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面包的精神病人们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实习生 郭心怡 谢亚乔

白天，大门紧闭。

这里有两扇门通向外部。一扇是涂着红色油漆的铁门，上着大锁；另一扇是普通的防盗门，需要揿铃。这两扇门通往的是精神障碍者的内部世界。

这是北京一家民办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托管中心在巷道尽头，十分安静。迎春河从托管中心门前静静淌过。小院内，一排红砖平房，四四方方的天井，将绿色的草和树圈在里面。

近二十年过去，托管中心搬过三次家，有190名病人被托付在那里，每月最低收费标准2400元。大多数病人的喜怒哀乐因为疾病丧失或者退化了，在托管中心，他们进行着康复训练——种菜，做面包，参加社区活动。

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迈出过那扇大门，重新回到社会。

1998年，全科护士杨云和精神科丈夫从公立医院辞职，创办了这家私人精神病人托管中心。杨云的角色从医院全科护士转变为托管中心主任，丈夫曾是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

2004年，外国志愿者伊万向杨云提出建议，可以在托管中心开一个面包房，让病人动手制作面包，算是康复训练的一项内容。

伊万是瑞士人，1994年跟随中国丈夫来到北京，从一名心理医生成为精神疾病志愿者。

最初，为了帮助患者恢复劳动能力，他们在托管中心开辟了一个菜园，带领大家一起种菜，但种菜受季节限制，如何帮助大家实现有规律的、持续性的劳动？他们想到了做面包售卖。

那里的病人多年没有干过活，“他们从没做过，也没有兴趣学，更认为没人会买他们的面包。”杨云说，“但我觉得手指运动对他们的大脑恢复非常有帮助。”于是她开始做大量的说服工作。

一些病人也认为自己该做点什么，而不是每天吃和玩。“精神病人虽然脑部出了问题，通过药物来控制，也需要手部的劳动去帮助他恢复。”面包房的岗位有评估机制，一些生活无法自理的病人被排除在外。

起步艰难。和面、醒面，如何加入黄油、刷鸡蛋、掌握烘烤时间及温度，“对病人来说都是挑战。”比如最简单的德国大麻花，四股面如何漂亮地编织成形且不黏滞，如何均匀地刷上蜂蜜、蛋清，需要长时间练习。

史农（化名）是一名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次他怎么也团不好面团，情绪越来越紧张，差点动手和旁人打起来。杨云发现后，强迫他停下手里的活儿。

休息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史农找到杨云，说想继续做面包。

另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郭斌（化名）一开始就对面包房的工作产生极大的兴趣。但刚进面包房时，他并不自信能驾驭这项技艺。

和面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难事，鸡蛋、面粉和水的比例，搅拌时间的长短掌控不好，后续的工作便无法进行下去。

郭斌把从搅拌机出来的面团放在操作案板上，做出不同的造型，送到发酵箱。发酵箱里的温湿度要调整到合适的度数，看着白面慢慢变大。再从发酵箱拿出来后刷点鸡蛋和面粉，送进烤箱。另一个病人专门盯着烤箱，整个过程丝毫不能分心。

刚开始总是失败。要么烤煳，要么硬得像石头。断断续续，郭斌花了一个月时间学会做面包。志愿者伊万将面包起名为“CrazyBake ”，“Crazy在英语中只有一点点‘精神病’的意思，更多的是疯狂、激情，好的意思居多。”

面包出炉后分别装到他们自己糊的纸袋里，纸袋上面写着中英文对照，面包的名字、成分、客户的名字，地址。为了避免浪费，面包产量始终保持以销定产的订单方式。送货的对象是外国使馆和学校。

病人们在面包房制作面包。采访对象供图

面包房一共有八个病人，分工合作。但中途有人因为病情不稳定，离开了面包房。郭斌一直坚持到现在。

并非所有人都愿为他们的面包买单。

有一年圣诞，一个外国志愿者的公司办年会，郭斌和病友参加他们的活动，带了些面包去，年会上都是中国职员。

那天，为了这个年会，他们特意做了精致的小面包，贴好标签，装在透明包装袋里。公司的外籍老板帮忙售卖，5块钱一个。很多员工当时买了面包，放在桌子上。

年会结束后，郭斌发现，他们并没有把面包带走。“他们只是看着老板的面子买了下来，却没有吃我们做的面包，甚至没有把它们带走。”

这件事情一直压在郭斌心里，他会在一些场合提起这件事。但面包房的工作是康复训练的一部分，那种一头扎进去的感觉让郭斌觉得自己还有用。看到有人吃他们做的面包，他才会有被承认的满足感。

在托管中心，女病人区和男病人区由一道铁门隔开。

托管中心成立之初的五六十个病人大多是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后来又增加了智障伴发精神障碍、酒精中毒伴发精神障碍患者。“有的病人反复进出，出去一次都受一次伤害，回来后病情加重。”

史龙在那里过了十八年“单调、乏味”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按照一套流程循序渐进——起床，吃饭，吃药，看电视，或玩扑克牌，睡觉。史龙觉得这样的生活百无聊赖，这时他会陷入回忆中。

但转念一想，命就这样，“人不能和命运争，你知道吗？”史农说，这病什么人都得，不管傻子还是名人。

他今年四十九岁，在托管中心住了十八年。他的人生以三十一岁为分界点。从首钢工学院外贸专业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首钢集团管理后勤。每月工资三百出头，他嫌太低。

一年后辞职去了外企，做软件开发和网页设计，Dreamweaver、photoshop这些软件他都用过。“如果坚持下来，我现在月薪上万吧。但（被病）给耽误了。”

史农在大二时发过一次高烧，病愈后忘了很多事情，精神上有些障碍，除了英语什么都学不下去了。病得厉害时，他觉得很痛苦，拿烟头烫自己的手，第二次犯病时打了一个人一大嘴巴。

犯病时他并不自知，从家人那里得知自己跟人吵架打架，医生鉴定为紧张性精神分裂。

那一刻起，他自知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得知这个病时，史农吓得要死。“分裂呢，什么叫分裂？原子弹才分裂呢。”他不信，只知道这个病要吃药，但没料到要终身服药，直到进了托管中心才意识到这一点。大夫说先服药五年看看情况，但后来五年又五年。

他称是被家人骗到托管中心的。“对，是骗。”他强调了一遍。

那天是2001年的4月24日，他吃完羊肉串后闹肚子，家人说带他到防疫站检查，直接拉着他到了托管中心。他没有挣扎，没有反抗，护士领着他住进了病房。

他努力说服自己，家人是为自己好，犯病了只能住院。几个月后，他和父母、弟弟表达自己想出去的愿望，但父亲坚决不同意，担心他犯病，他就再没开过这口。

家庭关系也跟着龟裂，他说父亲从来没有看过他，父子矛盾越积越深。史农以为姥姥过世了自己能出院，但直到那天，也没有人接他出去。

生病住院以后，史农一直靠打针和吃药维持着。那个病像妖怪一样躲藏在他大脑里面。服药是终身的，他每天中午和晚上服用六片25mg的药，吃了多少药，换了多少药，他数不清。只要停下来，就会犯病。内心极度焦虑，却什么都干不了。

夜晚，药物让他昏昏欲睡，睡眠中没有任何思想活动，没有美梦或者噩梦，仅仅只是睡着了。醒来后迎来新的一天，重复昨日。 

在杨云的记忆中，托管中心创办十九年，迄今没有一个病人成功重返社会。

他们只能终身依赖药物，一些病人来了就没离开过。

2006年，杨云租下一栋两层楼的别墅，独门独户，带一院子。她称之为“中途宿舍”。“中途宿舍”是一种家庭模式，在里面生活的病人必须康复情况良好，能生活自理。

从托管中心走路到“中途宿舍”大概需要十五分钟。早上六七点钟起床，整理好内务，大夫把病人带到面包房，做完面包后买菜做饭，饭后大家做各自喜欢的事情。“那里就是一个桥，让他们慢慢过渡到社会。”

七八个病人住在里面，女病人住一楼，男病人住二楼。杨云的设想是，或许这些病人能独立出来，甚至可以在外面工作，再往长远想，如果能开一家面包公司，一些病人有创业的机会，在社会中能重拾自信。

一些恢复情况较好的病人轮流住在那里，他们一起买菜，做饭，干家务，整日待在一起，难免会有嫌隙和矛盾。谁干的活多了，谁做得少了，你一嘴我一嘴，最后闹得不愉快。或者因为身体状态变差，一些病人就返回托管中心了。

郭斌和史农都是在“中途宿舍”待到最后的人。杨云描绘的蓝图毁灭于郭斌的一次出逃。

去年一次夜里，郭斌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第二天早上，他突然只身出现在志愿者娜塔莎家门口。娜塔莎一家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之前一次活动中，郭斌和病友曾经去过一次娜塔莎家。

第二天，杨云见到了被娜塔莎丈夫送回托管中心的郭斌，他沉默不语，神情茫然，直接回到了病房。

郭斌几乎不跟人提及他逃离“中途宿舍”的事情。医生问他，他只说不知道。杨云担心的是，如果病人私自外出，突然发病，“会有意想不到的危险”。她决定关掉“中途宿舍”。2017年的春天，病人都陆陆续续回到了托管中心。

郭斌把“中途宿舍”当作向社会过渡的一站。他坦言，那段时间，自己重返社会的内心渴望达到极点，想出去找一份工作。但只有通过病情的评估后，他才能真正自由。

史农不这么认为，“那里也不自由，门一锁，谁也出不去。”对他而言，在里面最快乐和放松的事情，就是蹲在葡萄藤下抽一支烟。他身高一米九多，肩膀很窄，鼻梁上架着一副泛旧的黑框细边眼镜，白色T恤一直罩到他的膝盖，走起路来双手摆动的幅度很大。

虽然做面包，但史农不喜欢吃面包。他喜欢吃饺子，最喜欢的是母亲做的打卤面。但他只有每年的五一、十一和春节，才能获得短暂的自由，见上母亲一面。 

每次回去，他会和邻居唠嗑，“大家面子上都喊你名儿，我也看不出有病，但他们背后肯定说这是疯子出来了，其实我特别明白。”他早就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生病后，他什么样的话都听过。“疯子”、“傻子”，习以为常。

史农眼里的自由，是能自己支配时间和空间。在托管中心，他过着被管束的生活，包括抽烟，每天只有点十一次火的机会。他抽白沙，在袅袅升腾的烟雾中，他说能体会到自由。

但现实中，他的自由和父亲的许可绑在一起。杨云的托管中心有规定，病人出院，需要监护人的同意。

史农从小跟姥姥长大，和父亲感情淡薄，他认为这是父亲为什么不愿给他自由的原因，“我一直在等，等到他去世”。

从进去的第一天，史农就没想过逃跑。他知道，无论如何都“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便不做无谓地挣扎。

他看过电影《飞越疯人院》，影片中，迈克·墨菲对其他人说：“你们一直抱怨这个地方，但是你们没有勇气走出这里。”

杨云说，有些病人没有自由的概念，需求甚少，家人接他们回去后，待了一天就回到托管中心，“只要有人跟他玩，回不回家无所谓”。

而有些病人整日盼着自由，等着家人来接自己。

史农一直没等到这天。

在等待自由的过程中，郭斌努力战胜内心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很多来自于长期与社会和以前生活的脱节，多年的朋友也没有再联系过了。”时间越久，他心里的落差越大。

一块做面包的病友一起十多年了，“像战友一样”。他说，但是彼此之间能说的心里话也有限，有些话题是禁忌，碰也不能碰。

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找人倾诉。史农和郭斌在托管中心共处了十八年，但两人关系一般，很少交流。史农喜欢聊家长里短，郭斌喜欢聊国家大事。即使在面包房工作时，两人也是各干各的，不说一句话。

郭斌的聊天基本围绕着他世界里的三大最重要的元素：电影，电视，画画。

他是同济大学的高材生，即使在托管中心，他也会选择跟自己学识相当的聊天对象。

如果没有，他宁愿一直闭嘴。

做完面包后的最后一步，是把产品送到零售点。郭斌抓住每次出去卖面包的机会，将沿途的风景收入眼底。这是他最喜欢的环节，意味着他可以外出，跟人直接打交道。他可以像一个真正的面包售货员，接受来自别人平等的目光。

当年住进托管中心后，北京的样貌发了很大变化，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北京。出去时，很多地方他都不认得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郭斌在同济大学学工业设计和室内设计，回北京以后，他在一所学校教书。空余时间，他在外面帮人画图纸。

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CAD，全靠手绘。逐渐攒了点钱，他跟哥们儿搞了一个工作室，承包一些小工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是他们最风生水起之时。

郭斌是个工作狂。24岁那年，北京东单，他给一家外企做门面设计，为了省时，他二十四小时都待在那里，累了就到附近桑拿房休息片刻。

那时候他一年赚几十万，但没有什么人生规划。

公司开了六年后，经营出现问题，入不敷出。郭斌扛不住了，给员工发了遣散费，宣布关门。他把公司的设备都卖了，唯独留下一张旋转的大班椅。他想用这张椅子提醒自己，有天会东山再起。

但这一倒下，郭斌就没有等来命运翻转的一天。

他回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兼职打工。五年过去，他陆续换了几家公司。创业失败的情绪一直笼罩着他，自卑，烦躁，加上感情挫折，母亲去世，一起涌过来。他没扛住，冲动之下摔家里东西，曾经摔坏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套茶具。

家人吓坏了，带他去医院做了一个鉴定，直到现在他也没看过鉴定结果。后来家人说要送他去一个地方疗养，到了才知道是精神病人托管中心。

他内心抵触，但没有选择。他积极参加康复项目，做面包，种菜，养小动物，心想或许某天，他就能出去了。

十八年过去，年逾五十的郭斌的脸上增了些皱纹，两鬓添了几丝白发，他将自己喻作半支蜡烛。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也期待着能有改变。

托管中心的病房里，食堂连着卧室，飘荡在这间几十平米屋子的，是病人们此起披伏的交谈声。每个病区有一台公共电视机，病人休闲时聚在那里看电视节目。院里的鸽子飞来飞去觅食，在病房前窜来窜去。

一到夏天，面包房长期合作的学校放了暑假，他们暂停了做面包的工作，清闲下来。
早上六点起床后，郭斌打开中波774频道英语广播，在院子里做早操。七点节目结束，他帮病友发放早餐。

那几天正是世界杯赛事期间，晚上睡得早，郭斌在第二天上午看重播。德国队是他最喜欢的球队，但没有进入决赛，“克罗地亚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这次世界杯第一次使用视频裁判，比赛更公正了。”

谈论起这些，郭斌眉飞色舞。尽管真正和社会接轨的时间只有十年，郭斌谈论起实事和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并不陌生。

在那里，郭斌保持了他过去画画和弹吉他的爱好。家人定期把美术副刊的简报带给他，他从简报里寻找画画的灵感。他喜欢毕加索的油画《格尔尼卡》，“他是一个向往自由的画家。” 

画画让他心静。夏天，他坐在病房里，一手执画笔，一手拿着毛巾擦汗。他曾画过一幅油画命名《摆渡》，画布上停靠着一艘摆渡船，四周是清丽的山水。摆渡船拴在岸边的木桩上，船尾的发动机已经激起层层浪花，即将启航。

郭斌期待的航向是社会。自从被鉴定有精神疾病后，他“似乎失去了某种资格”，同学朋友早就断了联系，在托管中心待了十多年，一晃，半生已过。

年轻的时候，史农一心只想挣钱给姥姥花，但最大的不幸是得了这个病，“所幸没有完全糊涂”。

他记不清自己吃多少种药，红色、白色、黄色的十几粒药片躺在他手里，护士看着他咽下去。他的很多陈年记忆都模糊了。

回忆多半停留在过去上学和恋爱的时光里，过去和现在像书的两页，勾连纠缠。他最常忆起的是纯真美好的中学时代，但那些画面一蹦出来，他便心头犯怵，觉得孤独。

在托管中心的岁月已经磨去了他对生活的耐性和期待。年龄渐长，过去的抱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十八年，什么都给耽误了，婚姻家庭事业。”有时他会想，出去后自己能做什么呢？

即使在面包房的工作，史农也只当是消磨时间。在面包房工作的病人，每月有六百元的工资，每个星期有两次购物的机会。吃的喝的用的，全由中心的工作人员记录下来，再外出采购回来。

史农除去在那里买烟和食物的开销，能存下一点钱。每年春节回家，他会给母亲带一件小礼物，一个耳环或一个手链。家里的小孩儿，他每年也会准备一百元的压岁钱。

史农并不确定自己哪天能出去，漫长的等待已经耗尽了他的憧憬和期盼。现在的他，对爱情和家庭没了期待，“活着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担心出去后生活更没有目标，但起码有行动的自由。等到父亲过世，他或许能和母亲一起生活。

弟弟每月到托管中心看他一次。兄弟俩相差四岁，但命运轨迹截然不同。

弟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去了德国留学，回国工作后每月挣七八万。他们见面聊聊家长里短，但从来不提出院的事情。“他们可能都习惯我在这里了，有我没我无所谓。”史农知道这种情形还将继续下去，生命无休止地耗在那里。

因为拆迁，托管中心面临再次搬家。在那里住了十八年，郭斌累积下很多行李。“这里给我很多家一样的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感情很深。”那里的面包房，花园，他都不舍。最近总在外面多待一下，多看几眼。

七月的北京暴雨阵阵，雨水顺着托管中心红色的琉璃瓦流下来，噼里啪啦打落在院内的绿植上，油亮亮的。下午五时，中心的饭点，郭斌回到病房帮病友打饭。闲暇时，他坐在窗前，透过防护栏的间隙望向天空。

他挺乐观的，笃信自己有一天能迈出托管中心的大门，不再回来。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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