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出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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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雪贝财经（ID：snowfinance666）

作者 | 老胡

编辑 | 贝姐

在北京的西北方向，阳光如果明亮，特别是一场大风过后，可以看到西山下的中关村和上地。

那儿高高低低的建筑，玻璃幕墙会反光，自己也在发光。

和来来去去的年轻人一样。

1960年，春节后的一个月，7名解放军士兵离开“21基地”，走进中关村南街的一栋深灰色建筑。

他们没有带武器，斜挎着书包，兜里揣着介绍信，裹一身厚厚的冬装。

上了5楼的一间办公室，编号803，这是“绝密123”特别任务组。等待他们的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数学家冯康，他把7位年轻人分为三个小组：分别与导弹、原子弹、卫星相关。

这些脸带风霜的士兵，由冯康手把手教，从头开始学如何用偏微分方程处理冲击波和流体力学问题。

当时共和国最杰出的数学家们也都在这里。

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两弹一星”一系列关键性科学技术任务的文书记录中，他们多数都是无名英雄。冯康亦如此，甚至在他因发明“有限元法”享誉世界时，个人履历中也并无这一段。

直到2017年，当学者们开始回顾中关村的历史时，这些人才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分：

沉默的基石。

18年后，1978年，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

中国物理代表团四位中年男人到访，他们购置了统一的灰色西装和黑色皮鞋。其中一位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他在4年前带领课题组奇迹般地研制出了中国首台托卡马克6号，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于核聚变的垄断。

但是，对于太平洋对岸那个遥远的国度，当时的中国舆论有完全一致的评价：

腐朽荒淫。

后来，陈春先又独自去了一趟美国，这一次他毫无约束的到了波士顿，沿着128公路，看到了两侧林立的高科技技术小公司；又到了旧金山湾的硅谷，看到了由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创办的惠普、英特尔、思科等明星公司。

新世界被打开。

从美国回到中关村，陈春先逢人便用新鲜的词汇谈论硅谷，说惠普英特尔思科，说乔布斯和苹果，他努力游说学院路上的著名学府们把科研转化为产品。以至于不厌其烦的听者给他取了一个嘲讽的称号：

鼓动家。

直到1980年，无力改变身边人的陈春先决定自己先单干。他用北京市科协提供的200元经费创办了一个叫“服务部”的机构，拉拢同事们工作日继续在中科院上班，利用周末为北京乡镇企业解决技术问题和技术培训，酌情收取服务费。

"我们要建中国的硅谷。"

头一年，这个“服务部”就赚到了3万元“大钱”，搅动了整个中关村一池静水。这个“服务部”后来也成为了早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黄埔军校”，陈春先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

但是，一种舆论也很快出现：

那姓陈的损公肥私，歪门邪道，腐蚀科研队伍。

舆论后来变成了行动，这家小公司被立案审查。

陈春先碰到了一种很硬的阻力，这是一种基于时代的阻力。

在陈春先决定单干的这一年，香港一个叫张旋龙的年轻人辞去了月薪1万的导游工作，开始帮助父亲打理香港金山公司，做芯片、显示器和苹果电脑的组装和倒卖生意。

也做IBM代理的代理的代理。

3年后，他才第一次走进中关村。但是，这一来就在友谊宾馆和燕山大酒店住了十多年，还跟中关村的草莽青年们学会了喝二锅头、涮羊肉火锅。

那时，中关村已经风起云涌。“两通两海”（四通、信通、科海、京海）四家企业在这里打下了一片天，一片脱离中科院的天。

在四通的铁皮房子里，张旋龙见到了几个叫求伯君、沈国君、王安时的年轻人。他觉得这些人靠谱，还会拆机子查芯片，就出钱和他们一起成立了一家叫“天津四通”的公司，开始在中关村卖国外进口的计算机。

这时候，中科院的大小院所获得中央拨款已经越来越少，他们被要求自己养活自己。往日无数荣光加身的计算所有一年直接被砍了20%的预算，这意味着有至少1500名编制分不到一分钱科研经费，还一度传出了要被承包出去。

改革如此激进迅速，谁也没想到。

从美国、欧洲留学归来的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承担了改革的任务，他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一天，他找来计算机所所长曾茂朝，警告他不能“等靠要”，应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投向市场。

曾茂朝回复他：嘿嘿。

原来，这位出身广东的计算机专家厌倦了吃大锅饭，他早已埋下伏兵，在头一年冬天就悄悄成立了一家公司。只是不太走运，创业资金20万刚开始就被一南方大姐骗走了14万，正在生死边缘。

“已输得差不多只剩下条裤衩”。

这个倒霉的"伏兵"就是后来的世界PC之王：联想。

1985年，日本筑波举办世界博览会，世界上稍有声势的国家摆在展架上的都是各种机器人、轿车，还有计算机这些高科技自主品牌，只有中国馆里全都是陶瓷、剪纸之类的手工艺品。

华人华侨们看着这些有一种感受：痛心。

那时候，“两通两海”在中关村已打下一片天，柳传志才刚刚和其他10位从计算所出来的同仁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做的业务都大同小异：给惠普等国外IT厂商销售整机和零件。

但是，和他们一样的代理商在中关村满大街都是，鱼龙混扎地盯住每一个路过的客人，搜刮干净每一个来购买电脑的大学生，全中国人都知道北京中关村是：

骗子一条街。

联想不想就这样子，他们后来把全部家底都拿出来研发出了这家企业的基石：汉卡。

有一次，柳传志去亮马桥的长城饭店参加IBM电脑的代理会，坐在最后一排，不敢和人交流，趁着茶歇时间才凑过去向IBM的高管推销刚刚研发出来的联想汉卡。

对方一见是有求于自己，傲慢得都不带正眼瞧人。

IBM有傲慢的资本，早在十年前，他们就已经推出了型号为5100的“便携式”计算机，4年前，又推出了商务计算机，走在整个时代的最前面。

到了这次代理会的第二年，100多人的联想才终于打开局面，一股脑卖出了6500套联想汉卡，那一年销售收入到了7345万元，为国纳税347万。

柳传志还决定把代理美国AST电脑赚来的利润补贴给自制版卡的亏损，更是砸了1350万来开发自主品牌“联想电脑”。

汉卡火了，物价局也上门了。

理由是汉卡定价过高，谋取暴利，开出罚单100万。那时候，这个数字是联想一年纯利润的一大部分。年轻小伙子们群情激愤，嚷嚷着要开发布会，让媒体来评评理。

柳传志堵住他们，喊了一句：

“你得明白自个儿是谁！”

他扭头就带着下属深夜到物价局局长家门前蹲点，好说歹说把罚款给减到60万。

企业活下来了。

第二年春天，“联想集团”全部360多名员工被组织到刚刚建好的中关村海淀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也是联想历史上的第一次誓师大会。站在台子上，柳传志告诉同仁们：

从明年开始，我们要卖自主品牌的电脑！

当联想第一台自主品牌电脑“286”在国内交易会上一炮打响时，24岁的山西青年李彦宏已经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念研究生两年了。

他以为自己的美国梦进展顺利，但一位教授轻悠悠的一句话就把他彻底打回了原形：

“你是中国来的？Do you have computers in China ？（中国有计算机吗?）”

“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怎么能这么问我？”李彦宏委屈，他认为这是对一个中国人灵魂的拷问。

1992年，中国加大IT行业对外开放，取消进口批文，从此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国际品牌惠普、IBM、东芝等从太平洋彼岸一夜间涌进国内市场，大军压境，长驱直入。

凌冬已至。

没过三年，技术和市场能力都不成熟的国产计算机很快就支撑不住了。

最先败下阵来的“长江”，接着就是“长城””浪潮“，后面的方正、清华同方、清华紫光……“国”字头的品牌，溃不成军，要么转型做其他业务，要么至此消失。

那时候全国人都在看一篇流传盛广的文章：

《联想大旗还能撑多久?》

这之前，在中关村做PC的几家公司中，联想垫着脚也只能排第五。坐在头把交椅上的是做出0520CH微型计算机的"长城"，被外资品牌冲的七零八落后，长城后来几年"玩得最漂亮的是资本运作"。

技术差了好几代，要活下去唯一能拼的是销售，但全国性的大分销商根本就不愿意代理国产电脑品牌：卖不出去。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就到联想集团做销售的杨元庆，这时候已经干到了总经理。他决定去找那些仅有三五个人的小公司做代理。

歪打正着，这个策略反而快速建立起了更为扎实有效的、以省市为基础的分销网络，比全国性大分销更接地气，更有效率。

他们还尽量保持低库存，用最快的速度推新品，通过打时间差，与跨国品牌们一次又一次的短兵相接。

在奔流的时代面前，中关村的世界是总裁的，不是总工的。

三年后，关于联想的那篇文章也终于有了答案：它的旗帜没有倒，还在1997年做成了中国PC市场的NO.1。

这个时候，时代的进程里已经没有“两通两海”。

一庄7000万元的走私案让信通直接在中关村的土地上消失；科海继续做着组装机业务，最后连名字都被人给忘了；京海因一笔侵权诉讼被罚到破产；至于早期“控制了整个中关村的”四通，无休止的内斗，让它迷失在医药和房产的多元化败局。

2000年10月10日，午后14时41分47秒。

如果有人那时走在中关村邮局和海龙路之间的路口，多半会看见西北侧一栋白瓷砖外墙建筑“轰”的一声趴在地上。

颐宾楼没了。

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消失。北京IT圈的都知道，到了中关村，如果没有见到颐宾楼，等于没到中关村。

来不及怀旧，新的消失又发生了。北京修四环路，四海市场得拆。那里是杂乱无章尘土飞扬的世界，彼时最外面的门脸是海信、八亿时空、国合电脑等当时的二线电脑品牌，更深的胡同里是收音机、音响，和盒式录音带。

如果再往二楼走，可能会听到后来创办“爱国者”的冯军在那里流窜，但凡有人瞧一眼，他就会抓住机会推销自己那时还叫“小太阳”键盘和机箱：

“老板，真的，我就赚你五块钱，包退包换。”

后来，那里的所有人都叫这个年轻人“冯五块”，见人就点头哈腰、赔笑脸、说好话。

但是，就是这位堂堂清华大学的高才生，硬生生抢走了四海市场里由安徽、河南农民们把持的市场，那时候中关村CPU批发生意60%的市场都是由安徽霍邱县冯井镇的农民占据。

在拆掉颐宾楼后的这二年，中关村不再是村，改叫“科技园”；联想在中国PC市场高处不胜寒，杨元庆在联想集团总裁兼CEO的位置上也已经做了三年。

40岁的年纪想到世界去看看。

他向联想集团董事长，但早已不管具体经营的柳传志提出了一个“逆天”的想法：收购IBM全球PC业务。这把柳也吓了一跳，一个30亿美元营业额的公司怎么去买一个营业额100亿美元的？

计划一提出，在董事会，除了柳传志和杨元庆，其他董事全投了否决票。消息传出，有一家外国媒体的报道更尖锐：

穿上王子抛弃的外衣，青蛙就能变成王子了？

但是，柳传志和杨元庆都是倔牛，都想做世界第一。

“不抓住机会联想怎么发展？怎么国际化？不国际化怎么和对手竞争？”

1年后的冬天，12月8日，12.5亿美元，联想正式宣布收购IBM 全球PC业务。同一天，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到访北京，但世界的眼光都被转移到了见证这起世纪交易的五洲大酒店。

蓝色巨人变成了红色巨人。

把联想集团交班给杨元庆时，柳传志给他写过一封信，信的最后是问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有这份心思吃得了苦，受得了委屈，去攀登更高的山峰？

对IBM PC业务的收购，很快就让杨元庆吃到了苦头。

首先是中美企业文化碰撞，办公室斗争水深火热。董事长是中国人杨元庆，但头两任CEO都不得不从国际上请来在全球市场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而在实际管理中，CEO的作用比董事长大，杨元庆好几年憋得有劲儿没法使。

更麻烦的是，职业经理人都要考虑自己的任期业绩，绝不会轻易投入巨资做研发。而那几年，电脑行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家庭用的消费电脑市场需求很快就超过了商用市场。

做家庭消费电脑就得投入资金开发新产品，一下要花出去近十亿美金，这都是从利润里减，外方CEO坚决不服从。

两军对垒，针锋相对。

最狼狈时，刘军和陈绍鹏这两位给联想集团打天下的高管，甚至都被CEO排除在了集团最高16人之外。但如果那时候赶走CEO，让矛盾激化也是下下策，甚至可能是万劫不复。

2009年春天，联想集团披露2008-2009财年报告：巨亏2.26亿美元，10年来第一次没挣到钱。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央视的主持人沈冰忧心忡忡的问柳传志：

联想是不是已到悬崖边上了？

可能除中国外，全世界都在看笑话：好大喜功，自不量力。

当联想在国际化碰的头破血流时，冯军的“小太阳”键盘已经占据了中国北方市场70%的份额，他还是中关村第一个把显示屏、机箱、键盘品牌统一起来的人，统一都叫“小太阳”，名满天下。

“Aigo”的标识被印到了F1迈凯轮车队；2008年，神七发射，机舱里录音存储的装置，就是由冯军提供的。

没人再敢戏谑的叫他“冯五块”，都叫他“爱国者”。

第二年，冯军收获了鼎晖的2亿元投资，他乐观的保证麾下的“爱国者”三年内每年会有50%的利润增长，并在2012年登陆资本市场，公司市值将达到10亿元。

联想集团副总裁曲敬东选择了离开，去做了“爱国者”的总裁兼CEO。

巨额亏损这个财年，外国CEO终于被董事会炒掉，由柳传志和杨元庆一块去法国，每年的誓师大会还得开。

只是，第一次董事长和CEO都是中国人。

会场本该有200多人，但时间过了还稀稀拉拉没坐满一半，人心思变，气氛压抑。

柳传志也没寒暄，在大屏幕上放了四张照片，讲了四个奖励员工的故事，只为传达一个信息：只要好好干，照片里的故事都会在你们身上发生。

散会，没多说一句话。

“柳杨配”掌舵联想，采取了“保卫+进攻”战略，即保住中国市场，尽快把全球企业客户业务扭亏为盈，同时扩展新兴市场。

那一年，当全球金融危机扫荡时，联想扭亏为盈，PC市场份额还创了历史新高，主要的利润、营业额都来自海外。

舆论的叫好声又回来了。

过后的几年，联想集团杨元庆一人独撑董事长和CEO，在全球160个国家不断蚕食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2012年，把PC业务做到了世界第一。

当苹果手机风靡世界时，联想进军手机业务，并于2013年达到市场份额的顶峰，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销量冠军。

2013/14财季，联想集团共销售出去5500万台电脑、5000万部智能手机和920万台平板电脑，盈利8.17亿美元，比头一年多了29%。

但是，杨元庆很快又不安分了。

他想在服务器和手机业务上也在全球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在一个礼拜内就接连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和IBM X86服务器，每一笔都超过百亿元人民币。

后来的几年，亏损和裁员又开始了，质疑声从四面八方涌出，不请自来。

杨元庆有时候也为自己信仰的策略辩护：用利润换市场。而他似乎也从来没有把做大利润当做自己作为联想集团掌舵人的最大使命。

在联想PC登顶世界的2012年，“爱国者”没有在约定的时间上市，还在做着U盘和录音笔生意。

“冯军，一个人如果没有道德底线和契约精神，在中国或许可以混水摸鱼，但在欧美，只有死路一条，你想清楚了吗?” 刚过春节，爱国者总裁曲敬东就在微博上连发了几条微博开撕。

三天后，冯回应，这是和老朋友的“感恩小实验”。

过了21世纪的头十年，中关村早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没有哪位年轻人买电脑还会再跑到鼎好大厦。

也没有多少人再把IT当做一个行业，他们的全部视野都是BAT，是互联网，然后是移动互联网，是天使和A轮。中关村的年轻人们更多的聚集到了海淀黄庄，热心做教育和培训。

赚钱快，赚钱多。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海淀图书城的旧书店和黑网吧中，开了一家叫车库咖啡的门店，在这里聚集越来越多的创业者，直到地方政府索性把“海淀图书城”改名为“中关村创业大街”。

总理都来了好几回，中关村重新热闹了起来。

在2012年之后，虽然联想的PC业务坐了好多年的世界头把交椅，但是，手机业务在中国市场确从巅峰掉到谷底，甚至被甩到了十名之外。

而这块业务的的起起伏伏也一直决定着联想集团的业绩、股价与品牌荣辱。

更多时候，鲜花和掌声都献给了年轻的小米和OPPO这样的新鲜血液。

杨元庆在联想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被责骂了好多年，有一次开会，他被媒体追问得满脸通红：

企业亏这么多，你还是一位合格的CEO吗？

这位理工男杵了半天，抬抬眼镜，不知如何作答。

做传统PC厂商太难，三千多个亿的营收，十几亿的利润，近六万的员工，如果做到5个点的利润率那叫登了天。

2018年，一家网游公司23亿的营收，13亿的利润，只比联想少赚3个亿，员工不到两千。

2019年春天，又是一年誓师大会，杨元庆带着联想集团的高管们一个礼拜飞了大半个地球，在美洲、欧洲、日本和中国做打鸡血一样的演讲，台下是来自100多个国家的黄皮肤、白皮肤和黑皮肤，统一挂着印上Lenovo的工牌。

PC业务，他们在中国市场份额做到了逆天的40%，在全球份额中拿到了超过25%。而他所坚持的国际化也正在给这家企业带来逆势增长的动力。

最近的一个财季，被骂了好多年的联想手机业务终于实现了盈利。这一年，联想集团所有的业务也做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股价从去年的最低点翻了一倍。

杨元庆还是不满足的老样子。

“我很坦率的说，如果我新业务都不做，把手机、数据中心业务都砍了，我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这样公司就没有未来。”

但未来会怎样？

他说，“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

“为什么要登山？”记者问20世纪最负盛名的登山家马诺里。

他回答：因为山就在那儿。

这么多年，从中国走向世界的企业越来越多，但跌跌撞撞，头破血流，被打趴下、跌到谷底，又爬起来继续赶路的。

多吗？

有些路，注定走得艰难曲折。

在40多年的岁月长河中，从中关村出发走向世界的企业，或走散或消失，尤其是在中国以外的市场。

长城、联想、爱国者、百度、京东、滴滴、ofo，还有字节跳动。

他们正在旅途，看不同的风景。

当然，在商业的世界里，也不只有成王败寇，有的只是前赴后继，旅途的乐趣不就是征服未知吗？

那么，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就一定要闯出中关村，跑到世界，还要争第一？

答案大概是：因为世界就在那儿。

*本文由雪贝财经（ID：snowfinance666）授权i黑马发布，作者：老胡，编辑：贝姐。i黑马，让创业者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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