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的“家族企业二代”不愿意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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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蔡庆丰、陈熠辉、吴杰

来源|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Designer）

继去年阿里巴巴马云宣布退休，近日“郭台铭将退休”的新闻，再次将大企业接班人的话题推上舆论热点。

正如郭台铭所说：“我觉得应该淡化我的个人色彩，我已经69岁了，45年的经验能够传承给他们，这是我现在定的目标，让年轻人早点学习早点接班，早点取代我的位置，我能够腾出点时间来为公司未来做长期规划。”

在中国，80%以上的民营企业都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代际传承作为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关键要素，却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实现得并不顺畅。

现实情况是，中国的家族企业已经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未来十年，近300万家族企业将面临代际传承问题。但胡润百富榜调查发现，近50%甚至更高比例的家族企业二代并不愿意继承父业。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数据显示，82%的家族企业二代“不愿意、 非主动接班”。

为何中国的“家族企业二代”不愿意接班？

理解中国家族企业所面临的“代际传承之困”，二代自主权、权威合法性与比较期望、隐性知识转移、价值观差异等多个维度，或许都有助于思考这个问题。

但高阶理论以人的有限理性为前提，认为高管的个人特征会对企业的战略选择、组织绩效等产生影响。

而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问题的研究总会涉及两代企业家，代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既有的关于高管更替和接任问题的研究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着亲密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生活经历交织、社会关系重叠等。

二代的成长经历使其形成区别于父辈的信念、偏好以及经营投资理念等，对父辈所创立的家族事业较缺乏认同感，更希望能够在自己擅长且感兴趣的领域开拓疆土。

因此，在迫于父辈压力接班企业的同时，利用家族优势主导企业跨行业并购进入其他行业开拓新机，就成为了二代一个合理的策略选择。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会对企业的决策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二代经历的影响力

在企业传承过程中，二代的成长经历究竟会给企业带来何种影响？

家族企业二代的童年时期往往和他们父辈的创业经历重叠在一起。童年时期经历过家族企业初创时期的二代，见证过父辈创业的艰辛，同时由于父辈将更多精力与时间投入企业中而缺乏对二代的关爱，导致二代对于家族企业产生一种“复杂的情感”。

这种在童年时期 所形成的对于家族企业的情感甚至会持续几十年，进而给企业传承带来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1）童年的记忆是否是引发“代际传承之困”的重要原因？

（2）童年时期的父辈创业经历会给企业代际传承带来何种影响？

（3）童年之后家族企业二代的求学经历和毕业之后家族企业二代的工作经历是否也会对企业代际传承产生影响？

（4）他们涉入家族企业之后会不会因为这份“复杂的情感”而更多偏离主业，进行跨行业并购？

（5）进一步看，行业景气度和宏观环境又会对这种并购行为产生何种影响？

近年来，公司高管成长经历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基于高阶理论，个人的成长经历，会对其信念与偏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其经济决策和行为。

个人不同的成长经历会促使其形成不同的风险偏好与管理理念，主要是通过其成长经历对其认知和心理的塑造所形成的行为及思维惯性造成的。由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成长经历作为个人所拥有的一种“纵向社会联系”，往往能够对个人的行为偏好产生影响。

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的跨行业并购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多元化经营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经营模式选择，A股上市的公司有2/3选择了这种经营模式，而且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相关制度的完善， 跨行业并购的门槛随之降低，越来越多企业选择通过跨行业并购实现多元化经营。

跨行业并购在两方面受到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

首先，跨行业并购为二代在继承家族企业过程中避免与父辈在理念上冲突提供合理的策略。家族企业两代人在成长经历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形成不同的信念与偏好，高管的个人特质对于企业的并购决策尤为重要。二代在继承企业之后，一个可能的选择策略是利用家族优势在其他领域内开疆拓土，而不是持续守业。

其次，跨行并购也为家族企业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绝佳契机。在实体行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的情况下，跨行业并购以其成功率高、耗时短、成本低的 特点为家族企业进入其他盈利性高的行业提供了指引。

童年时期父辈创业经历

童年时期的经历对个人信念与偏好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家族企业初建期的二代，对于企业会存在一种复杂的“排斥”情感，这种情感通过两方面对家族企业二代的信念与偏好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二代对于父辈所创立的事业缺乏认同感。

第一，与二代所处的环境不同，家族企业的一代创立者大多是为了生存而创立企业。但二代成长在物质生活优越的环境下，生存早已不再是当务之急，与“草根”父辈相比，他们更缺少艰苦创业的精神。童年时期经历过企业初创期的二代，见证过父辈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辛，父辈不仅自身付出非常多，给家庭的时间也有限，二代并不认同父辈的生活方式和经营理念，希望自己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做一个“苦二代”。

第二，处在初创期的家族企业，父辈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企业中，家族企业二代即便理解父辈的创业不易，也会认为企业的存在剥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父辈关爱，从而使得二代认 为初创期的企业才是父辈最宠爱的“孩子”，这种在童年时期所形成的对于企业的嫉妒心理会持续几十年，进而给企业传承带来意外的困难。

二代在继承家族企业之后对父辈所创立的事业缺乏认同感，为避免这种在信念与偏好以及情感上与父辈可能存在的冲突，二代并不愿意继续在父辈的领域内经营, 而是希望脱离父辈，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行业，从而利用家族优势另辟天地，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成为二代在继承企业的同时又跳出父辈经营领域的绝佳策略。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家族企业初建期的二代，更倾向于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其他行业经营。

海外留学经历

除早期的童年记忆外，教育经历也对个人信念与偏好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个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接触外部知识，会强化或者更改自身的信念与偏好。既有研究也发现，公司高管的教育背景是决定公司政策的关键要素。而个人是否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是其所受教育异质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与家族企业一代相比，大部分二代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与父辈的教育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他们往往具有更加专业化的 管理理念和行业知识。二代的海外留学经历从三个方面影响着企业的代际传承。

首先，家族企业二代的海外留学经历使他们接受了相比父辈更加系统科学的企业运作知识以及管理理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与其父辈的知识见解不同。这种更加丰富的学习经历也意味着二代具有相比父辈更加多样化的信念与偏好，他们更希望自己在国外所学有用武之地，而不是简单在父辈的领域内“循规蹈矩”。因而，在这种源自教育经历差异化的驱动下，二代对于父辈所开创的传统业务存在反叛心理。

其次，个体的教育水平越高，其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也越强，导致其创新意愿及风险偏好也越高。二代的海外教育经历使得他们相比父辈具备更高的全球化视野和更强的国际化专业能力，对于行业的敏感性也更强。出于逐利、创新 或者冒险精神的动因，与父辈相比，这种经历导致他们 涉入其他行业的可能性增加。

最后，二代在海外留学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减少与企业接触，从而对于一代所建立的政商关系、人际关系等缄默资本的继承会处于一段真空期。一方面，这些缄默资本本身难以直接传承 ；另一方面，这些缄默资本也许是很多接受过西方现代经营理念教育的二代所不愿继承的。而在中国这个“人情关系”社会中，社会关系往往对于企业的发展会起重要作用，这就导致二代如果继续在父辈的产业领域内经营会步履维艰。

在这种情况下，由留学经历所导致的两代人价值观差异也会促使二代，更倾向于脱离父辈的产业范畴。

据此，本文提出另一假设：

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家族企业二代，更倾向于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其他行业经营。

家族企业外工作经历

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高管在步入社会后的社会履历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Custódio研究企业高管的工作经历对其管理行为的影响发现，具有金融行业工作经历的CEO倾向于更高的风险偏好，他们在管理企业过程中通常会使公司持有更少的现金以及更高的负债。同时，具有金融行业工作背景的 CEO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也更加积极，更有能力解决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

高管的社会履历能够“外化”为企业价值，例如更高的并购绩效、更加经验化的管理理念，甚至更加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出于职业锻炼和个人偏好的原因，很多家族企业二代在完成正规教育后并没有直接进入家族企业，而是在家族企业外寻求工作机会。

家族企业外的工作经历使二代能够体验不同于家族企业内部的经营业务及企业文化，有助于其视野的开阔及对行业状况的了解，对于他们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如果二代所从事的行业并不是家族企业所在行业，来自工作经历所获得的知识见解会更加丰富。这种来自家族企业外的工作经历对于二代信念与偏好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其职业选择观念与父辈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偏离父辈的经营领域。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进入家族企业之前，具有不同于家族企业所在行业工作经历的二代更倾向于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其他行业经营。

行业景气度的调节作用

在转型经济中，企业的运营状况不仅受自身内部条件的影响，也受到外部行业景气度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行业的景气度对于企业决策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决定了企业对未来前景的预期，并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影响着其微观经营决策。行业景气度从两个方面影响着二代对企业前景的预期。

首先，中国的家族企业基本都属传统制造行业。随着时代更替，家族企业的盈利能力大不如前。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实体行业正受到产能过剩、成本高涨、互联网变革等一系列冲击。

2011年开始，在整体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实体行业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童年时期经历过父辈创业的二代见证了父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在实体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大量的精力和资本投入却换来微薄的利润，这种“利润薄得像刀片、压力重得如泰山”的行业背景，无疑会进一步减弱二代对家族事业的认可，其对父辈生活方式的偏见也会被有效放大，从而进一步增加二代进行跨行业并购的动机。

其次，通常情况下当行业的盈利能力下降时，会促使行业内的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企业会更多通过跨行业并购实现多元化经营进入其他盈利能力高的行业。

相比父辈白手起家创办企业的浓厚情感维系，二代会更多地实施对于资本的逐利行为。当实体经济盈利水平下降、风险不断暴露时，他们能够意识到子承父业、继续在原有范畴内经营只会导致企业的前景变差，因此对于公司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具有更加理性的认识。

不少家族企业二代更倾向于另起炉灶，在互联网、金融、高新技术、信息等产业展露才华，因此，在他们接班家族企业后会更倾 向于主导企业脱离制造行业。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行业景气度对二代的童年时期父辈创业经历与企业的跨行业并购行为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业景气度对二代的海外留学经历与企业的跨行业并购行为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业景气度对二代的不同于家族企业所在行业工作经历与企业的跨行业并购行为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

家族企业二代的成长经历与高收益行业并购

家族企业二代作为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即使不愿继续在父辈产业领域内经营，也会通过其个人的影响力为企业谋求更大的利润。因此，在企业选择跨行业经营时，一种很大的可能就是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

中国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业一直处于受政策保护的垄断地位，利用其垄断地位以及严格的利率管制政策，银行业一直拥有非常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导致居民的资本市场投资品种严重稀缺，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也会促使金融行业利润偏高。

此外，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地价和房价不断飙升，导致我国近15年来房地产行业的大繁荣。而制造业由于成本上升与需求不足导致利润减少，因此行业投资意愿也不断下降，受到金融房地产行业的高收益驱动，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制造业“脱实向虚”成为趋势。家族企业向着金融房地产进军同时，在其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特殊性。

首先，家族企业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金融房地产行业，除背后丰厚的利润驱使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经历过父辈艰苦创业的二代，对于父辈所创立的劳动密集型、薄利多销式及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心存抵触，对于实业经营、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缺乏兴趣，他们并不愿意重复老一辈艰辛的生活方式。

其次，大部分海外留学过的二代具有金融、商科专业背景，而家族企业外的工作经历使他们更加懂得资本的逐利性，因此金融房地产这些资本运作、国际化行业更受他们的青睐。

基于研究，本文还提出以下假设：

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家族企业初创期的二代，会促使企业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金融房地产等高收益行业。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家族企业二代会促使企业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金融房地产等高收益行业。具有不同于家族企业所在行业工作经历的二代，会促使企业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金融房地产等高收益行业。

二代更青睐资本密集型

基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

第一，在家族企业的传承过程中，二代的童年时期父辈创业经历、海外留学经历以及家族企业外工作经历，都会增加企业跨行业并购的可能性。

这主要是因为二代的成长经历与一代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在思想理念上与父辈存在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二代很可能不会继续在父辈的产业领域内经营，其中一个选择是继承家族企业之后，通过利用家族优势主导企业进行跨行业并购进入其他行业开拓疆土。

这样一方面缓解了来自家族传承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逃离”自己不感兴趣的父辈传统制造产业，通过获取家族的资源支持顺利进入到 “新领域”之中。

第二，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所处行业的景气状况对二代的成长经历与跨行业并购行为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若企业所处行业不景气，会进一步增加二代的跨行业并购动机。

第三，对于二代成长经历与企业高收益行业并购的检验结果表明，二代的童年时期父辈创业经历，与家族企业外工作经历，都会显著增加其进入金融与房地产等高收益行业的可能性。

这一方面是出于资本的逐利动机，另一方面是由金融与房地产这些高收益行业的资本密集型 属性所决定的，这种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为二代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父辈艰苦创业的生活方式，从而更受二代的青睐。

本文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二代成长经历、行业景气度与企业并购结合起来，为当下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化经营现象提供一定的解释，也为企业在代际之间的顺利传承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全文首发于2019年1月《南开管理评论》，本文已获得出版社和原文作者授权刊发转载。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1373219）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20720181109）资助。

【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开始于2004 年，因此，本文首先从CSMAR数据库获取2004-2016年“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企业，然后依据企业“高管个人资料”、“控制人连接图”、年报等确认高管之间的亲属关系，再从历年的高管名单变化中筛选出二代已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层的企业。本文研究使用的并购数据从CSMAR数据库“并购重组”栏获取。

本文选取家族企业的四类并购事件：资产收购、要约收购、吸收合并、股权转让。同时逐笔查阅了并购事件进行如下步骤的筛选：

（1）家族企业处于买方地位

（2）剔除交易不成功、关联交易

（3）剔除在并购期间买方或卖方公司被ST、*ST、PT处理的并购事件；

（4）剔除 标的方是“生产技术、技术专利、生产线、设备、理财产品以及股票”的并购事件

（5）由于会计准则的特殊性，剔除金融保险类家族企业

（6）剔除并购方所属行业为综合类的企业

（7）剔除关键信息及相关数据缺失的并购事件

最终，本文得到2006-2016年212家家族企业发起的823件有效并购事件，其中跨行业并购 188例。本文研究使用的家族企业二代个人信息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中的“高管个人资料”，同时通过企业发布的年度报告、上市公告、招股说明书，以及新浪财经、百度百科、问财财经百科、和讯网等渠道手动收集补充。家族企业信息及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本文由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Designer）授权i黑马发布，作者：蔡庆丰、陈熠辉、吴杰。i黑马，让创业者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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