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过去，再无人能拍出如此大尺度的黑暗电影

还有不到两周，每年一度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就将如期而至。这里见证着艺术电影的辉煌，也经历了各路电影运动的起起落落。

《铁皮鼓》标准收藏版艺术海报

上世纪70年代，电影艺术发展正值鼎盛时期，在法国新浪潮运动的引领下，欧洲各国几乎都有轰轰烈烈的艺术电影运动风起云涌。而在法国的邻国德国，从62年开始，一批年轻人开始独立拍摄符合时代精神和全新电影美学的影片，诞生了法斯宾德、沃纳·赫尔佐格、维姆·文德斯、沃尔克·施隆多夫四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导演，并称为德国新电影四杰。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便是最后一位，沃尔克·施隆多夫和与他的名字总是捆绑在一起的那部影片——《铁皮鼓》。这部影片被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儿童电影”，里面充斥着纳粹、乱伦、以及人性的丑恶，却也是征服了戛纳和奥斯卡的另类佳作。

四十年前的今天，《铁皮鼓》在德国开始了小范围的首映，引发轰动。而关于这部影片的故事，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奥斯卡与他的铁皮鼓

病态故事背后的历史隐喻

1958年，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创作了充满魔幻现实主义和宏大历史叙事的长篇小说《铁皮鼓》，小说借着主人公奥斯卡的视角荒诞又现实的讲述发生在波兰与德国边境小城但泽的故事，时间跨度超过半个多世纪，用这里形形色色的市井小人物的生活，以小见大的拼贴出了波澜壮阔的微观的近代欧洲历史。

影片预告片

这本小说有多经典呢？如果简单的以奖项来衡量的话，在1999年君特·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时，官方就将《铁皮鼓》誉为二战后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小说的主人公奥斯卡被评论界认为是“二十世纪的畸形儿”。而电影主要是以小说的第二部分，二战前夕到战争结束这段时间的故事。

为什么被称为一个世纪的畸形儿呢？看过电影或小说的朋友自然很清楚，奥斯卡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在3岁那年，奥斯卡目睹了母亲与舅舅的乱伦后，他心生对成人世界的厌恶，故意滚下楼梯，拒绝长大，从此身体停止了发育，停留在3岁时候的样子。

这种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贯穿着全片。其实早在从子宫钻出来到人世的那刻起，导演施隆多夫就展示着奥斯卡对于来到人间的恐惧，奥斯卡躲在子宫内抗拒着新生，当母亲说到3岁时将送给他一个铁皮鼓时，奥斯卡才对人生开始有了期许，所以你在影片中可以看到，无论战乱还是玩耍，铁皮鼓始终与他相伴，躁动的鼓点是只有孩童身形的他，对抗这个世界阴暗面的唯一武器，也是他在这个世界为数不多的依靠，可以说铁皮鼓已经成为奥斯卡身体的一部分。

在影片里，奥斯卡主动选择不再长大沦为“侏儒”，以弱势的姿态行走在德国边境但泽小城上，他以此逃避成为成年人的机会，拒绝与之同流合污，也已他的全知视角带领着观众目睹时局的疯狂，人性的复杂，然而讽刺的是，身体的拒绝却无法阻止内心的成熟，最终他也被黑暗吞噬。

当然，奥斯卡对人间的厌恶，其实是作者对欧洲时局，特别是纳粹德国上台前恐怖政治气氛的一种预警和抨击。除了故事本身外，我们也应该用更加宏大的角度去审视《铁皮鼓》中所涉及到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奥斯卡所处的时代，是纳粹德国获得民众广泛支持，并最终上台发动战争的时代，同时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也一起见证着纳粹的消亡，德国的再次失败。

这个镜头的构图强烈暗示了三人关系

所以除了奥斯卡之外，影片中的三位核心角色的身份都有各自的政治指涉。奥斯卡的父亲马策拉特是象征德国的日耳曼人，他拥护纳粹，表面上的随和掩盖不住内心的残酷；舅舅扬是波兰人，贪婪的欲望和面对奥斯卡父亲时的软弱，都暗暗印证着波兰在二战时的命运；而奥斯卡的母亲，这个软弱的女人则象征着小镇但泽，在两个男人之间迂回，但无论哪一方都没有给她实质性的保护与爱护，直到最终毁灭。

君特·格拉斯、“小奥斯卡”、施隆多夫

拍摄一波三折，情欲戏惹争议

尽管在第32届戛纳电影节上，《铁皮鼓》与科波拉那部伟大的《现代启示录》共享了金棕榈大奖，次年又在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了最佳外语片的殊荣，但是大多数艺术电影一样，《铁皮鼓》从筹备期开始就举步维艰，甚至险些胎死腹中。

梅尔维尔是施隆多夫的师父

施隆多夫以擅长拍摄政治题材影片蜚声国际影坛，早年间在法国求学时，他曾在梅尔维尔手下做过助理导演，没错，就是拍出过《独行杀手》《影子军队》，还在戈达尔《精疲力尽》中客串并说出“成为不朽，然后死去”的那位法国电影大师。

有点儿童版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神韵

梅尔维尔拍片时有一个习惯，如果作品改编自文学作品，他会挑选其中适合搬上银幕的桥段剪下来粘贴在本子上，以此作为创作剧本的基础。因为一页纸的两面都会印上文字，所以得买两本，施隆多夫拍摄《铁皮鼓》时，所以影片中大段大段还原了小说里的台词和场景，正是因为这种朴素的创作方式。

当然不是简单的拼贴就能够完成剧本，事实上当施隆多夫第一次读小说时，就有将影片搬上银幕的想法，他在一年的时间中多次造访了原著作家君特·格拉斯，将创作的电影剧本带给他读，耐心的听取他对影片剧本的看法和意见，两人敲定，电影版只拍到奥斯卡出生到二战结束的这段历史。

而演员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谁能出演一个不愿长大的孩子，形象上接近侏儒的形象呢？为了商业方面的考虑，施隆多夫的脑海里甚至考虑过波兰斯基甚至达斯汀·霍夫曼的名字，但他内心并不愿意将一个德国的故事，用英语拍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保卫一部德国电影。

为了挑选奥斯卡的演员，施隆多夫与助手在一次侏儒活动中挑选演员，但现场的60名侏儒都没法满足施隆多夫苛刻的要求——既要有老于世故的一面，同时还能保持孩子的几份天真。

虽然奥斯卡由小孩饰演，但影片中其他的“矮人”角色由侏儒出演

大卫·本奈特虽然患有矮人症，那时候他还在接受治疗

为此，施隆多夫决定铤而走险，在慕尼黑的一位医生那里，他打听到了得到患有矮小症的孩子的资料，事实上这样做是违反了医生保密协议的，不过巧合的是，这位矮小症孩子的父亲正是与施隆多夫合作过的演员，而他本就打算邀请这位父亲参与影片拍摄，双方一拍即合。这个孩子名叫大卫·本奈特，就是大家后来大家看到的那位拿着铁皮鼓到处游走的小男孩。

如果说剧本创作和选角进行的还算得上顺利，筹备资金方面就捉襟见肘了，以至于剧组找好了演员，也都谈妥了合作意向，大饼已经画了出来，但始终都是口头承诺，没有与演员们签定正式合约。《铁皮鼓》的预算超过800万马克，这么宏大制作的影片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十分罕见，除了来自德国政府部门的支持外，施隆多夫还必须想办法筹到更多的资金。

当时最合乎心意施隆多夫心意的投资方是好莱坞八大公司之一的联美。联美是那个年代最注重影片艺术性的好莱坞大片场，甚至在看到了施隆多夫的初稿和计划后，联美都觉得没必要为了考虑发行而让影片拍摄为英语片，他们十分看好原著本身的艺术价值，也肯定了施隆多夫的改编计划，事后奖项的认可也确实证明了联美独到的眼光。

然而事与愿违，联美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投资成疑，最终只参与了影片在北美的发行工作，当然这足以为影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铺好台阶。

最终，在一再推迟开拍日期后，影片终于等到了多笔德国政府部门的资助资金，以及来自波兰、前南斯拉夫的资金和外景支持，影片得以正式投入拍摄。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在获得波兰资金支持后，得以到但泽（波兰称为格但斯克）当地取景。讽刺的是，当时的波兰还笼罩在苏联的阴影之下，《铁皮鼓》这本小说在当时的波兰被列为禁书，然而但泽（波兰人称为格但斯克）当地人却几乎人手一本。就这样，一部描写当地的禁书改编影片，就这样直接在但泽取景了。

多国资金的投资背景使得影片剧组的组成也十分复杂，德国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甚至还有日本人，在剧组中甚至不能用一种共同的语言交流，成员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但无论如何，影片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拍摄。

母亲与舅舅关系混乱

关于《铁皮鼓》的拍摄还有很多趣闻。比如奥斯卡母亲与舅舅偷情的戏份，饰演母亲的女演员安吉拉·温科勒一开始不愿意全裸，在拍戏过程中却逐渐放开，不仅接受全裸，甚至整个人全情投入，在NG时现场人员甚至要为两人“降温”，这才完成了那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情欲戏。甚至在事后安吉拉私下对施隆多夫表示，幸亏丹尼尔（舅舅布朗斯基扮演者）拍完这场戏当天下午就得回华沙，否则……

这个尺度的未成年人性暗示场面，放在今天看也颇有争议

还有一场后来引发争议的，便是小奥斯卡与继母的情欲戏份，由于涉及到未成年人性场面，在很长时间以来这场戏都有巨大的争议。而在拍摄时，当女演员玛利亚赤身裸体的出现时，把饰演奥斯卡的小演员大卫先给吓坏了……

影片里最怪诞的是关于鳗鱼的戏份，尤其是那个塞满鳗鱼的马头，当时剧组拍摄时是秋季，并不是鳗鱼活跃的季节，但是剧组在黑市上买到了一桶鳗鱼，但在影片开拍时却被波兰当地官员到场干扰，声称这些鳗鱼是波兰的出口物资，施隆多夫说那他们确实是用西欧货币支付的，几经波折之后才有了那个惊悚的塞满鳗鱼马头的道具在影片中“惊艳”亮相。

终获肯定摘得金棕榈奥斯卡双大奖

经历了种种不顺，《铁皮鼓》终于在1979年5月开始试映，尽管作为发行方的联美公司的德国代表对影片的尺度大为不满，认为影片无法的美国上映，但更多的人却对影片展现出的厚重历史和大胆拍摄表示赞许，影片也获得了第3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邀请，入围主竞赛单元。

当届戛纳主竞赛单元佳片云集，主席雅各布为了迎接科波拉的经典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特别废除了已拿过金棕榈的导演不能进入非竞赛单元的规则，此外泰伦斯·马力克的《天堂之日》、赫尔佐格的《沃伊采克》、安德烈·泰西内的《勃朗特姐妹》也都参与棕榈叶的角逐，竞争激烈。

《现代启示录》

尽管雅各布以各种方式希望将金棕榈颁发给《现代启示录》，但当届的评委会主席是法国才女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著名小说《你好，忧愁》的作者），却执意要将金棕榈颁发给经典文学改编的《铁皮鼓》，在投票中影片也遥遥领先。

最终在雅各布的种种施压和授意下，戛纳电影节将金棕榈大奖破天荒的颁发给了《现代启示录》和《铁皮鼓》两部影片，开创戛纳电影节最高奖双黄蛋的先河，不过这也足以让施隆多夫兴奋很久，因为前三次提名戛纳他都铩羽而归，这背后有多少不公和内幕，都被他抛在脑后。

这部影片奠定了施隆多夫的江湖地位

而小奥斯卡，终究还是长大了

对施隆多夫而言，《铁皮鼓》更大的成功或许来源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肯定，他在一夜之间突然得到了在好莱坞发展的机会和邀请，那时刚刚成名的斯皮尔伯格曾经邀请他一起拍摄电影版的《阴阳魔界》，曾经为拍摄影片难以找到资金的他如今却得到了诸多好莱坞片方的橄榄枝，但此时的施隆多夫选择先静一静，并没有下定决心来到美国发展。但这些成功也为他在4年后再次来到洛杉矶，与达斯汀·霍夫曼合作《推销员之死》奠定了基础。

而与施隆多夫一起在当年赚足风头的，是出演奥斯卡的大卫·本奈特，但显然他的运气似乎就被这一部电影耗光了。在影片拍摄完成后，施隆多夫实际是想拍摄《铁皮鼓》的续集的，将小说中的第三部分，战后德国社会的图景搬上银幕，但影片未能成行的一个原因便是大卫，他在影片拍完后一直被周围的人叫做奥斯卡，一直想要摆脱这个身份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拒绝了再次出演那个怪诞侏儒的邀请。

直到28年后，已经41岁的大卫·本奈特再次接受了施隆多夫的邀请，两人合作了影片《乌尔詹》。但无法否认的是，那个漫步在但泽街头，敲着铁皮鼓的孩童才是他留给观众最经典的形象，所谓出道即巅峰虽然有些许不顺，但又有多少演员能够有机会能有机会在银幕上留下一个载入影史的经典形象？那个敲着铁皮鼓的瘦小身影，也已成为20世纪文学与历史共同铸造出的一个文化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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