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死人的文字，

要在活人的肺腑间被润色。

——奥登《悼念叶芝》，穆旦译

1942年，一群中国青年军人正在缅甸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里跋涉。一个年轻军人，已奄奄一息。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远征军。我们今天的人，几乎淡忘了这个名字，直到近年，他们才重回人们的视线。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就是根据他们的故事改编而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英美盟军在东南亚的节节败退，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中国的大后方也暴露给日本人。

此时的中国，大半国土已经沦陷，全部出海口被日军占领。

对于一个工业基础薄弱，连小口径火炮都无法制造的国家来说， 抗战真正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在此之前，能够输送物资来华的渠道仅剩下滇越铁路、 香港、苏联和滇缅公路。

随着战况恶化， 中国人只剩下了滇缅公路这唯一一条物资输送渠道。 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 就等于断绝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

缅甸对美英两国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罗斯福和丘吉尔觉得要想打败法西斯，必须倚重中国。

1942年初，应英国请求，经中美英三国协商，中国派遣了一支大概10万人的远征军去缅甸协助作战。

这支军队进入缅甸后打过几次胜仗，随后发生的仁安羌大捷更是让中国远征军声名大振。但日军的疯狂反扑，使得中国远征军不得不开始大撤退。

他们被迫退入胡康河谷野人山，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热带雨林。在日军的夹击和原始森林的吞噬下，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伤亡5 万余人，大部分死在这里。

那个年轻人也差点死在这里。

翻译家、英国诗歌专家王佐良在一篇文章里讲述了这个青年后来的命运：

“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被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着他的身体到达印度。”

这个年轻人，本来是西南联大的一名学生。他刚刚毕业，成为学校的助教，就响应国民政府“十万青年从军”的号召，参军报国，又终于死里逃生。

后来，他成了一位重要的翻译家和诗人。更多人开始知道他的名字：查良铮。而他，还有一个更被熟知的笔名：穆旦。

现在很多年轻人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王小波。

在那篇流传甚广的《我的师承》里，王小波提到查良铮和王道乾的文学翻译：“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文革”时，穆旦也受到冲击。他不敢写诗。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翻译工作。他希望为祖国留下更多的文学养料。他很喜欢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1963年被解除“劳动管制”后，就开始翻译这首两万多行的长诗，反复整理，修改，注释。

他的子女回忆起1966年8月一个被红卫兵洗劫后的夜晚，写道：

“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大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书籍、稿纸向火里扔去。很晚了，从早上即被红卫兵带走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发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他看见母亲和我们仍在等他，还安慰我们说：没关系，只是陪斗和交待‘问题’，红卫兵对我没有过火行为……母亲拿来馒头和热开水让他赶快吃一点。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的结晶《唐璜》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它弄乱而未付之一炬！”

1973年，随着政治气候的好转，穆旦修改好《唐璜》，并试探着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询问能否出版。编辑回信说，寄来看看。穆旦欣喜不已。译稿寄出去后，却石沉大海。

1976年的一个晚上，穆旦不幸从自行车上掉下来，造成严重的骨折，不得不住进医院。

手术前两天，穆旦将译作的全部手稿都整理好，放进一个帆布手提箱。他对小女儿说：“好好替爸爸保存它们，它们现在不能出版，也许等到你老的时候才能出。”

就在手术前一天，穆旦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9岁。1980年，《唐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1年，穆旦被平反。

穆旦生前，很少对人谈起在缅甸的那段日子。他有首诗歌 《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是写给那时候的。其中，最让我震颤的，是“森林”的一声召唤:“欢迎你来， 把血肉脱尽！”

在中国远征军的那场大撤退中，战斗是激烈的。众多的逝者中，有中国的同胞，也有日本军人，都葬身异国他乡。他们的亲人，都在屋檐下盼望他们回家。

1973年， 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一批日本客人被获准访问云南昆明。 随着政策开放，更多的日本人来到云南，循着当年战争的路，寻找当年死在异国他乡的亲人。

中国人比日本人去得晚了一点，因为许多人不熟悉这段历史。《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编剧兰晓龙在清楚这段历史后，多次去云南。

他去了腾冲国殇墓园，那里是为光复腾冲而壮烈殉国的中国远征军9000烈士的灵魂栖息地。 他和朋友去腾冲时， 戴着祭奠的花，扛着一箱白酒，去探望那些无名小卒。看到与众不同的名字，他们会拿着酒杯，和这个人的墓碑碰杯。

如今，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百年。“五四”，是一个属于青年的节日。我们今天的青年，也都生活在“五四”的成果里。

1915年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36岁，鲁迅34岁，周作人30岁，胡适24岁，老舍20岁，冰心只有17岁。危难的中国，是青年一马当先，推开古老而封闭的大门，吹响革命的号角。

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一次青年集体的觉醒。青年们前赴后继，开始创造历史，并主导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和方向。

如今，一百年过去了，沧海桑田。那些当年热血的青年，以及他们的精神，去了哪里？

穆旦曾这样写道：“我至今仍认为，人只能或为理想而活着，或是为物质享受而活着。享受到手的可能淡而无味，只有理想使生活兴致勃勃，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我觉得，这就是穆旦作为一个五四之子的遗产，一个青年的遗产。

文／ 湘人彭二

配乐剪辑自音乐人Jan Mulder的作品Be Still, My Soul，出自专辑Love Divin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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