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仁儿子谈父亲安乐死：“他想要喜乐再见”

最近，一段记录了台湾体育名嘴傅达仁人生最后时刻的家庭录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段弥留时刻不同寻常：没有哀伤，更像是个小小的庆典。所有家人着正装，紧紧地环绕着傅达仁，唱起他自己改编的歌谣。傅达仁举起杯，微笑着吞下药剂。三分钟后，他平静地倒在了儿子怀里，告别了生活了八十多年的人间。以下，是选择公布这段录像的傅达仁儿子傅俊豪对本刊记者的自述。

台湾体育名嘴傅达仁“安乐死”最后影像

平安喜乐的再见

在最终决定公布之前，我都是不敢看最后这一段影片的。

因为每看一次，心里就舍不得一次。在爸爸离去后的这一年，我一旦看到，就一定会哭，会再次感受到，爸爸在最后时刻，是有流露出一些我才可以感受到的情感。

他在台湾，从篮球名将开始做了一辈子的体育主播，做到很有名的地位。或许你也听过这样一句话，“台湾的傅达仁，大陆的宋世雄”。60岁的时候，爸爸才生下我，从小我就知道，爸爸可能没有办法陪我很长时间，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一定会尽量陪伴他。工作之后，我也仍旧选择和他住在一起，这样比较方便照顾他。

当体育主播时的傅达仁

到最后，让我坚定选择公布这段影片的是一种使命感。想到爸爸在走之前对镜头说了这么多话，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到安乐死这项重要的社会议题。所以我才含着泪把这些影片编辑出来，公开给大家看。

大家看到的视频，其实也只是当天的最后一步。真正的流程是比较繁琐的，需要很多确认程序。在最终确认日期6月7号前，我们在瑞士和医生面谈过两次。医生需要确认三点：第一，本人是自愿的；再来，病情真的能达到实施资格；最后，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是健康的，且意识清楚。这三点都要满足，还必须经过两次面谈，才可以排定施行的时间。

到了6月7号那天，我们是在11点的时候进到了“尊严屋”，实施这最后一步。

具体的地点不便透露，是一个平房，很像一般的家庭。走进去是一间白色的客厅，里面有一张桌子，可以坐在那边吃饭，让当事人和家人一起分享最后的想法。

爸爸当时希望的是，他可以在歌声中慢慢地睡去离开，让我们吃着蛋糕，旁边摆着鲜花。“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你看在医院里面，我死不了，一直在痛苦，一直在拉扯。我不要，我活够了。”爸爸当时很满意这样的布置。

对于我们这些家人来说，也会觉得很像是在家中，是一种温暖的离开。

在现场，医护人员反复询问，是不是真的决定要做这个事情。爸爸一直在说，“对。”医护人员仍旧反复地说，“如果你不想要了，随时都可以停止。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权利，我们没有人可以影响你。”

爸爸是很果断的。最终确认了之后，他总共要喝两杯药。第一杯药物是止吐剂，因为第二杯药毒性非常大，身体会产生反应，想要把它吐出来。所以第一杯药喝完之后，要过25分钟，等药效发挥才可以喝第二杯。

一般人在这25分钟的等待过程中，会非常煎熬，但我们是在喜乐之中唱歌。他也留下了最后一段表演转播解说的视频。他把一生里的经典转播桥段都浓缩了进来。他是“台湾的宋世雄”，家喻户晓，创造出了许多经典的解说词，例如“盖火锅”，“上篮擦板得分”，引起过很多的共鸣。

在举起第二杯药的时候，他很潇洒地说了声再见，让我们唱起了一首歌。那是他在前一天晚上，在意识很清楚的状况下，自己改编了歌词的《奇异恩典》。他添了一句“家人相聚如此遥远，都是上帝恩典。”唱完这一句，他正好喝完了最后一口，我忍不住抱住了他，说“爸，我们好爱你。”

最后完成的时刻，是12点58分，也正巧是他此前希望让我们对外宣布的时刻。我们觉得一切都圆满了。所有他想做的事情都完成了，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了，真的是没有任何遗憾地走了——是他想要的“平安喜乐的再见”。

挽留和挣扎

第一次和爸爸聊到“安乐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身体还比较健壮。他当时就表示非常支持、认同。但中国人还是会避讳谈死的，作为家人，虽然他说支持，我却觉得“没关系，你还没到这一步嘛。”我和他说，“你有病，就要去看医生。这个时候，你作为篮球国手的奋斗精神和跟疾病对抗的精神，你要拿出来。”

我讲这句话，是希望他可以尽量多陪我几年。那时不觉得真有要考虑这件事的一天。

真到要严肃讨论“安乐死”的时候，是2016年。

那时，爸爸的下腹部开始疼痛，胆管发炎，胆汁出不去，反复发烧，一直很痛苦。他的胆管里需要放支架，才能让胆汁顺利流出来。但支架每次只能放半年时间，半年一到，就又要再动一次手术，把支架拿出来再换进去，反复地折磨。同时，他也开始大病、小病不断，左眼视力退化。

于是，他从原本想了解变成了积极地寻求“安乐死”。

一开始，我们当然是反对的。因为他从胆管开始发炎时就很着急地提出要去完成这件事情。我们劝他，“很多人没有胆，也可以活得很好。”但他说，“痛不在你身上。我已经八十几岁了，我活够了。”

半年后，他第二次进行胆管手术时发现了胰脏癌。这更坚定了他要 “安乐死”的想法。医生也和我们说，如果要去做化疗、接受开刀，在他这个年纪是非常危险的，存活两年的几率不过是58%，甚至可能躺着度过余生。

作为家人，我们开始动摇。相较于他躺在床上失去尊严，或许我们让他自然、顺利地离开，会更有人性。

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选择》剧照

爸爸那时已经开始很积极去探访，找寻可以达成他“安乐死”心愿的地方。那时美国的加州、荷兰、比利时都合法化了。最后之所以选择瑞士，是因为瑞士是唯一一个可以接受非本国人执行“安乐死”的地方，提供“安乐死”服务的机构也非常有经验，一年大概会协助200多位病患。

见到我们在挣扎，希望用亲情挽留住他。他召开了一场生前追思会：一是希望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好好和爱的人、朋友道别；二是希望向外界公开自己想做“安乐死”这个选择，来推动这件议题的合法化。

11月的时候，我们全家第一次陪他到瑞士去。很凑巧的，那时有个机会让他看到了合法化的希望，加上生了一场大病，我们就又把他劝回来了。

真正让我们下定决心要支持他再次尝试执行，是因为我们在回来后才意识到他病得真的太痛苦了。12月，他对舒缓疼痛的新药物过敏，即使到了医院仍旧不停地翻白眼，身体也一直抽搐。一个八十几岁骨瘦如柴的老人，几乎每三秒钟一次就会因疼痛坐起来又躺下，最后陷入濒死状态。

他奇迹般地被抢救过来，说：“想死也死不掉，想活又活不了。”这句话一下子使我们明白，如果11月在瑞士的时候喝下那杯药，平安地睡着，无痛地离开，其实对他是更好的选择。

实际上让他生起求生欲望的是一个信念：要挺到能够选择安乐死的那天，让自己有尊严地死去。

“这场仗一定要打”

我曾经问过父亲一个问题，我说“死怎么会安乐？”他告诉我，自杀是要烧炭，要上吊，是痛苦的。安乐死是你喝下一杯，安安静静地睡着，是无痛的。无痛才可以叫做安乐死。这也可以避免“过度医疗“，不仅可以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能减轻病人的痛苦。

为了推动这个议题，他曾上书给蔡英文，也努力地向所有医生朋友，尤其是参与制定政策的朋友讲述他的理念。之前琼瑶站出来发布“生前预嘱”，也是因为知道爸爸有这样的想法，站出来表示支持——她的老公卧床插管7年，她也很不忍。

其实2016年的时候，台湾地区已经通过了“病人自主权利法”，也让“安宁治疗”合法化了。什么是“安宁治疗”呢？就是医生会给爸爸这种不愿接受手术和化疗的病患开止痛药。一开始是简单地吃中药，慢慢地一路吃到吗啡。但爸爸直接把这个过程叫做“等死”，就像我上文提到过的，其实这引起了他更大的痛苦。

在爸爸最后去“尊严屋”的路上，他仍旧不断地说，“这场仗一定要打。”他是希望可以把安乐死推动到合法化的那一天：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加上一条，“在当某些条件达成的时候，可以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条很伟大也很困难的路，爸爸是第一个去瑞士安乐死的中国台湾人，我们作为家人，有义务把他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安乐死的背后，充满了爱和牺牲，他们既不希望家属痛苦，也希望缓解自身的痛苦。

在他6月离开之前，他就拜托朋友们来帮助成立“台湾安乐善终立法促进会”。在我们带着他的骨灰回来的那天，被告知促进会通过了审核。这几天已经正式成立，由我兼任理事长。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同样寻求安乐死的人士，避免我们在交通和法律上遭遇过的困难。现在已经有一些病人联系我们来了解这个理念。不过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推动台湾地区在地的安乐死合法化。就现在来说，去瑞士是唯一的选择。但瑞士是全世界消费最高的国家之一，加上病人交通困难，爸爸总共花费了300多万，用尽了他的积蓄。对普通人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负担的。

爸爸离开不久后，促进会进行了第一次联署公投，以促成安乐死合法化。但我们只得到了5万份联署书，离联署成功所需的28万份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寄希望于通过台湾地区立法院一半以上委员的联署，来启动修法程序，但这仍需要时间。

我依然非常想念爸爸。家里挂着一张爸爸画的油画——画的是他第一次想去做安乐死的前一天，我轻轻搂着病弱的他。要知道在离世半年前，他才开始学油画。这张画叫《父与子》，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记忆。有人想出两百万收藏，我拒绝了。

他是我的榜样，打篮球能当“国手”，当主播能得金钟奖，就像他形容自己的，“青年时奋斗向前”。不过，他更得意于“年老时能够喜乐再见”。而我希望用我的青年乃至中年时代来奋斗向前，在年老时见证到大部分人拥有选择“喜乐再见”的权利。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

【詹姆斯·卡梅隆】

▼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周刊书店，购买更多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