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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沈巍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又到了动物发情的季节,而我,沈巍,一个52岁的适龄拾荒流浪汉,却在这个春天,迎来了一拨又一拨发情的牛虻。
他们从全国各地潮水一般涌向上海滩,带着相机、摄像机,以及一颗颗骚动的心,在我栖身的地铁站、捡垃圾的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围追堵截。
他们忘情地簇拥我,膜拜我,爱我!
男的说要给我著书立传,女的说要嫁给我。
他们是带着白嫖的诚意,扑面而来的。
走的时候,他们只挥了挥手机,没带走一点垃圾。
然后,他们就把我弄到网上,然后我就成了国学大师、流浪大师、金句大师。
在这些牛逼闪闪的头衔后面,是我可歌可泣的传奇身世:我毕业于复旦大学,学富五车;我出身名门,有一个温柔迷人的妻子,有一双人见人爱的儿女;后来因为一场惨绝人寰的车祸,妻子儿女全挂了,独剩我毫发未损地苟活于人世;从此,我看破红尘,带着对妻儿的无限哀思索然离群,从闹市迁于巷陌,以拾荒为乐。
然后,我就成了名满天下的网络红人,而且是当红的那种!
知道这一切后,我笑晕在垃圾桶旁。
别问我笑啥,我还能笑啥?我TM就只是想掩饰一下内心的尴尬。
一切不以捡垃圾为目的的交友,都是耍流氓。你们这群流氓大师,到底要干吗?你们给我听着:
我不是什么大师,我不是!
我没读过复旦大学,我没读过!
我没结过婚没老婆没孩子,我没有!
红尘是很破,但不是我看破的,别赖我!
我,就是个捡垃圾的普通公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高端、大次,上档气。
放过我吧,求求你们这群牛虻大师了。
(2)
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师,倒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喜欢读书,尤其是历史和国学经典,喜欢书法、戏曲和交响乐,念过大学(不是复旦),有过一份在徐汇区审计局上班的体面工作。
但,这又能说明啥呢?只能说明,我的人生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我居然沦落到捡垃圾的地步。
我的悲剧人生,可以追溯到我的家庭教育。
我出生于1967年,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的父亲是上世纪60年代响当当的航海专业本科生。但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父亲却犯了现在很多家长正在犯的错,总喜欢以爱的名义,绑架孩子的未来。
我本来喜欢画画和历史,但是他却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不允许我接触这两样,我想买书,他也绝不允许。为了弄钱买书,我只能去捡垃圾换钱。
结果,我捡垃圾,又被父亲视为没出息、丢人现眼的表现。我很小就被父亲送到外婆家生活,亲情越来越淡漠。
我为什么后来进了审计局?正是因为父亲的强权。我的大学和专业,都是按父亲的强势要求选的,说是毕业后可以当公务员,端铁饭碗。
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按我的理想,我会首选中文系,其次是国际政治研究。
我不喜欢和数字打交道,但做审计工作,却每天都需要面对一大堆数字。老实说,相较于这样一份循规蹈矩的工作,我甚至更喜欢捡垃圾。
在我看来,垃圾其实并不是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
小时候捡垃圾换钱买书的经历,告诉我,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既然捡垃圾能卖钱,又不犯法,还能净化环境,为什么不可以捡?
所以,我即使上班了,也保持着捡垃圾的习惯。在单位,看见谁扔了矿泉水瓶、废书和报纸,我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捡起来,存在在办公室靠我办公桌的角落里,攒到一定量后再拿去卖。如果是人们吃剩的食物,我就把它拿去喂流浪猫流浪狗。
即使是出差,这种习惯,我也没落下过。
(3)
可是我没想到,我捡垃圾,竟然为自己捡来了灾难。
灾难首先来自我的家人,他们认定我疯了,读了大学,有一份这么体面的工作,干吗还要捡垃圾?他们无法劝阻我,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关了我三个月。
从此,我和家人断了亲情,和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再有交集。
紧接着,我的单位也开始为难我。1993年,领导给我办了病退,每月给我发点工资,让我以后就别来上班了。
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份工作,就想借这个机会放松一下,当时费城一支大型交响乐团在上海万人体育馆演出,我决定去看,但是临行前还是放弃了。
因为觉得憋屈,这是个什么世道啊?乱扔垃圾的没有错,捡垃圾的反而有错了!
我不就是在拥有一份别人看来体面而我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的同时,捡捡垃圾,净化净化环境吗,凭什么让我众叛亲离,丢掉饭碗?
失业后,我没有回家,去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开始出来租房子住。
在上海,光靠二千多元工资当然不够租房和生活,所以我还得天天捡垃圾。
在捡垃圾的过种中,我见惯了世态的炎凉,生活于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唯有读书可以体验到快乐。
所以,我挣的钱,除了保证糊口,就全都拿去买书了,这些年,我至少买了一千多本书。而对于物质生活,几乎完全放弃,不买衣,不理发,不剃须,渐渐就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不是因为我喜欢邋遢,而是在什么坡,就得唱什么歌。在人们眼里,捡垃圾的,就应该蓬头垢面,我要是西装革履的,更要被人当疯子。
我可不想再进精神病院,我宁愿住地铁站,以大街为榻。
是的,自从2009年,我就连房子都租不了了,不是我没钱(实际上我有十多万的存款),而是我这副模样,再也没有房东愿意把房子租给我。
我成了彻头彻尾的流浪汉,但绝非居无定所。在“成名”之前,我常住这儿:上海地铁7号线杨高南路2号地铁口。
(4)
我是流浪汉,但绝不是流浪汉大师。
我只是因为阅读广泛,天天看报,知识面比较广而已,但广而不精。
当然,相较于现在很多只顾挣钱不肯读书的浮躁的年轻人来说,我确实称得上谈吐不凡,不是因为我学富五车,只是因为你们太肤浅。
我再次强调,我的存在是个悲剧。
这个观点,我的父亲,已经在临死前承认过了。
2012年9月,那是我和父亲决裂多年后的最后一次见面,他躺在长航医院的病床上。那天是中秋节,父亲让弟弟来找我回去见他。
父亲想我了,他终于想我了。他一见到我,就流泪不止,他内疚,自责,不停地打自己的耳光。他说对不起我,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干预,我原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一位历史老师。
但是,他让我相信他,他是爱我的,只是用错了方式。
我不停地点头,不停地哭。
父亲去世后,我也想争口气,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真的心有余力不足了,我空有满腹经纶,却没有工作技能,二十多年的流浪生涯也早已磨掉了我对生活的激情。我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了。
我从堂堂大学生,沦为捡垃圾的流浪汉,是我一个人的悲哀。但是,天下人膜拜我,神化我,就是天下人的悲哀。
与其把精力花在我身上,不如花点心思,思考一下,如何避免我的人生悲剧。
你为人父母,可以告诉你的孩子:你要是不好好读书,将来就会像沈巍一样捡垃圾。
你为人儿女,可以告诉你的父母:你要是只知道强迫我读书,将来我宁愿像沈巍那样捡垃圾。
你身为老板,可以告诉你的员工:你要是不好好工作,将来就会像沈巍一样捡垃圾。
你身为员工,可以告诉你的老板:你要是只会让我们拼命工作,你和我们早晚都得捡垃圾。
你不管是谁,都可以问我:你为什么只会捡垃圾?
我本人,只想对这个世界说一句:都散了吧,别耽搁我捡垃圾。
延伸阅读:围观者三大“罪名”
第一“罪”——无知
中国人的“造星”能力,如今已是“出神入化”。
环绕着沈巍的人,给他打上了“博古通今”、“博览群书”的标签,称呼他“大师”,于是他成了“顶级流量”。
其实,只有没读过什么书的人,才会把典籍中几句并不高深莫测的话,奉为圭臬。
但凡稍有知识的人,就会懂得,没有人能真的“博古通今、博览群书”。
在不计其数的经史子集、中外名著面前,所有人都是无知的。
如沈巍所说:“对于浩如烟海的文化本身来说,我们都是井底之蛙,所以要不断学习……”
坦白来讲,沈巍讲到的那些道理,并不难懂:
而他所提到的典故,任何人去读《尚书》《左传》,去学国学文化,都能“挖掘”到。
沈巍自然是有文化的,但距离“大师”还很遥远。
他也很清楚自己的水平,爱学习是真的,爱读书也是真的,但是并不代表自己很有文化。
“自己的水平自己有数” / 澎湃新闻
他的爆红,是流浪汉外表和不凡的谈吐,给那些不读书的人,带来的冲击太大。
第二“罪”——刻板
似乎在围观者们的眼中,流浪汉一定要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口齿不清,眼神浑浊。
最起码,他不能跟大学走出来的教授一样,不能有文化,不能张口诗词闭口经典。
这是刻板印象。
而人们又很难容忍和自己一贯印象不同的东西。
从十几年前的“犀利哥”,到今天的“流浪大师”,人们的这个习惯从没变过。
当初“犀利哥”,偶然因为一张照片,成了“最帅乞丐”,一夜之间成为网红。
总是将某一群人放在固定模子中,一旦有人突出这个模式,就会大惊小怪。
文化学者该“淡泊名利”,一旦你追名逐利,就是“傻X、书白读了”;
流浪汉有了文化、有了气度,那就是“人中龙凤,被世俗掩盖”。
说到底,是自己见世面太少。
第三“罪”——侵犯他人隐私而不自知
在这场诡异的“盛宴”中,沈巍只是一个“背景板”,一个“橱窗里陈列的商品”。
哪怕他一遍遍恳求大家别拍了,镜头依然环绕着他。
可是,他并没有授权任何人拍摄,这些利用他的热度赚钱的人,都是侵权。
沈巍觉得这些人对他毫无尊重,可别提尊重,他们连作为公民最起码的公德心都抛开了。
似乎在他们看来“一个走红的流浪汉,没有隐私权、没有肖像权”。
为了自己的欲望,罔顾他人的意愿。
可他们忘了,这是在犯罪。
中国人有一种“扫地僧”情节。
总是对一些看上去毫不起眼,实则能力超凡的人满怀憧憬和崇拜。觉得他们是“世外高人”。
而漫天热点飞舞的时代,只有这样巨大的反差才能集中大众的软肋。
为了博眼球,编故事都是小事,不择手段强行将“扫地僧”拖入红尘,赚取利益后,立刻走人……
自私丑陋,不堪直视。
而这场闹剧说到底,一句话就能总结:
“一个看似不正常的人,说了些正常的话;让一些貌似正常的人,变得不正常了。”
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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