报表。而我们当时连财务都没有，有时花钱只是为了开心，甚至不记得钱花到哪里去了。”
在这些从小到大生活顺遂、没怎么遇到过挫折的年轻人中，对企业前景的过分乐观，也几乎是通病。
2015年年中，有投资机构对三只熊亲子游表示了兴趣，估值3000万。“当时我们觉得自己是个高水平团队，这估值太低了，就没有要。有投资人建议我们把办公室搬到更便宜的地方，我们也没有采纳。”梁优回忆。
然而，投资风口转向之快，堪比六月的天，孩子的脸。等到团队资金周转紧张，再想去融资时，已经是2016年年初，当时的市场环境已经变了，OTA（旅游电子商务行业）两大巨头携程和去哪儿合并，资本觉得这个行业很难再有小公司做大的机会，正逐步撤离。
为了给员工发工资，梁优几乎是“到处跪着求钱”，最拮据时公司连第二个月的房租都拿不出来。梁优说，直到那时，他才真正体会到“被社会修理”的感觉。“之前我觉得自己是高材生，赶上了互联网，肯定能把事情做起来。最后发现自己就是很菜，没什么可牛逼的。”
而在股权构架等比较专业的问题上，这些学生更是显得有些草率。
马小扁参加学校的创业比赛，为了凑够参赛人数，在校园里“随便拉了几个人”，还给了他们股份。到比赛获胜后，这些人因为已拥有股权，就不再想付出，只想坐等收益。“后来我才知道，可以建立针对早期股份架构的保护性条款，不付出的员工不能获得股权。但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马小扁说。
在罗生的故事里，因为股权协议不清，他最终被创始团队“扫地出门”。“初期我们约定11个合伙人每人占股6％到8％。因为股权比较均匀，决策时采取一人一票制。”
然而，因为团队成员都是大学、高中甚至是初中同学，2017年7月之前，合伙人协议一直没有真正签字画押。这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一位发起人的想法占据主要地位，其他人的意见基本得不到尊重，民主制度形同虚设。
因为意见不和，罗生和该发起人闹上了公堂。最终他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到了部分权益。他反思，“在创业之前要想到最坏的结果。能签订协议一定要签订协议，写在纸面上的才是可靠的。”
代价与回报
休学期满，四个创业的年轻人，有了不同的人生选择。
鹿程和罗生返回学校，继续学业。马小扁和梁优则选择创业不息。马小扁在休学两年后直接放弃了自己的博士学位，梁优2016年离开三只熊亲子游后，又陆续加入多家创业公司，2017年下半年还和他人联合创立了一家智能音箱公司。不过，他还是挤时间修满了学分，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
如果你穿越回去，是否还会休学创业？面对这个问题，梁优很坚定，“我一直认为，任何的选择都不会白费。”马小扁和鹿程则略微有些迟疑，“可能会再仔细考虑考虑”。
马小扁说，如果可以穿越到3年前，他会告诉自己，推迟一年再休学创业。趁着这个时间，“在校内多进行AI技术方面的提升，多积累资本市场人脉，多吸取其他公司的失败经验，多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鹿程为短短一年多的创业生涯付出了代价。他2018年6月硕士毕业，根据上海市的规定，2018年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进沪直接落户标准分为72分。“根据通知规定的落户打分细则，我们学院那届毕业的研究生基本都实现了落户。”
然而，识别应届生的办法是此前是否交过公积金和社保。鹿程因此丧失了资格，他若还想在上海落户，需要“居住证持证期间缴纳社保累计满7年”。这个结果让他难以接受，“明明你的同龄人都可以拥有的东西，你却就这么失去了。”
他们需要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在一些企业眼里，创业的经历成了大学生校招时的“减分项”。鹿程面试某个电商巨头时，进入最后一轮面试，谈到未来规划，“很多人说要做一个出色的产品经理，我说要做个出色的创业者，这时候面试官的态度就比较冷了。”
“他们觉得休学创业的年轻人‘脑袋有反骨’，很难安安分分地静下心来为公司添砖加瓦。”梁优说，“这批人中大部分都在小公司里折腾，最后其实很难养成主流的职场能力，比如逻辑、表达和文档写作能力等，很多人连正规回邮件的方式都不会。”
一家金融机构的HR告诉投中网，对于是否录取休学创业者，公司通常会视情况而定。“休学创业本身带有冒险、极端的意思，如果是偏保守的职位，招这种类型的人才可能就不太适合。”
若不被主流职场接纳，这些失落的年轻创业者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定位。“他们大部分过得比较苦闷，基本是做些线下小生意，比如做开酒吧、米粉店等。”梁优说。
如今，已经27岁的鹿程还有另一个烦恼。因为休学创业“耽误”的时间，他成了“大龄的职场新人”。在他的描述里，这是互联网公司里“不太会被重点关注的一批人”。“你的boss年龄可能还没有你大，而你还处于较低职级，心理上会有落差。”
在创新工场工作过的刘豪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亲眼见到好几个年轻人创业失败后，不得不回到大企业打工。“他们之前是CEO，一切自己做主。现在被数不清的‘婆婆’管着。这种落差，一般人能承受得了吗?”
也不全然如此。一位受访者说，在一家互联网巨头面试时，面试官就对他的创业经历很感兴趣。在后来的工作中，领导知道他有创业经验，会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他，团队有新项目，也会让他优先尝试。这让他比同一批职场新人更快地揭下了“校招”标签。
硅谷早期投资机构 AI List Capital 管理合伙人 Henry Shi 博士对投中网说，他对休学创业者总体持支持态度。“创业本身就是不走寻常路，需要魄力和决心，按部就班的读书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一个愿意打破原有成长路径的人值得他人尊重。”
未来还会创业吗？四个年轻人都说不排除这个可能。但罗生认为他更倾向于试错成本更低的方式，比如先在周围人群进行小范围试验，验证想法可行后再all in创业。
“连续创业者”梁优则已经有些厌倦，他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创投圈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就是讲故事。一家外卖公司并购一家所谓的AI公司，估值一下子就上去了。人们却不关心真正的外卖是怎么送的。”
他说自己已经对创业“脱敏”了，“我曾经喜欢骑行，但加入‘野兽骑行’后，我就特别讨厌骑自行车；做亲子游后，看到孩子就烦；做年轻人文化活动后，听到‘青年人都是最牛逼’的就想翻白眼。任何事情上升到商业层面，就变得很没意思，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你需要给自己留点空间。”
不久前，他刚以换股的方式，把创立不到两年的智能硬件公司卖给了一家行业巨头。下一步，他打算在北京胡同里开间酒馆，思考些“和心灵有关的事情”。
（应采访对象要求，罗生、鹿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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