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专门通知,要求各级下大力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更是将2019年确定为“基层减负年”。目前各地也出台了实施细则。但媒体调查发现,各地仍有一部分基层干部心存顾虑:“基层减负年”会不会变成“整改一阵风,过后一场空”?甚至有基层干部表示,“最害怕的是现在的减负让年底的负担成倍加重。”
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地方和部门也要按此从严掌握;上级会议原则上只开到下一级,经批准直接开到县级的会议,不再层层开会……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于减负提出了具体的定量要求,各地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细化了指标。
但从媒体在基层的探访来看,一些基层干部的心声,值得重视。比如,浙江平阳县对500名基层干部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6.5%的干部对减负保留意见。不少干部还担心随着时间、环境的推移,会演变“翻新”出一些极具隐藏性的形式主义。就此而言,如何打消基层干部对于减负能否真正落实的顾虑,如何避免出现像一些基层干部担心的“年初减负年底增负”的现象,各级政府还需要有更多的系统性应对,不能低估减负所遭遇的软抵制。
谈到减负,一些人首先担心的是各级地方讨论减负、制定减负政策乃至召开相关会议,而这本身就可能形成一种负担。用网友的话说就是,以召开更多会议的方式来讨论减负,实际上也就成了“以会议落实会议”,最终的效果可想而知。但是,仅仅是控制和压缩会议数量,还只是一种最基础的要求,在这轮减负过程中,要减少、文件数量或许不是难事,更要警惕的是会议之外的隐性负担。
比如前几天就有媒体报道,在某重大事故发生地,有干部向记者诉苦,该事故发生后,但凡涉及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情,上级各部门是“互相推诿、避之不及”。如当地有一家菜场要进行综合整治,乡镇与县住建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多方协商,结果还是以“属地管理”为名,将责任推到乡镇政府头上。这类现象对应的是各级政府、部门之间权责不清的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基层的负担过重,恰恰就在于一些政府和部门仗着“级别”和“话语权”优势,将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甩给了基层。可以说,不进一步厘清权责,基层减负就很 可能陷入“会议、文件减少了,但该干的事一点都少”的形式化圈套之中。
另一个层面,还是政绩观和考核指标的问题。为何一些基层干部“最害怕的是现在的减负让年底的负担成倍加重”?说到底,还是对政绩观和考核方式的转变没有足够的信心。比如在扶贫过程中,大量的表格、材料和留痕考核,对应的是一种“数字出政绩”的畸形政绩观。所以,即便是暂时减少了表格填报和材料汇报,到年底考核如果依然是要求各地做表格、写材料总结,那显然就成了“年初减负年底增负”。对应这一症结,考核的维度就应该多从材料移到民意的评价上。事实上,《通知》中也明确提出,要强化结果导向,考核评价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关键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群众的评价怎么样。但要具体落实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从上面改起。
正如一些基层干部所指出的,多年来从上至下已开展过多次的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整治,每次都是声势浩大,但最终结果却很难尽如人意。为基层减负要避免落入虎头蛇尾的怪圈,还需要多一些源头之治,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实现突破。与此同时,减负政策推行过程中,也要多听听基层干部的心声,保障政策的有效性,也给基层干部吃上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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