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医生：谁会在乎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咪咕悦读汇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小巴的孩子没多大，这医院倒是没少跑。但每次小巴带孩子去医院看病，总会发现儿科的门诊大厅永远被挤得水泄不通，挂号排队的人一眼望不到尽头。有好几次甚至排了4个多小时队才看上病。

小巴了解后才发现，根据《2017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全国每千名儿童的医师配比仅为0.55人，也就是说，目前平均1803个儿童才能有一个儿科医生。

尤其是最近几年，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越来越多的医学生开始避免选择儿科专业，就连已经工作的儿科医生都纷纷因巨大的工作压力选择离职。

在医学生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打死不去小儿科”。许多年轻的医学生，宁愿去内科、妇科，也不想选择儿科。

根据《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数据显示，2011—2014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14310人，占比为10.7%。其中，35岁以下医师的流失率为14.6%，这个年龄段是儿科医生的主力军，却是流失率最高的年龄段。35岁—45岁医师流失率为11%，45岁—60岁医师流失率为6.8%。

小巴不由得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个纪录片《人世间2》，其中的某一集就是讲述了新华医院里老张和朱月钮这两位儿科医生的故事。

作为唯一一个有能力管理ICU的医生，朱月钮每天需要照顾十几床的重症病人，门诊一天就要看百八十号病人。为了这些孩子，她忙到没时间喝水、吃饭、上厕所，甚至无暇顾及自己的女儿。

朱月钮不是特例，而是儿科医生的常态。

外界看来，他们高薪、稳定、社会地位高，但几乎没人去深入调查过他们真实的生存现状。

大部分的儿科医生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而收入是仅仅是非儿科医生的76%。

根据《中国医生执业状况白皮书》调查显示，截至2018年1月，中国有66%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其中经历过语言暴力的占51%。而儿科因为家长对孩子关注度高、医生缺口大、小儿病情变化多端等因素，导致医患冲突格外严重。同时，猝死、抑郁症等问题也在不断地围攻这些儿科医生。

一边忙着救治病人，一边想方设法保命，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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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列火车从面前经过，你在车窗里寻找一个人的脸，车厢一个接一个地过去。如果你走神了，很可能会错过那个人；或者火车的速度很快，车窗里的脸会很模糊，你根本看不清要找的人。

“初级医疗就类似这种情况。”维多利亚·罗杰斯·麦克沃伊对我说。麦克沃伊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50多岁，金色短发，目光坚定。她在波士顿以西的一个镇上做普通儿科医生。

“这比大海捞针还难，因为大海不会到处移动。每天你眼前都会有来来往往的孩子。你要做婴儿例行检查，做入学身体检查，确保每个孩子都按时接种了疫苗。这变成了刻板的程序，你不再用心观察孩子们。脾气暴躁的熊孩子和发烧的孩子多得数不清，总会有病毒感染或得了脓毒性咽喉炎的孩子。他们在我的头脑中都是模糊的。但有一次来看病的孩子得的是脑膜炎。”

“儿科医生的福气同时也是倒霉之处是，几乎所有前来看病的孩子其实挺健康的或者只有一点小毛病。”麦克沃伊说。孩子身体健康当然是医生的福气，但也是医生的不幸，因为千篇一律会让医生变得迟钝。

所以每次见到来看病的孩子时，她会问自己一个关键问题：“孩子有什么严重的疾病吗？在孩子一进入房间时，儿科医生就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了。”因为很多患者是婴儿和学步儿，他们不会表达自己的感觉，“所以你的观察力必须非常敏锐。”

医生基本上从父母那里获得全部信息，这意味着医生必须思考父母对孩子的熟悉程度，还要考虑到他们对诊断的潜意识反应或情绪反应。这类反应可能很极端：有些父母不愿否认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有些父母因为焦虑会夸大正常的方面。

在儿科，模式识别始于行为。儿科医生的技巧在于一边观察孩子，一边分析父母的描述。这种数据的融合从书本上学不到，因为它需要医生意识到自己对孩子家人的感受。

虽然第一印象往往是正确的，但医生必须小心，始终质疑自己的第一反应。不认真听父母说的话和太把他们说的当真都是愚蠢的，需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改造”他们的话。

我问同样执业几十年的麦克沃伊：“你如何保持敏锐的观察力？”

“在每次看病之前，我会让自己的头脑做好准备。”她答道，就像在竞争激烈的网球比赛之前，她会让自己的头脑做好准备一样。1968年，麦克沃伊上大学，她的网球成绩在美国排名第三，参加过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作为一名运动员，她学会了专心致志，预期意想不到的旋转球，避免因为技术娴熟而陷入自满。

除了从运动中学会的技能之外，医生还必须控制数量，她说：“大多数儿科医生每天看太多生病的孩子，所以变得浮于表面。”

从事目前的工作之前，麦克沃伊曾在波士顿市郊一所繁忙的联合执业诊所就职。

那时她有四个孩子，每天还要接待几十个病患儿和他们的父母。“真正让我受不了的是夜间呼叫。”她说。每二三十分钟就会被传呼一次，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如果听出来孩子病情严重，无论几点，麦克沃伊会返回办公室给孩子看病。

“这样工作了几年后，我心力交瘁，没法再坚持了。”麦克沃伊发现自己变得暴躁易怒，充满怨恨。“这样的时间表让我精疲力竭，有时我会对家长说出粗暴尖刻的话，事后又感到懊悔，”她告诉我说，“给孩子们看病不再有趣，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工作损害了我的思考。我会不假思索地认定打来电话的父母小题大做。我真是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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