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读书 | 微保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谢邦杰分享：《共同的底线》

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

 早在“五四”以前，中国就出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20世纪末进入改革时代以后，“文化热”中的“中西”之争再度热闹起来，80年代许多人积极推进西化，90年代弘扬传统又成了主旋律，加上国际上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助兴，可谓高潮迭起。

也是自清末民初起，中国开始了“主义”之争，50年代以前国内的“左右”热战血流漂杵，50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资社”冷战剑拔弩张。到了世纪之交，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随着冷战的结束逐渐淡出。而在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深化，“主义”之争却脱去“文化”的包装再度“浮出水面”。

最后，在现代性背景下，许多国家里民主公共权力组织－政府部门与竞争性市场组织——企业或营利部门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同时也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于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呼声中自治的公民社会和志愿者公益组织（所谓“第三部门”）也发展起来。它与民族国家－政府组织（（“第一部门”）和市场－营利企业（“第二部门”）本是各司其职的。但许多发达社会本具有扩大“福利国家”以压缩市场领域的社会民主倾向，和扩展市场秩序以限制政府权力的古典自由倾向，以及这两者长期对峙的传统。而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已没落、“福利国家”体制也陷入困境的“左派危机”时代，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反对者转向第三部门国际行动并使其具有“另类左派”色彩或“第三条道路”色彩，就成了不难理解的事。1999年西雅图事件后这种跨国第三部门组织挑战市场全球化、同时也与事件所在国政府权力发生冲突的“三个部门之战”在世界各地连续出现，国内一些学者随之盛称其“后现代”意义，并力图使国内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与国际接轨”。

于是在世纪之交，我们身处一个剧烈变化中的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的世界，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

《共同的底线》一书作者是清华大学的秦晖老师，初读起来真有些费劲、烧脑。本书收录了秦老师历年所发表的文章，并在2013年出版成书。书中所反映的现象与陈述的观点，即使在多年以后的现在看来，立论依然铿锵有力，毫无过时与陈旧之感。

所谓“共同的底线”，并不是指左派、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共同的底线”是指无论主张怎样的主义（左、右...）、文化（文明、宗教...），或身处哪个部门（公、私、非营利），都应该要争取、坚持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全书例证丰富、逻辑严谨，是一本发人深省的好书。

“底线思维”虽总是被琅琅上口，甚至大声疾呼；但一旦到了关头上，却经常被有意、无意的混淆并难以坚持了。立场一旦选定，利益一经捆绑，正所谓“身不由己”的舍本逐末、随波逐流，比比皆是。人们容易汲汲营营忙着要“做些什么”，但却经常忘记反省“为什么”或“该不该”要这么做。

聚焦到保险行业，“底线思维”就更加重要了。本质上，保险本身与各种不确定性是共生、共存的关系。透过共济的手段，保险担负了稳定社会、安定民生的重责大任。但因为各不确定性本身，并不是那么讨喜；为了能普及、扩大保险，巧思设计出各种有获得感的产品，发展出各种能驱动销售的机制，打磨出各种能引人入胜的说法，琳琅满目。凡此种种，的确壮大了保险行业，也承担了相当的社会责任；但部分忽略本质、跨越底线的做法，却也带来了不少副作用。

消弭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不要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不确定性，该是保险行业“共同的底线”。追求发展之余，多一分人文关怀，多一层“为何而为”的考虑，保险行业必定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推荐秦老师的这本好书，与各位行业先进奇文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