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4月9日,一段女童模特被成年女性踹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小女孩被踹后虽然踉跄两步,但没哭没闹、反应平淡,像是对踹踢已经习惯。网友非常担忧女孩的处境。有合作过的商家透露,该童模叫“妞妞”,踹她的正是她的母亲。10日,一则自称“妞妞妈妈”的道歉声明在微博发布,声明强调只是在沟通教导中如视频所示动作稍大,绝无虐童或伤害。
妞妞妈妈的声明
人们想着一个母亲不至于怎么伤害自己3岁的小女儿。但4月10日晚,又有网友曝光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个成年女性拿着衣架凶狠地呵斥小女孩,让她“打起精神”。视频上传者称,该女孩就是妞妞,而拿着衣架打她的,正是妞妞妈妈,“那天拍摄已经晚上10点多,小孩子很困了,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路人也看不下去,才拍下来”。
虽然目前仍无法证实视频中的母女是不是妞妞与她妈妈,但依旧令人心痛又激愤,心痛的是小女孩的可怜处境,激愤的是一个母亲如此对待自己的孩子。
理性“看见”一个行业
在激愤中,不少网友不仅是对妞妞妈妈进行批评,也对童模乃至童星这一行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因为对这一行业缺乏了解,不少人不免认为童模就是在压榨儿童。
但事实上,童星和童模的存在,都有其现实需求和合理性。比如影视剧拍摄,经常需要用到童星,而在整个儿童产品的宣传链条上,童模也是不可少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童星和童模都是一个“行业”。
因此,“妞妞事件”提醒社会关注的是,童模的生存处境,并让童模拥有一个更加健康的环境;而不是强化“所有童模都被打”“所有童模都是被压榨”的刻板印象,并让有关部门“取缔”一个行业,或者滋生过度的网络暴力。这是讨论所需要的一个理性前提。
在妞妞事件发生前一周,GQ刊发了一则长篇报道《》,虽然这篇报道中的童模处境让人担忧,但报道也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说的是北京的童模拍摄与浙江湖州这个叫织里的“童模镇”的拍摄区别:
“在北京,女孩们披着自然的黑发,化淡妆,不佩戴其他搭配,在镜头前自在玩耍,摄影师主要是抓拍,追求自然和放松。”而在织里,“小男孩们的头发烫出一个个小卷,小女孩们涂上红唇,按摄影师指示摆出固定pose”。摄影师发现,“从前在北京习惯的市场规则,在织里不管用。在北京,服装厂家通过广告公司找模特,厂家与模特不直接接触,产业链上各赚各的钱,不动别人的蛋糕。在织里,厂家与模特直接谈,再找摄影公司,往下压价。”
在今年3月,新京报报道过童星这一群体,《》一文中指出,童星们拍戏都是在业余时间,会尽量平衡学业与拍戏,作息时间也有保障。执导“小戏骨”系列的导演潘礼平就表示:剧组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必须保证小演员每天8小时睡眠,如果低于8小时,被发现3次就会撤掉执行导演。
相对而言,由于影视行业较为规范,童星的利益比较能得到保障。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童模行业更为规范,权益相对有保障;但在一些“淘宝镇”,童模或许只是整个链条上的一环,是作为“劳动力”存在的,他们的处境就需要我们更多的关切。
利益冲动与幸存者偏差
无论是成为童星或童模,很多时候并非孩子的主动选择,而是父母做的决定。
这其中有父母望子成龙的期待,也包含着璀璨舞台万众瞩目的虚荣,日进斗金盆满钵满的财富诱惑,以及从此一路风光人生道路的设想。
童模这一行业的确也有巨大的“商机”。GQ的报道指出,织里童模们按衣服件数结算工资,价格从一件几十块到一百多不等。当天有一个小女孩拍了264件,每件120元,因此当天的收入就是31680元。
规范的童模工作,童模应该是与第三方公司合作,不直接接触厂家,各司其职,儿童权益有保障;但在织里这样的淘宝镇,厂家直接与童模父母联系,童模的每一分钟都可以换算成人民币——只要有接不完的活儿。这才有了妞妞被踢打的一幕,因为多穿一件衣服、多拍摄一件,就意味着多一份收入。
而之前也有一个11岁的童模登上热搜,他在视频中说:“我叫XXX,来自塞尔维亚。我的爱好是走秀、跳舞、影视表演、拍平面等,很多很多。做了两年多一点儿。反正这种赚钱方法比较容易,就像今天七十多件,大概八千块钱……我年收入高一点儿八十多万,低一点儿五六十万。”
因此很多童模父母,有着非常强烈的利益冲动,“童模只能做几年,但是就这几年,就能挣出‘正常人一辈子也挣不来的钱’”。
这自然是某部分事实——但也仅仅是“某部分”,因为童模行业的孩子成千上万,并非每一个都能“成功”。这其中有一个幸存者偏差,人们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就像很多童星父母,看到的杨幂、杨紫、吴磊等少数童星出身的成功者,并由此得出错误结论“童星以后一定会大红大紫”;而没有看到,这些少数的成功者背后,是数量更多的籍籍无名者。
因此,童星首先就意味着激烈竞争,并且童星≠长大后成功。童模亦是如此。模特行业里残酷的“不确定、模仿、不平等和高流动性”,童模们从小就体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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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夺的权益
对于那些“成功”的童模来说,虽然日进斗金,但可能也意味着对他们时间的“压榨”。
GQ报道中提到的那个日进30000元的小模特,她今年10岁,上午7点起床上学,下午4点半放学,放学后妈妈再带她去拍摄,“常拍到晚上十一二点。赶上旺季周末,夜里一两点才收工”。这样的日子,她过了7年。因此小女孩对于摄影师“每天9点上班”非常羡慕。
对于某些童模来说,这意味着高强度的工作,稀少的娱乐,稀少的睡眠时间,零下几度的冬天拍夏装也是一种常态。因为童模的身高限制是130cm,很多家长担心孩子长太快,甚至还会刻意限制孩子的进食量和睡眠。
不必讳言,许多孩子已经成了父母的“摇钱树”,孩子的成长完全迎合的是商业需求,他们的权益被彻底无视。虽然《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中规定,“文艺、体育单位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可以招用不满16周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运动员。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被招用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可当童模负荷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时,他们是否已经成为“童工”?
更值得我们担忧的是,监护人靠得住吗?因为孩子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的意识,他们不懂得说不,也没有力量反抗,成年人尚会吐槽“996”,但孩子们却只是默默忍受;这个时候,谁来监督父母,又该如何保护儿童?
为了孩子的未来?但怎能以伤害孩子为前提
在GQ报道公众号底下,童模报道的最赞评论写道:“如果XX不出来拍照,她可能接受不到比家乡更好的教育,看不到更大的世界,也不会有现在独立的想法,她可能依旧是4岁的时候被妈妈抱上车的小女孩。穷人家的孩子,能走通的路,太少了。一旦走了一条尝到甜头,又太难停下来了。”
有一个小模特的父亲一开始也反对将孩子送来当童模,认为这是把孩子当“工具”,但摄影师劝他,“孩子做这份工作总比大人容易些,在这边停留几年,孩子赚这个钱够她以后上大学、出国留学了。总比你自己继续奋斗给她挣,要来得容易一点儿吧?”
的确应该承认,很多中小城市的童模处境不如北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童模的父母的物质处境不佳、可选择的路太少。因此大城市会把童星童模当磨炼孩子的一个机会,但对于很多没有条件的父母来说,童模这一工作就是“出路”。
我们也并不反对父母利用孩子“牟利”——只要孩子的权益得到保障,并且赚钱也许真是为了孩子。问题是,很多父母由此有了“道德底气”——我“压榨”孩子还不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穷人的孩子只能早当家云云。搞得批评者都成了“圣母”。
实际上,有多少父母“压榨”孩子最后只是因为自己贪婪,在金钱诱惑下,完全停不下来呢?毕竟欲望永无止境,一天让孩子工作两个小时,就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了,可为什么要让孩子工作到深夜?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何是以剥削孩子、伤害孩子为前提?这种打着“为你好”的幌子伤害孩子,孩子同意了吗?家长真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己的欲望,买大房子买好车呢?
何况,抚养孩子、教育孩子、保障孩子的权益本就是家长的责任。很多家长口口声声为了孩子,实际上是将养家糊口的责任转嫁给孩子,让孩子赚钱养活自己,供自己挥霍。
保护儿童,捍卫童年
揭示某些童模糟糕的生存处境,并非要取缔一个行业;我们的确不能以偏概全,因为也有很多童模是受到很好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拍摄的。我们只是希望更多的童模被看见,希望他们拥有一个更健康、更快乐、更自由的拍摄环境。
为什么要保护童模、捍卫童年?这不仅仅关乎权利,也关乎文明的底线。尼尔·波兹曼曾如此讨论“童年”出现的意义:“我们必须记住,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说在西方文明中人的移情和情感,即单纯的人性,有所成长的话,那么它始终是跟随童年的脚步一起成长起来的。”
为人父母都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
也即,童年的发展历程,指向的人类的羞耻心和人道情怀,寄托了人们对于人性应然图景的信仰和追寻;孩子,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道义资源。这并非要对儿童进行“极端保护”,我们也认同儿童可与时俱进参与各种媒介和社会活动,但它的重要前提是:儿童不是成人,一旦童年可以被肆意掠夺和侵害,那么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道义底线又往后退了。
所以,我们希望此次事件能够成为一个契机,,引入公权力的第三方,让儿童在受保障的前提下“工作”。请保护每一位儿童,请一同捍卫童年。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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