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着急的山东，不是衰落的山东！

其实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位居GDP榜首的广东算是后起之秀，而山东和江苏一样，一直是资深发达省份，20世纪50年代以来，山东GDP总量在大陆排名基本都是前5，甚至在1982—1985年，山东还曾连续4年位居GDP全国第一。

（图为部分年份全国GDP前10省份 <单位：亿元> 图源：正解局）

1979年7月15日，邓小平来到山东青岛，下榻八大关山海关路9号。解放思想、发展经济,是邓小平这次在山东反复讲的一个话题。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给了山东极大鼓励，之后山东经济驶入了快车道，尤其是胶东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1979年山东GDP超越辽宁排名第3，前两名是江苏和上海,当时广东位列第5名，而浙江则远在10名开外。

80年代的中国依然不富裕，但改革开放无疑给予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尤其是在日后被称为“公司元年”的1984年，一大批先知先觉的人嗅到了与过去不同的味道，在齐鲁大地上，一些日后的商界翘楚此刻也伺机而动。

1984年，在邹平县魏桥镇油棉厂干了3年厂长的张士平，抓住国家对棉花市场统死、对油料市场放开的有利时机，果断进入油料加工领域，从而改变了棉花加工企业“半年开工半年闲”的窘况，企业利润跃居全国棉麻行业第一，引得各地棉花加工厂竞相学习仿效。

而在离魏桥不远的西王村，敦厚壮硕的山东汉子王勇从电业局离职开始创业，他与村中几位伙伴共同投资20万元开了家面粉厂，又创办了棉籽油厂，后来又当上了西王村党支部书记，把自己的面粉厂无偿捐献给了村集体。谁都不会想到，这个只有160多户的小村日后竟成为了拥有四家上市公司的“中国经济十强村”。

这一年，全国造纸市场疲软，形势萧条，别的纸厂都停产倒闭，东营广饶的李建华在认真分析市场后，却大胆买进了本地两家造纸厂停产的两台纸机，使企业生产能力一下扩大了5倍。

也是在此时，青岛电冰箱总厂迎来了35岁的厂长张瑞敏，他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第一条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在第二年，张瑞敏就干出了震惊全国的“砸冰箱事件”。

而同城的海信集团当时还叫青岛电视机厂，成功引进了世界一流的彩电制造技术，并成为此后多次获得国家优质产品荣誉的彩电企业。

同样在引进技术的还有远在济南的山东小鸭集团，从意大利引进了滚筒洗衣机技术，制造出了亚洲第一台全自动滚筒洗衣机，彻底从生产拖拉机转变为洗衣机厂，尔后“小鸭小鸭，顶呱呱”的广告语响彻全国。

1984年，山东一大批像海尔、海信、魏桥、西王等的企业已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鲁商这个群体也以自己特有的厚实、低调个性，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反映到经济数据上就是山东坐稳了从1982年以来的全国GDP头把交椅，并且把优势进一步扩大了。

这一年，机遇也格外眷顾山东。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4个沿海城市为对外开放城市，山东就占了青岛、烟台两个，由此把山东推向了对外开放最前沿。

此后的几年，山东各地依旧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寻着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发展节奏，很多都成为了主导未来山东发展的经济形式。

1989年，临沂沈泉庄村的王廷江在村民大会上宣布，把个人所有的价值600万元资产的白瓷厂捐给村集体，作为村集体资产，开始了沈泉庄村民们共同富裕的第一步。

也是在这一年，寿光的王乐义带领村民砍掉了20多亩快要成熟的玉米开始建造大棚，这在粮食金贵的年代，是冒着巨大的风险。还好，县委书记王伯祥给他们吃了定心丸，“损失县里补偿，政治责任我来承担”。之后，这个只有110万人口的县城不仅靠着种菜成了“全国百强县”，还成了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的“中国蔬菜之乡”。

到80年代末，除了GDP依然位于全国前列，山东其他数据也格外亮眼：全省公路已达3.9万公里，其中一、二级公路6000公里，居全国之首；已建成港口25处，各种泊位141个，港口密度为全国第一。

此后，雄心勃勃的山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工作会议上，作了《开发保护海洋，建设海上山东》为题的汇报，首次提出“海上山东”的概念，一场跨越世纪的海洋开发潮在山东半岛风起云涌。“海上烟台”、“海上青岛”、“海上威海”、“海上日照”、“海上东营”、“海上滨州”……海洋经济建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迅速，不断融合周边村庄扩大范围；制造业企业不断引进先进技术，那时虽然没有转型升级的口号，但是山东的各种硬件建设已经走在了全国最前面，各种新观念更是层数不穷……

渐入佳境的山东，前途一片星辰大海。

时间匆匆来到了90年代，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整个中国又一次迎来经济发展的春天。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一年的山东企业也都在忙着进一步跟世界接轨。

山东魏桥集团在张士平带领下已经走上了利用外资的道路，先后开工合资企业8家，不但直接利用了外资，而且提高了技术档次，拓展了国际市场，并将魏桥创业的产业链条延伸到色织、印染、服装等深加工领域，当年利税达1260万元。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海尔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通过持续兼并整合，从一个产品向多个产品扩展，到1998年时，海尔的产品已达几十个。

通过向并购企业输出海尔的管理模式，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最终把兼并企业做强。海尔把这种被兼并的企业称为“休克鱼”。张瑞敏的解释是，鱼的肌体没有腐烂，比喻企业的硬件很好；而鱼处于休克状态，比喻企业的思想、观念有问题，导致企业停滞不前。

正是凭借休克鱼理论，张瑞敏也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

1992年，山东省商业厅在全国商业行政系统第一家整建制转体为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转制之初就提出了“不留退路”、“不搞翻牌公司”、“不等、靠、要”的“三不原则”，这种不等、不靠、不要的思想引领一时国企改革风向。

但山东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1992年3月，山东省主要领导同志带队分赴广东、 福建、海南取经，回来后立即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口气列出山东相比南方沿海省市的“五大不如”，提出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筹集搞活资金、老企业嫁接改造和乡镇企业利用外资、转变政府部门职能等八大方面实现新突破。

这一幕和今天山东去广州、浙江、江苏学习的情景一模一样。

1993年12月9日，夜幕初降，邓小平再次来到山东，向前来汇报工作的领导同志说：我很注意你们的工作，你们山东搞得好，发展快，我很放心，前几年对你们就很满意。寥寥数语，就对山东几年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许。

的确，90年代的山东虽然GDP总量没有再次登顶过榜首，为争夺第二开始与江苏的激烈缠斗，但也依旧很辉煌，各项产业都有很拿得出手的企业。

甚至今天山东羡慕的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产业，那时候在齐鲁大地上也都开始崭露头角，走在了前列——1996年7月，中国电信国际计算机互联网济南网正式开通。这是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一个建成并开通使用国际互联网的省会城市，经国家信息产业部批准，济南市成为全国第一个电子商务试点城市。而三年后，马云、李彦宏等今日互联网界的巨头们才刚开始他们在这片神秘莫测的海中的“探险”。

20世纪最后3年里，中国频有大事发生：邓小平怀着要到香港去“走一走、看一看”的遗愿，于1997年2月19日病逝，4个月后，香港回归；1998年洪水肆虐，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9年举行完盛大的50周年国庆阅兵式，2个月后又迎来了澳门回家。

而在山东济南，大明湖畔的风景依旧秀丽，此前的几个明星企业却挣扎在崩溃的边缘。

1999年3月25日，持续了一年多的三株口服液致死案宣判，以三株胜诉告终，但是法律上的胜诉已无法挽回三株帝国倾覆的命运。

1996年，济南商人吴炳新凭借电视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庞大的营销团队把三株销售额做到了80亿元。这一年，遭遇危机的史玉柱北上济南向吴炳新取经，后来凭借“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的广告语东山再起。而此时，吴炳新的崛起之日却遥遥无期。

与三株同命运的还有上市5年后的济南轻骑，其业绩从1998年开始就一泻千里。曾经凭借“踏上轻骑，马到成功”广告语响彻全国，连续三年成为全国摩托车行业的“霸主”此刻不得不走上重组道路。

1999年，“顶呱呱”的小鸭电器上市成功走进资本市场，从此开始了多元化之路，从洗衣机到热水器、冰柜、空调、灶具，从家用电器到ERP、电子商务、纳米材料，小鸭的视野越来越广阔，然而路却越走越窄，多元化经营的小鸭从2000年开始业绩下滑，4年后被中国重汽买壳。

此时，与小鸭并驾齐驱的无锡小天鹅也因巨亏被迫卖掉。无论是丑小鸭还是白天鹅，都成了他人的下酒菜。

提到喝酒，山东人以酒品正、酒量大、酒桌礼仪多闻名全国。

1996年全国收入前十名的白酒企业，山东占了四家，分别是秦池、兰陵、景芝、孔府家，鲁酒风头正劲。

出身临朐小城的秦池曾经在1996年、1997年两次拿下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标王”，第二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212118亿元，至于这个数据是如何计算的，秦池掌门、退伍军人姬长孔的回答是，这是他的手机号码。

任性的背后往往是万丈悬崖。一则关于“秦池白酒是用川酒勾兑”的系列新闻报道，把秦池推进了无法自辩的泥潭，直至退出人们的视野。

比秦池标王更早些时候的1994年，在首届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中，“做天下文章”的孔府宴酒一举击败“让人想家”的孔府家酒，然而此后这些品牌也都逐渐没落。

到2001年，鲁酒无一进入全国白酒前十名，随后虽略有起色，但是距离全国前十名已越来越远。时至今日，山东白酒产量位居全国第三，早已没有了秦池般“一统六合”的霸气，孔府宴、孔府家更是已无天下文章可作。

这些品牌短暂辉煌的背后，是他们的创始人都把电视媒体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但由于过于依赖广告效应而管理涣散，最后使得庞大的商业帝国轰然倒塌。

当然，此时的山东并未危机四伏，更多中坚力量在发展壮大。村镇集体经济蓬勃发展，将企业捐给村集体的王廷江带领集团跃居全省村镇企业纳税排行榜第一名，第二名是淄博万杰集团。

1999年，山东纳税百强企业出炉，位于东营的全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位列榜首。此时，胜利油田已俨然成为一个功能完备的社会，比1982年才建市的东营设施还要完善、职能还要健全。

两年后，胜利油田重组改制为胜利石油管理局和胜利油田有限公司，很快拉开了“国退民进”的序幕。

此后，依附于胜利油田的一大批企业被逐渐剥离，有石油装备、石油化工、工程服务、医药等产业，后来达到74家之多。在改制初期，借助我国石油工业乘势而上的东风，新体制释放了员工活力，改制企业的日子红红火火，一度让留在主业的人羡慕不已。

这一年，德州的黄鸣接到了中美可再生能源发展论坛参会邀请，第二年参会后黄鸣便成为了国际环保会议的新宠。他一手创办的皇明太阳能正如日中天，他提出的“微排地球战略”让人耳目一新，并趁机借打造全球“太阳谷”，进军房地产行业。

暴风雨到来前的海面上金光闪烁，现实和虚幻在远处的薄雾中忽隐忽现。

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国门越开越大，重要标志就是“复关入世”。经历了黑发人到白发人的漫长谈判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8月，来自中国的海尔集团以1400万美元的价格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购买了一幢办公大楼并改其名为“The Haier Building”，成为了海尔美国总部。其实，海尔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国际化战略，张瑞敏更是中国最早提及国际化的企业家之一。

此时，任正非却在企业内刊上发表了一篇《华为的冬天》，整篇文章力透纸背成为经典，“冬天”自此超越季节，成为危机的代名词。

2004年，海尔全球销售收入达1016亿元人民币，与海尔同时成立的格力和美的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还要经过8年的努力，而这一年华为是400亿，不及海尔二分之一。

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洗礼后，2004年腾讯在香港上市，晚一年百度在美国上市，早一年“非典期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问世。从此中国互联网企业BAT格局初步形成，北京、深圳、杭州三城三分天下。

由于成功上市，马化腾获评2004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新锐人物奖，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邀请马化腾向张瑞敏推销QQ。

马化腾介绍说，QQ是一种新的互联网沟通工具，提高了沟通的便捷性，互联网以后肯定会深入人们的生活，这种新的沟通方式将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张瑞敏微笑婉拒：“现在没有说服我，谢谢你刚才精彩的介绍”。

这一次对话，不知道是节目组有意安排，还是张瑞敏的真实反应。没有说服张瑞敏的QQ，后来说服了十亿中国人。

新千年的这场互联网竞赛，山东根本就没有参加，十多年后想重新登场已错失风口。

2005年，英国《金融时报》在全球读者范围内展开了一项“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调查”活动，从品牌影响力、市场领先性、品牌价值、海外品牌影响力、海外市场领先性、海外品牌价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衡量，选出了十大品牌，山东的海尔位列榜首，青岛啤酒亦夺得探花，第二名是联想，其他依次为平安保险、中国银行、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华为、新浪和搜狐。

这个时期内，青岛不止孕育了青岛啤酒和海尔，还有澳柯玛、海信、双星，这五者并称“五朵金花”，由此青岛也被誉为中国的“品牌之都”。

到山东取经的兄弟省份踏破了齐鲁大地的门槛，他们想搞明白，为什么山东能成长出这么多名牌，而他们就不能。最憋屈的是济南，作为省会济南占据了充足的政治优势，但济南的名牌却稍纵即逝。

同期，对于济南来说，比较知名的就是浪潮集团了。2004年9月，浪潮集团研发的服务器刷新世界商用智能TCP-H世界记录，这是中国服务器首次打破世界纪录。

浪潮快速发展的起点源于3年前的改制，孙丕恕正式成为集团掌门人，并启动了对浪潮集团影响深远的高性能服务器研发战略——“天梭”工程。

此时，距离济南不足百里的小县城内，一个“巨无霸”正在形成。国家高速发展时期，政府电网电力短缺，生产火热的魏桥集团常被拉闸限电。张士平决定自建电厂。

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找张士平谈话，说如果继续自建电厂，就将把魏桥从国家电网中解列。这意味着，张士平的工厂以后得自生自灭，国家电网不管了。“淄博电网警告了，如果魏桥的自备电厂不解列，将对整个邹平县的用电安全产生威胁。”

这反而让张士平更加坚决，他觉得一定要争口气，于是同意解列，“我当时想，淄博电网叫我下网，他以后就管不着我了，我的发电量肯定还要扩大，以后他求我上网，我也不上了。”

这一冒险举动，反而成就了魏桥纺织。其后的故事已为业界所熟知，十多年来，魏桥通过不断扩张的自备电厂获得了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这一模式也成为魏桥降低纺织和铝业两大核心业务成本，增加利润和加速扩张的一台发动机。

拥有百亿财富的张士平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是以富豪而是以“电改斗士”的形象在全国“声名远播”。

各方论调基本分为两类。支持方认为，魏桥自建电网自供电力，并将余电低价卖给周边用户，这代表了电力体制改革市场化的方向；反对者则认为，魏桥的行为不合法、环保不达标、安全性差，且没有承担社会责任。双方观点相悖，但也形成共识：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和企业自身体量及影响做基础，魏桥发电模式将成绝唱，难以复制。

2005年，实行了40年之久的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寿终正寝，先是美国三次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入数量，接着欧盟设限威胁接踵而至。

面对如此动荡的国际市场，魏桥再次投入70亿元巨资，扩建纺织印染服装系列项目，生产能力的猛增不仅没有把魏桥拖入滞销困境，反而带来各项指标年均50%以上的迅猛增长。业内称纺织早已是夕阳产业，但在张士平看来，衣食住行是永恒的需求，而穿衣排在第一位。

最好的商业模式，一定是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2008年，一部由李幼斌主演的电视剧《闯关东》大火。清朝末年，朱开山一家因为生计由章丘朱家裕迁至东北，凭借鲁菜馆在东北站住了脚。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大移民潮之一，另外两大移民潮是走西口和下南洋。闯关东的主角是山东人，贫苦的山东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北上。

然而2008年的现实比电视剧剧情更加惊心动魄。

年初，南国大雪覆盖，5月12日汶川地动山摇，到了8月8日，北京奥运会又在美轮美奂的开幕式中拉开帷幕。

而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奥巴马当选。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看似离我们很遥远的美国次贷危机正在蔓延。

中国经济增速在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了4个百分点，2009年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有6.2%。

冷冰冰的数字下是更残酷的现实。

由于地缘毗邻，山东一度被认为是韩国中小企业的投资天堂，2007年底，国内约有韩资企业46000家，1/3在山东，其中青岛就有4000多家。

但2008年元旦刚过，在山东的40多名韩企高管半夜从我国多个机场出境回国，烟台世刚纤维有限公司3000多名职工一夜之间下岗。

这绝不是偶然。韩国产业资源部设在青岛的代表处统计显示，2001年到2007年间，未正常清算撤离的韩国企业有206家，仅2007年就有87家，以上统计还不包括胶州、烟台等韩资企业集聚地。

不仅韩资，日资企业也大规模撤离，2005年，山东的日本企业近2000家，截至2014年11月，这一数字变为1000家左右。

在日韩大规模撤离的同时，国内企业也很艰难。1999年推出山东首家电子商务网站的三联集团，其持有的三联商社2700万股权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拍卖，自此失去了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曾经的三联集团，是山东最早一批计划单列企业，商业销售曾连续十年排名全国第一。在国家“863计划”中，三联被科技部确定为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示范工程唯一企业。高峰期拥有几万员工、160家公司，业务横跨房地产、商贸流通、电子信息技术、旅游文化和传媒等五大产业。

而从巅峰跌落则源于1998年押宝房地产，操盘省直机关福利房，演变成旷日持久的纠纷，在房地产最辉煌的时期，由于战略执行上的一系列失误以及与政府关系处理存在问题，导致了最终破产清算。

此时，曾经全省纳税明星企业淄博万杰集团也陷入困局，6月17日，万杰集团所持万杰高科所有股权在淄博被司法拍卖。

万杰集团走到今天的困境，则是由于过于依赖政府，所以才会在地方政府建议下，在不恰当的时机进入钢铁行业，后来政府又无力协调企业与银行关系，最终整个集团资金链陷入困局。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2008年的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到彼岸的位置。

仍然高居全国GDP第二名的山东，此时矗立在大河中央，望着彼岸，而水下却已是暗潮奔涌。

2009年，山东被江苏反超，经济排名退至第三位。

虽然，今天以GDP作为主要指标来衡量地区发展程度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但排名变化背后是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现实。

当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愈演愈烈，除了毗邻日韩的山东外，地处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同样遭到重创，在危机的漩涡中，两地采取的应对策略却截然不同。

广东一大批中小企业从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业务发展而来，凭借廉价劳动力获得比较优势，在出口突然下滑后无力应对，一时哀鸿遍野。当时广东提出了“双转移”和“腾笼换鸟”战略，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很多中小企业似乎成了广东“最不受欢迎”的“坏鸟”。

当时有人讥讽说“腾笼换鸟、鸟去笼空”，但《南方日报》随即“还击”，称“中小企业永远是广东的座上宾，倒闭的中小企业是落后生产力”。

面对舆论质疑和金融海啸冲击，广东并没有退让，立场一直相当坚定，持续推进“腾笼换鸟”。

而那时的山东，在金融危机中迅速推出了以保增长为目标的21条政策措施，祭出1.6万亿的投资计划。省政府成立专门三大指挥部应对危机，工业经济运行指挥部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集中了40个部门工作人员的临时机构日夜不停地运转，对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技改项目、重大节能项目、大型商场十天调度一次，对煤电油运情况每天进行调度。

指挥部以期通过能源的实际耗用变动来掌握经济运行的蛛丝马迹，单纯的统计数字已经无法满足当局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指挥部在了解到492户中小企业和350户大型骨干企业急需流动资金时，他们立即组织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仅用20天就落实流动资金39亿元、贸易融资和票据贴现等其他形式信贷42.3亿元，及时解决了个别企业出现的资金链风险问题，稳定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一大批银行贷款在政府的背书下注入企业，山东的“保鸟”策略让无数企业重生。

魏桥集团在短暂受挫后重拾快速发展之路，2011年进入高精铝板带箔、新材料领域；2014年甚至进入了采矿领域，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3750亿。

同样位于一个小县城（临沂临沭县）的山东常林集团更是逆势而上，投资26亿元，设立中川液压公司建设国内最大的机械动力流高端产品项目，引进世界顶尖设备，该项目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和“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常林在管理上更是大手笔投入，引进曾在博世力士乐公司任职的钟默担任总裁，力推改革。

以白色家电闻名的青岛企业因“家电下乡”政策获益匪浅，据媒体报道，该政策实施一年，海尔仅此一项就实现了超过500亿元的销售额，同时，成功扩大了销售网络，成立了10年之久的“日日顺”物流发展壮大，在香港成功上市。

与海尔同城的其他“四朵金花”也毫不落后，海信集团旗下海信广场正在全国遍地开花；双星集团主业从做鞋转向为汽车做鞋，并成为山东唯一一家上市轮胎企业；从2006年开始二次创业的澳柯玛进军电动车等行业；大规模进行收购的青岛啤酒此时也正展开第二轮的快速扩张。

总之，这几年间，虽然颇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山东总体经济活跃度依然高涨，无论是村镇企业还是国内外知名企业，在危机中他们想抓住政府放宽融资的机会快速扩张，在寒冬到来前攒够足够的粮食。

在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中，山东一直位列第二，县域经济贡献显著。

（图为山东省县域科学发展状况 图源：齐鲁晚报）

县级区域经济的发达离不开众多大中型企业支撑，而这些企业的快速崛起无不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有关。县域经济的支柱企业大多属于纺织、钢铁、轮胎、造纸、石化、有色金属等重工业，这些传统行业多是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看似不需很多高科技核心技术也能运转，在沿海大城市并非优势产业，但在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低廉的农村还能施展开拳脚，而市场需求也大得惊人。

然而这些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前几年山东很多企业的快速扩展为其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2014年，青州一家民企的董事长跑路引爆了担保圈，青州、淄博、滨州、济宁、东营等地也爆发了企业联保危机，多地陷入恶性循环：亏损——高管被查——跑路或被抓——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联保企业拖下水—破产。

恶性循环的源头是互相担保。国有银行改制后，银行更多回归企业属性，控制风险是重要考虑因素，为了解决贷款难问题，企业之间担保、互保成为普遍现象。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而言，由于受到自身可抵质押资产稀缺、银行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第三方担保机构成本较高等因素制约，通过同区域内相识企业或上下游企业间互保既可节约融资成本，流程又相对简单，且成功率相对较高，设立互保、担保机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这种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发展。

然而这种引以为傲的民企“抱团取暖”模式在危机到来时却瞬间变为“火烧连营”势不可挡。

2017年，曾经的中国500强企业山东天信集团陷入债务泥潭，7家关联公司天信集团、天圆铜业、天信光伏等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其中负债最多的山东天圆有限公司负债总额高达104.52亿元，负债率高达180.77%。

2018年6月27日，大公国际又突然下调了试图托管天信的山东大海集团主体评级到A+，从AA评级骤降到A+，展望调整为负面，其再融资压力倍增。

这些企业曾经庞大到位列全省乃至全国民营企业前列。此时，甚至全国排名第二的魏桥因境外机构一则报告乱了阵脚。2017年3月初，做空机构突称，魏桥集团旗下中国宏桥存在财务业绩异常、虚报电力成本、漏报81亿氧化铝成本、且存在大规模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其后，中国宏桥发布延迟发布业绩报告，并实施停牌。在停牌近8个月后，终于在发布了详细的澄清公告后方才复牌。

与魏桥同城的齐星集团也爆发了百亿元债务危机，债务链中，除了有超70亿元的银行债务外，还有40亿元左右的社会融资。最终无论是“齐星集团自救”还是“西王集团托管”，均没有挽其危局，不得不选择合并重整。

2018年7月，山东最大民营企业之一晨曦集团突然倒下，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莒县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其创始人，曾经的山东首富邵仲毅也破产了。

而曾在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的山东常林集团，也在2015年底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中，2017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同时媒体曝出，其依靠“国家级鉴定”的光环通过涉嫌科研造假、财务造假的手段接连获得来自国家以及省市多个部门给予的十多亿元的科研资金支持以及数十亿元的银行贷款支持。

除此之外，临沂江泉集团、西王集团、菏泽洪业集团和玉皇化工等企业也接连出现资金问题，这些企业资金规模远远超过了政府承受能力。

山东之外，蚂蚁金服、滴滴、小米、阿里云、美团点评、宁德时代、今日头条、菜鸟网络、陆金所、借贷宝等正在快速崛起，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为这些企业的主要聚集地。

10年间，广东“腾笼换鸟”，新鸟已经羽翼丰满，蓄势待发；江苏“凤凰涅槃”，苏南模式再次焕发新活力；总量位居山东之后的浙江更是凭借阿里巴巴等企业抢占互联网高地，经济含金量已超过山东，而以“群象经济”（形容大企业、大品牌林立）见长的山东却发现“追兵越来越近，标兵越来越远”。

关于山东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章已汗牛充栋，但是无外乎：市场化方向，法治化轨道，制度性成本，新发展理念，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等……每一个话题都有文章可做，在此不再赘述。

在梳理山东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能看出，山东企业格外依赖政府，而政府也乐于扶持企业经营，这或许是症结所在。这种政商关系源于企业早期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小县城+大企业”模式曾在山东备受推崇，但随着时代进步，其中的弊端逐渐显现。

除此之外，盲目“多元化”也是山东企业存在的问题。比如，晨曦集团以石油化工起家，后来却进入粮油加工、国际贸易、文化旅游等业务，并大手笔进入大豆贸易融资，最终由于主营业务低迷而导致了企业破产。

与晨曦集团的遭遇类似，齐星集团是一家以铝产品深加工为主业，并涉及电力通讯铁塔、新材料、金融、地产等领域，前几年由于信贷规模迅速扩张，容易拿到银行贷款，然后四处投资。随着经济进入下行周期，这些投资成为拖累，甚至把企业拖向债务的深渊。

东营天信集团亦是如此。2008年开始，天信集团业务从纺织向冶金、有色金属和新能源领域拓展。然而投资的铜业和光伏产业，都接连遇到产能过剩、铜价下跌、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等影响一度受挫。

“多元化”在山东大中型企业的共性，最典型的是所有大中企业都涉足房地产。他们不是基于主营业务产业链条的延伸，而是遍地开花，跨度惊人，最后左支右绌，有的甚至跌落悬崖。

与之相反的是，华为30年来坚持集中炮火向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元到600亿元，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华为领先了世界。

即使是阿里巴巴、腾讯等眼花缭乱的投资，却都围绕着自己的核心业务去展开，所有的投资都服务于总体战略布局。

那么，山东的未来在哪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018年7月，山东省最高级别考察团南下广东、浙江、江苏学习，考察行程异常紧密，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山东是否一定要培养出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企业才叫转型成功？

如果以此为要义，恐怕又要大错特错了。华为、阿里巴巴这样企业是时代和企业家结合的产物，可遇不可求，不是政府规划和引导产生的。在笔者看来，山东的未来不在于以培养出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为目标，而在于如何让曾经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焕发生机，让更多的新生力量破土而出，让现在众多的“笨鸟”瘦身健体，振翅高飞才是执政的关键。

谁又能预料到这些“笨鸟”有朝一日“凤凰涅槃”呢？

有人常常抨击山东自身产业结构偏重，但这或许恰恰是山东再次崛起的基础，不信我们来看看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产业结构是怎样的？

据统计，2013年美国产业结构中，化工产品（包括制药）+塑料橡胶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19.5%；食品饮料占10.8%；电脑电子占9%；金属材料占8.7%；机械产品占7.8%；汽车产品占6.1%；航天运输5.9%；其他产品4.5%；石油煤炭4.4%。

在美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中，除了有苹果、微软、谷歌等全球顶尖的新型科技公司外，还有一大批诸如霍尼韦尔、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汤普森、联合技术、伊士曼化工、孟山都、道康宁、卡特彼勒、杜邦、艾默生、辉瑞等无数在各自领域技术领先乃至独霸全球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技术实力强大才是美国强大的基石。

所以中国不仅需要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与世界知名公司抗争的大企业，更需要无数在各自领域拥有独门绝技的企业。而山东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山东产业结构中除了航天基本空白外，其他均能找到，而且有的已经在全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一大批低调而有实力的“隐形冠军”，比如万华化学、国瓷材料、豪迈机械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内已经崭露头角，这些瞄准专、精、尖，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小行业和产业领域内竞逐“隐形冠军”的企业，才是山东崛起的资本。

所以，我们期盼山东能有阿里巴巴一样的公司名扬天下，但也更希望山东能有一大批功力深厚的中小企业“深藏功与名”。

培养中小企业需要足够的定力、耐心和持久力，更关键的是政府要善于把成长的空间让给企业，让企业行为听从于市场，让消费者用脚投票。

在今年年初的干部动员大会上，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给山东的各级领导干部立下了不少规矩——

要求今年全省各级会议数量减少1/3以上；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在基层调研不少于2个月；大胆使用“李云龙式”干部；遇到急需解决重大问题，县委书记可直报省委，建立县委书记、县长与厅长直接沟通机制……

媒体惊呼，位居全国GDP排名前列的山东“着急”了，这对山东是鞭策，对其他省份也是警醒。没有危机感才是最大的危机，所以，山东仍值得期待。

资源型、重化型产业结构奠定了过去山东经济腾飞基础，进入新常态后，这些庞然大物一时无法适应新要求，转型升级压力陡增，发展速度慢了下来。如何让顶天立地的大中型企业强身健体，振翅高飞，让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焕发生机，让更多的新生力量破土而出，是山东省当前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是中央为山东搭建的全新体能训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