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选择从本地一所颇有名气的小学离职,而“游戏”,则成了我离职的原因。
当时,我正在学校里带班,男朋友则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担任一家游戏公司的研发。异地恋孤独而焦灼,下班之后在游戏里“开黑”,就成为我们每天最轻松的时刻。
只是在学校里,游戏成为了“怪物”般的存在——那时,手游爆红,越来越多的学生偷偷地在课间休息乃至午饭前后玩手机游戏。家长们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情,完全不知所措,而学校也很惶恐,觉得游戏把孩子们从老师身边“抢走了”。
很快,校领导组织所有的班主任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孩子们玩游戏的问题。
会议上,多数老师提出禁止孩子在学校使用手机,如此,才能最快速的解决问题。但我却觉得这种措施几乎不可能成功。一方面,禁绝使用手机,容易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使其和家长、老师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游戏”也不能一刀切——那时上课,我就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数独”、“填字”之类的手机游戏,课外活动期间,也会举办相关比赛,激发大家学习数学和语文兴趣。
然而,其他的老师和校领导对我的观点表示质疑,我所有的辩解都被看作是维护自己男朋友的利益,在激烈的争执中,我男友的工作甚至也受到质疑。
很快,几位家长也因为这一理由开始“声讨”我,家长在微信群里称我“对于管理班级上的玩游戏问题不积极、对学生不负责”,甚至有家长扬言要来学校“举报”我。
我虽然满怀愤懑,却不得不承认,我无法给出解决的方法,而学生玩游戏也成为许多孩子和父母、老师之间最大的矛盾点。
1个月之后,我正式离职。随后,受两个闺蜜之约,开办了一家幼儿园。
一
没想到的是,在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后,我又一次遭遇到了游戏的“入侵”。
一天,中班和大班的几个孩子闹着要玩某游戏,而这款游戏绝不是他们这个年龄段应该接触的。我调取了园区监控后,发现新招入园的两个实习生用自己的手机游戏来哄孩子午睡,一旦孩子哭闹不听话,实习生就用游戏来“哄”,以至于孩子形成了玩游戏的习惯,甚至学会用哭闹来“争取”玩游戏的时间。
虽然我们连忙辞退了犯错的实习生,可是这却让我十分懊恼——本不该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玩的游戏,居然会以这种方式“入侵”到我们的幼儿园里来?
这也让我产生了警醒,如今的很多年轻家长,也和这两个实习生一样,不愿意、或者是没时间哄孩子,选择用游戏来“安抚”哭闹的幼龄孩子……长此以往,孩子爱玩游戏的问题又岂会只从小学开始出现?
二
孩子们为什么爱玩游戏?
从我的经验来看,同在一个班级,一个环境下学习生活的孩子,喜欢玩游戏的程度,一方面和孩子的兴趣爱好以及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孩子的家庭环境、校园环境有关。
我曾经定点帮扶过一所乡镇小学(在教委的促成下,当时我所在的学校与一所乡镇小学“结对”帮扶,我校老师要定期去乡镇小学上公开课或是给农村老师培训,帮助对方提升教学质量),那里的孩子多为留守儿童,家里爷爷奶奶平时还要务农,几乎没有任何家庭教育环境。对应的,这些孩子也更加沉迷于手机游戏——哪怕是经济条件有限,一个班的孩子共享那么三五台手机,他们对于游戏的热情也明显高于城里孩子。
而城里孩子的玩游戏问题,同样也和家庭、学校环境有所关联。
春节前后,我看过一份《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网络游戏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是由国家级机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出于职业敏感和特殊的经历,我一直收藏着),报告当中指出,家庭教养模式对中小学生的网络游戏认知、情感、行为等均有显著相关,来自忽视型(因各种原因对孩子无法给予及时关注)、专制型(对孩子的控制欲极强)家庭的孩子更容易沉迷网游。
其实不止家长,如今部分老师热衷于在校外补习班兼职,对自己的主职工作反而投入不够,面对学生玩游戏的问题,有的不管不顾,有的粗暴干涉(反而更易激起学生的对抗心理)。
这些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岂是那些游戏企业单方面可以解决的?
所以说,移动游戏该不该玩,玩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度,是一个需要多方面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量的问题。
三
在这其中,游戏企业的自律和自我约束首当其冲。
国家早已经强制要求所有在国内上线的游戏必须要加入“防沉迷”系统。从我过去所在学校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所谓的“防沉迷”,根本挡不住那些借用家长身份证注册账号,或是从网上购买身份证或账号的孩子。在一些游戏里,孩子们还可以通过不断的换小号,来达到规避“防沉迷”的目的。
好在,也有公众影响力较大的企业正在积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以腾讯为例,之前已经推出“成长守护平台”来帮助家长们管理孩子的游戏时间,近期又推出了针对教师的“星星守护”功能,让教师了解学生的游戏行为习惯,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平衡学习与娱乐。
“星星守护”对我来说非常实用——因为是三线城市,有不少学生的父母都在外打工,他们在课外的生活无人监督。而通过“星星守护”,我就能了解到学生在课外的游戏情况。
这些工具的确很用心的在解决问题,只是在具体到落实层面,可能还会有些困难——比如,在我所在的这个三线城市,有很多文化层次较低的家长,他们不易熟练掌握和使用这些平台。即便是老师,由于小城市师资力量有限,不少教师年纪偏大,要让他们学会使用像“星星守护”这样的工具,也有一定的网络素养和能力的要求。
所以,我想对腾讯等企业说,请务必更多地与老师、家长们,尤其是低年龄段孩子的父母和老师们多多交流沟通,如此,才能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术落到实处。
四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游戏?
游戏本身的概念,包括了体育运动,棋牌,桌游,或是幼儿园的孩子们每天都会做的一些小游戏。相应的,电子游戏其实也只是那些传统游戏在电子设备上的一种展现形式罢了,它的功能、作用,和孩子们玩的“老鹰捉小鸡”、“跳房子”等等并无本质区别。
如果你同意了上面的观点。那么,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沉迷”,而非“游戏”。
十几天前,我带儿子上街购物。因为常常要翻看店铺门口的货架,又考虑到步行街里没有往来车辆,所以我没有一直牵着儿子,结果就在我进店铺挑衣服时,儿子突然不见了踪影。
我心急如焚,立刻告知了步行街的保安,请求他们协助我寻找,同时也给家里人打了电话。好在没多久,附近派出所就打了电话过来,说孩子在他们那。
等我到达派出所后,警察告诉我,儿子跟我走散以后,自己一个人跑到步行街出口附近等我。但因为害怕有“坏人”,他就一直哭泣,任何人一旦靠近他,他的哭声就更大了,正是儿子的哭声吸引了路过的几个老人打电话报了警。警察还特别强调说,我儿子一开始不愿意跟他走,直到他同事把警车开到步行街口来让他瞧见,儿子才肯跟着上车。
我儿子春节前才刚满三岁,和我走散后虽然也有些惊慌,没留在原地等我,但他却懂得“用哭闹吸引周围人注意,自己才更安全”的道理。他甚至还知道,穿“警服”的不一定是真的警察,也可能只是保安,或者是“坏人”假冒的,而敢在闹市区里开的警车才更值得信任。
这些安全常识,让他能够远离危险,而他了解这些常识的渠道,是他每天都要玩的儿童平板上的一些科普小游戏。那些生动有趣、极具临场感和代入感的小游戏,不仅仅让孩子学习拼音、学数字、认知颜色时更有效率,对于那些听起来很枯燥乏味的安全常识,游戏通过剧情和画面来讲述,也远比父母的说教更加管用。
说来惭愧,最初给儿子买儿童平板,是因为老公回家创业,自己的工作也十分繁重,无暇陪伴孩子。但现在,我儿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学习能力在班级里都是数一数二的,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儿童平板上的小游戏。
去年,我老公买了任天堂Switch游戏机,并且每个周末都会陪着儿子一起玩《马里奥赛车》、《马里奥网球》、《12Switch》等益智休闲小游戏,我也发现,当时还不到三岁的儿子,在运动能力,语言能力(幼儿园学了点英语的他特别喜欢跟着游戏念台词),以及认知学习能力都有很显著的提升。
儿童平板上的游戏教会了我儿子安全常识,游戏机上的优质游戏锻炼了他的手、脑和身体,这些事实让我不再怀疑“适度玩游戏有益”这一观点。
结语
作为一名老师,一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一位游戏从业人员的家属,过去的种种经历让我明白,好的游戏,特别是那些益智游戏、功能游戏,对于孩子的启蒙学习和各方面能力成长都非常有帮助。
当今社会真正需要的,不是对游戏“一刀切”,而是对青少年儿童游戏行为的合理监管,让下一代学会在合理的时间段里,适度游戏。
而想要彻底解决当前青少年甚至低龄儿童玩游戏的问题,则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家长们需要给予老师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老师们也应该多一些责任心,不要认为自己的责任就仅限于孩子在学校的那几个小时,需要对学生有更多的了解与关怀;游戏企业,则需要和教育工作者们及家长作更多的沟通,如此,未成年保护体系才会更加完善,效果也会更好。
作者单位:湖北省麻城市彭畈大众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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