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首位美国公使成了清朝外交大使

撰文 | 徐国琦 

1861年，这一年对于中美两国的对外关系来说都是关键性的一年。

历史学家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指出，直到那时，“还没有哪个有影响的中国人认识到有必要适应西方世界，已经做出的些许让步被认为是暂时的转圜之计，一旦中国变得强大便会翻转过来”。

1860年，中国在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圆明园被付之一炬，中国这才终于设立了一个外交机构——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起初这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并没有法定地位，因为这里的官员都是来自其他部门。

到1861年，中国才第一次允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在蒲安臣出使中国并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之前，美国派往中国的使节是在葡萄牙的领地澳门停留，驻扎在代办和秘书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租用的房子里。这种偶然使得蒲安臣成为第一位常驻北京的美国公使。1861年10月24日，蒲安臣自巴黎抵达香港。

然而，由于缺乏冬季交通工具，加上危险的军事情势，蒲安臣又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北京。他最终于1862年7月20日到达都城，准备居住下来，履行自己的外交职责。

蒲安臣来北京的时机简直不能再糟了。

首先，蒲安臣压根儿就没想到他会成为林肯在中国的首席外交官。他对中国并不了解，此前也没有对这个国家表现出任何兴趣。不过，他在给（国务卿）西华德复信接受任命时写道：“尽管我并不那么自信地接受我的新任命，但还是非常愉快，因为这是一片新天地，并且我还年轻。”当时蒲安臣41岁。

其次，那时中国和美国对于对方都不重要，甚至彼此都不感兴趣。清朝没有对外政策，1870年代之前甚至还拒绝派遣驻外使节。蒲安臣来的时候，中国对于美国没有表现出任何外交兴趣，美国人对中国也不大关心。美国使团的预算少得可怜：1862年的支出总数，不包括薪水，只有399.90美元，与之相比，英国政府批准的其驻华使团的预算则为5750英镑。鉴于资金稀少，人员有限，蒲安臣将1862年的美国驻华使团比做“一艘没有水手的船”。

美国同样没有一套像样的或独立的对华政策。在蒲安臣来华之前，国务院通常要求其在中国的外交官“在同美国在华的和平政策不矛盾，在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政策不矛盾的情况下，要和其他列强在所有方面通力合作”。

随着美国内战的深入，华盛顿没有多大可能为中国事务分心，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可能被排在所有议事日程的最后，国务卿西华德因此也无法为蒲安臣作出多少具体指示。

“您无需受制于（我们）任何武断的指令，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人和政府特有的品性和习惯”，西华德在给蒲安臣的训令中这样开头。在“不同的情况下”，他微妙地继续说道，亦即，假如清王朝不会被造成两千万人伤亡的太平天国运动击垮，假如美国政府能够在自己迫在眉睫的内战中抽出一两艘战船，美国总统肯定会指示蒲安臣不要去扰乱清政府的自信心，哪怕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财产和利益。

但是，西华德悲叹道：“远在这里我们怎么能了解（大清）帝国政府有什么能力，甚至有什么措施，来进一步扩大他们已经保证过的对外国人的保护呢？”

再回头想想，这些诸多的不利因素最后在某种程度上给了蒲安臣更多转圜的余地。他与外交事务唯一有意义的关联是他曾身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而这种经验缺乏反而使他能够采用一种开放性的措施解决面临的问题。由于美国还是一个国力虚弱的国家，没有既定的利益政策，在中国也没有主要竞争对手，蒲安臣得以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从头建立友好关系。而他也同样可以同清政府寻求有效合作，因为清政府针对美国也没有什么既定政策。

蒲安臣的个人性格魅力是他最大的优势。作为一名众议院议员，他以“才华横溢但不做事、富于幽默感但不够聪明、浅薄但又雄辩滔滔的演说家”而为人所知。有人暗示说他不喜欢勤奋工作，但是如果他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他做起事情就会精力旺盛、充满智慧并大胆无畏。

作为一个有磁铁般吸引力、能说会道又热情洋溢的雄辩家，蒲安臣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无聊地方吸引着其他外交官向他靠拢。蒲安臣在北京的同行当中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他的妻子简在蒲安臣决定于1867年下半年辞去职务时写道：“安臣走后，我不知道这里的人该怎么办。一些不合作的家伙开始进入这个一度平静的圈子，大家都跑到安臣这里解决所有争执。他被称为‘和事佬’，从早到晚与人讲个不停，不是跟甲方谈，就是跟乙方谈。”

然而，蒲安臣取得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并非只是他迷人的魅力带给人们的错觉。首先，尽管美国公开宣布合作和“门户开放”政策是其在中国的出发点，但是在蒲安臣到来之前，还没有哪个美国外交官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取得实际效果。

蒲安臣吸引中国官员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的中文名字：蒲安臣。我们不知道这个中文名字是谁给他起的，但是这些汉字传递出一个积极的形象，因为从字面意义上看，就是“安分的臣子”。在当时，中国人很容易因为名字中哪个字有避讳而遇上麻烦。蒲安臣同他的中国主人使用殷勤的、带有保证性口气的语言，这样的姿态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刻板的中国人信任和喜欢他，特别是同英国和法国的领事相比，因为那些人更喜欢使用威胁性的或生硬的、公事公办的口吻。

1867年11月，蒲安臣决定辞去驻华公使职位返回美国，他的辞职正逢其时。一度四面受敌的清廷对于如何向世界派遣外交使团尚无头绪。西方外交团体不断提醒中国人，1858年的《天津条约》十年后要进行修订，期限很快就要到了。

随着时间的迫近，1867年10月12日，总理衙门发出一份内部通函，征求将军、督抚、大臣们的意见和建议。这封密函承认成立一个外交使团迫在眉睫，向他们征询有关应对礼仪的看法。密函指出，在所有缔约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向国外派遣外交官员的国家。总理衙门暗示遣使出国是有益处的，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西方国家。但是使才难觅，没有什么人想到国外去，有资格的人就更少了。

蒲安臣，美国外交家，首位美国驻华公使，1850年代创办共和党。（@视觉中国 图）

当时为蒲安臣做翻译的丁韪良后来这样形容告别场景：在辞行谈话中，蒲安臣告诉东道主，即使他走了，仍然能够通过“纠正偏见”为中国效力。恭亲王回答，“在那一方面能做的太多了”，并且问道，“阁下是否取道欧洲？”当蒲安臣做出肯定的回答后，恭亲王请蒲安臣在巴黎特别是伦敦的“朝廷”面前尽力。平常讲话最多的文祥解释说，恭亲王的意思是问蒲安臣是否愿意做中国的公使。“如果有可能，”亲王插话道，“一个公使能为两个国家服务的话，我们将十分愿意阁下做我们的使者。”

11月18日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聘请蒲安臣为中国使节，蒲安臣当即接受。蒲安臣的妻子简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带着激动无比又有些夸张的口吻告诉儿子，他的父亲被任命为“中国派向所有缔约列强的大使”！蒲安臣的薪水至少三万美元，所有旅行费用都不用自己承担。蒲安臣自称是“为了我们国家和文明的利益”而接受任命的。

1868年2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称，蒲安臣被任命为中国使节是“破天荒的一步”。后来，该报又称这次出使是“当机立断”之举。

出使的第一站就是蒲安臣的祖国美国。1868年2月，蒲安臣和两位中国使臣出发前往美国。在那里签订的《蒲安臣条约》是中美两国之间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或许是清朝在19世纪唯一的平等条约。

自从1850年代中国人开始前往美国以来，美国特别是西海岸一带对华人存在广泛的歧视。蒲安臣，特别是他随行的两个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亲眼看到了在美华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歧视。《蒲安臣条约》的第一条即明确针对在美华人所受到的歧视，为华人提供保护措施。第5条和第6条不仅威胁到南方各州绝大部分歧视华人的法律，更重要的是，条约为华人提供了联邦法律保护。

《蒲安臣条约》对中国的朝野上下也必定是一个冲击，尽管没有几个人能理解条约基本内容所包含的重大意义。中国政府直到1893年还对移居海外的华人持歧视态度。朝廷从不认为移民拥有任何“人权”，海外移民不值得受到如《蒲安臣条约》所表明的任何保护。

就在《蒲安臣条约》签订的几年前，一个美国人问一个大权在握的清朝总督，为什么中国不派遣外交使节到美国去保护华人，总督回答：“派遣官员到我们的疆土之外不是我们的作风。”这个美国人说：“但是远在太平洋彼岸那边你们的人多不胜数，有好几万人。”总督回答：“皇帝统驭百千万民，对于区区几万漂到外国的弃民有什么好关心的？”美国人坚持说：“当中很多人都很富有，有从我们的金矿里得到的黄金啊。就是为此，他们可能也是值得看顾的。”总督答：“皇帝的财富不可计量，为何要去关心那些已经背井离乡、把掏出来的沙子堆到一起的子民？”

然而，蒲安臣随后在欧洲的出访就没有这么顺利了。由于精神焦虑、体力透支，加上苦恼和担忧，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病故于俄国圣彼得堡，终年49岁。

3月21日蒲安臣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立即从使团的经费中拨银六千两给蒲安臣之子爱德华办理后事，随后又拨银一万两给蒲安臣的家人作为抚恤金，表达对蒲安臣所做贡献的谢忱。恭亲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请求赏加蒲安臣正一品衔。

而中国的外交使团继续访问比利时和意大利，于1870年10月返回中国，此时距出发之日已过去将近三年，远远超出当初一年的预期。总的来说，清廷对于使团出使的结果是满意的。从朝廷的角度来说，对使团也从来没有抱太高的期望，因为遣使出国乃是应缔约各国要求修约的需要而被迫为之。

尽管蒲安臣在使团的使命完成之前去世，但是他十分清楚使团的重大历史意义。他曾经告诉朋友，“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做有益的事，为了从有益的结果当中获得声誉，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仍然会选择这一个使团而不是世界上其他的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