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胥辉
警衔等警用标志齐全的假警服公开挂在淘宝网店上销售 本文图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胥辉 图
警衔等警用标志齐全的假警服公开挂在淘宝网店上销售
以保安“工作服”下单,却能购买到带有“警察”字样臂章,并配送“一杠一星(三级警司)或三星”警衔的假警服。在多家电商平台上,一些看上去非常正规的网店,暗地里竟做着这样的违法交易。
3月1日以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持续暗访多家电商平台发现,除假警服可网购订制外,身份证、驾照也可“地下交易”,还有售卖U盘的商家“暗语”搭售不雅视频。网购中的“地下交易”现象不仅已成行业顽疾,其隐含的社会隐患更不容忽视。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新教授认为,此类“地下交易”的买卖双方涉嫌触犯刑法;对平台定责,需要厘清是否“明知”“放任”;有效打击此类犯罪则需多方协作,综合治理。
多家电商平台可订制假警服,警衔警徽以假乱真
据中新网报道:2月16日下午,巴中市通江县公安局巡特警巡逻时,发现街上一名警服便服混穿的男子,遂上前盘查,该男子称自己姓程,是一名警察,并向巡特警出示了人民警察证。但巡特警通过警务终端核查发现,“警察”程某某竟有违法犯罪前科。警方后来查明,程某某所穿戴的制式警服为仿冒,系网购的假警服;其持有的人民警察证是伪造的,通过电话联系邮寄购买。
程某某被警方行政拘留2日,并收缴其假冒警服、证件。
近日来,澎湃新闻对多家电商平台进行调查,发现假警服订制并非孤例。
在淘宝,澎湃新闻记者搜索“警服”,会显示“非常抱歉,没有找到相关宝贝”,但搜索“保安服”则会出现许多商家,而这些“保安制服”和警服的差别,只是臂章和肩章显示为“保安”或“特勤”。澎湃新闻调查发现,部分商户也出售“警衔”和警察“臂章”、警号、胸徽。“保安服”配上这些标志就变成“警服”了,几乎可以假乱真。
澎湃新闻记者与网店客服的交谈聊天记录
澎湃新闻记者与网店客服的交谈聊天记录
3月1日,澎湃新闻向该平台多个商家私信询问“有无警服售卖”,有商家直接拒绝,也有商家回复暧昧。其中一个名为“致旭保安制服”的店主虽然表示没有,却另外向记者推荐了一条商品链接。打开这条链接,进入到一家名为“豪威工装制服店”的网店,标明地点为“湖北武汉”。该店家称上述链接里的保安服“自带JC(警察)臂章”,还可根据身高体重参考尺码、大小。店家进一步透露,“这款不送肩章的,如果需要购买新式硬布肩章是10元。有一杠一星到三星(三级警司),一拐、两拐还有带星的等等。”
“挂羊头卖狗肉”式地下交易成电商顽疾
在暗访中,为了确认上述淘宝店家是否真的在售卖警服和相关标志,澎湃新闻记者按店家的指引买下一件。3月4日收货后拆开包装,发现确实是一件假警服,臂章、肩章、胸徽、警号一应俱全,很容易乱真。
3月1日,澎湃新闻以相似的方式在京东平台下单,也成功购买到一套假警服及相关警服标志。卖家是一个名叫“山猫运动专营店”的店铺,客服称可按需求订制警服,买一套衣服可免费配一套警衔,下单后由客服备注即可,如果加20元则可配两套警衔。按照客服指引下单后,记者在3月6日收到包裹,拆开查看与客服描述一致。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此前已有江西媒体报道,在电商平台拼多多上也有商家私下出售假警服及相关警用配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大电商平台公开搜索“警服”,都显示并无相关商品,诸多买卖都借助于售卖保安服、工装服等幌子。此前已有诸多报道显示,电商领域存在“挂羊头卖狗肉”式地下交易的现象,这已成行业顽疾。
在假警服之外,澎湃新闻记者还尝试调查了其他一些敏感商品。在淘宝搜索“身份证”显示无相关商品,但随机与一些证件制作的店铺沟通则发现,店家会引导加微信再聊,同时附带“亲,您要的我们都有”等诱导性语言。一家名为“精诚印务服务”的店铺在微信里告诉澎湃新闻,假身份证、假驾照等均可制作,假身份证一单300元,一两天即可做好,只需要按照身份证格式提供相关信息。为了取信,该店主还发来其为他人制作的假驾照图片,相当逼真。
淘宝网店上可购买装满色情视频的u盘
澎湃新闻记者与网店客服的交谈聊天记录
此种隐蔽式交易还发生在U盘网购中。此前已有诸多报道称不法商家通过买卖U盘传播不雅视频。一家名为“随便你要”的U盘淘宝店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U盘内35G“欧美日韩国产都可以装”。3月1日下午,记者在网店客服指引下下单购买,3月5日晚间收货核查发现,该U确实“装满”各类不雅视频,总共31G,与店主描述基本一致,也与此前多家媒体的报道吻合。
澎湃新闻调查所涉及的“违禁品”已向警方报备,并交由地方派出所处理。
专家:买卖双方涉嫌触犯刑法,此类交易需加强监管
上述“网络地下交易”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新教授告诉澎湃新闻,这问题需要从三方(买方、卖方、电商平台)来看,买方和卖方实际上是通过电商这样一个中介平台达成合意,然后绕开监管进行非法交易。刑法中都有相关的法律进行惩治,比如:买卖警服,刑法281条有一个罪名叫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罪;如果买卖警官证,有罪名叫买卖证件罪;如果涉及淫秽物品,买卖双方的交易达到定量标准,则触犯刑法363条,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还有传播淫秽物品罪。
“涉及到电商平台的责任问题,这主要看平台是否主观“明知”“放任”,因为电商不是直接参与进来,对它就有一个构成要件的因素。”王新说,追究电商平台的责任必须要确认他是否“明知”,现实案例中这个认定相对比较复杂。他指出,打击此类犯罪需要多方协作,综合治理。
北京市法典旗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德志分析,此类行为对电商平台带来的风险大于收益,很少有平台敢主动“玩火”,但从监管主体责任上看,诸多平台应该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加强监管,在商家进驻资质、商品信息发布、商品评论管理等方面加大技术和资源投入,主管部门对平台违规也要加强监督和惩处。
张德志认为,整治此类违法犯罪现象需要多方共治,比如由主管部门牵头,让各平台摒弃门户之见,共享打击犯罪相关的大数据;还可建立“行业黑名单”,政、企、民多方合力,共建长效监管机制。
本期实习编辑 常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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