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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亚洲已进入过劳死模式

作者：一条来源：一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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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

森冈孝二是日本关西大学的名誉教授，
也是研究过劳问题亚洲第一人。
2005年，他写的《过劳时代》一经推出，
引爆了整个日本社会，再版12次，
今年1月，《过劳时代》终于被第一次引入中国。

在中国，过劳问题同样严重，
有数据称，超过3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
近10%的人超过60小时。
近三成人，站在过劳死的边缘。

我们采访了《过劳时代》的中文序作者杨河清，
也在网上发布了一份问卷调查，
试图搞清楚：
为何在生产力越来越发达，
物质享受足够丰盛的今天，
我们的业余时间却越来越少，
每个人都疲于奔命？

撰文 倪楚娇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记录了
大量“过劳”、“过劳死”的案例。

（匿名，公司干部，54岁）

去年年末，我在体检时查出得了重病，这个月初去住院并且做了手术。

平常，我以公司为中心，被工作追得团团转。而在医院，我又过起了规律作息的生活。一开始觉得很不方便，百无聊赖，甚至会感到焦躁不安。然而，等我适应了住院生活，才发现这样的生活节奏是多么平和、恬静。

没有必要时不时看表，也不必挤车去单位上班。妻子到医院照顾我，我也有时间和她聊聊天，增进夫妻感情。

在医院的这几周，我感到自己总算过了一段正常人的生活。

（匿名，丈夫是中小企业的干部）

我丈夫在公司的桌子上铺垫子小睡，也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睡觉。虽然我是他妻子，却不知道他在单位具体做什么，只知道他一到单位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一周去两次他的单位，给他送换洗衣服，也趁机和他商量孩子的事。他常常忙得连午饭也没时间吃。

（男性过劳自杀者的妻子）

我的丈夫因为过劳而自杀。几天前，我把他的电子邮件全部打印出来，发现其中有一封公司经理发来的斥责信，信的内容让我这个家属看了都浑身发抖。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我丈夫就自杀了。从4月份到8月份，他平均每个月要加班76~90个小时，有的月份甚至接近100个小时。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也是不绝于耳，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朋友圈就会被“过劳死”的新闻刷一次屏。

2016年10月5日，44岁的春雨医生创始人兼CEO张悦，突发心梗过世。他曾坦言：“常常失眠，半夜两三点给人发邮件，探讨产品设计或者商业模式。一大早，又跑到各大投资现场，唾沫横飞地跟人阐述春雨的商业价值。”“每天吃不好睡不好，晚上睡前会担心资金链断了怎么办，早上又打起精神鼓励自己说，自己的产品解决了那么多人的痛苦，这么有价值。……精神的压力很快反馈给身体……”

2017年1月8日，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教授，因病医治无效过世，享年58岁。在同事和学生的眼中，他是一个“科研疯子”，有严重的心脏病，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在主持的科研项目验收前，经常连续熬晚，查遗补漏。

2018年1月23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一名43岁急诊医生连续工作18小时后猝死……

森冈孝二

死于过劳的森冈孝二

连一生都在和“过劳”做战斗的森冈孝二，最终也没能逃过过劳死的宿命。

74岁的森冈孝二，在2018年8月1日，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恶化倒在家中，送医院抢救无效逝世。这一天，离他完成《过劳时代》的中文版序，不到一个月。

1944年出生的森冈孝二，从小生活在日本大分县的农村，家境并不富裕，是七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为了让孩子接受教育，他的父母不分昼夜地工作。这给年少的森冈孝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80年代，森冈孝二开始研究“过劳”问题。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处于泡沫之中。房价高涨，很多工薪阶层穷尽一生都买不起房子，而另一边却是奢侈品的大量消费，大批人投资国外房产，声称五年之内可以买下一半的美国，似乎有着花不完的钱。

人们失去了理智，讨论着“能否24小时战斗”的话题。这一切，在森冈孝二眼里是不正常的。

1989年，森冈孝二独立推算出，每年日本因过劳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是17000人，比当时一年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数还多。“过劳死”这个话题开始在日本引发热议。

从此森冈孝二就一直战斗在第一线，除了学术研究以外，他还支援工伤申请和诉讼的活动，担任大阪过劳死防止协会会长，他的努力曾对日本《过劳死防止对策推进法》的颁布与实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哪怕是四年前退休后，近70岁的森冈孝二依然每天勤奋地工作，常常深夜两三点还在写邮件。他说：“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倒下，所以不能留下遗憾。”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有过一个预言：在100年后，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要10~15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烦恼。他认为，一旦贫穷问题得到了解决，享受闲暇的时代就会到来。

历史上，我们确实经历过一段“工作时间越来越短”的黄金岁月。

1995年5月1日，中国正式实行一周双休的政策，改变了原本一周工作6天的模式。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劳动时间缩短的趋势持续了1个世纪，但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形势急转直下。到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已经开始热议过劳问题了。

森冈孝二的《过劳时代》就试图找出，在这个生产力发达、物质享受丰富的时代，工作时间不降反升的背后原因。

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在隐形加班

当电脑和互联网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曾经期待这些新技术能够减少工作量、缩短工作时间。然而现实恰好走向反面。

过于发达的通讯，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界限，这是造成过劳的原因之一。在前不久“一条”发出的“过劳问卷”里，有超过40%的人认可这一点。

（夏，24岁，互联网）

我从来没有在精神上下过班，顶多只是肉体离开了办公室而已。哪怕是在家里，精神也是紧绷的，手机的每一个震动，我都不敢错过。

（丸丸，29岁，广告）

我不相信有人会比我更惨，多少次我正在和男朋友干柴烈火的时候，工作电话打进来，只能穿上裤子开始工作。

（春分，35岁，产品经理）

自从开始工作，我就再也不会说“我爱手机”这样的话了。现在年轻人一直在看手机，这真不是因为“爱”，而是“焦虑”！

现在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关机，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比如——坐飞机。但听说，越来越多的飞机已经支持机上wifi了……我经常怀疑，科技的进步真的让我们更加便利和幸福了吗？

随时随地能被找到，就意味着，我随时随地都要工作。琐碎的、偷袭式的工作方式，耗费的精力远大于坐在办公室加班。

“便利”的生活，最终让我们累死

互联网的速度，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和心理期待。以时间为核心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工作速度加快，工作量也加大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网上聊天时，“秒回”已经成了最高级的尊重，但同时也是最大的负担。这是一个很好、很便捷的时代，有24小时的超市，有2小时必达的同城闪送服务，有外卖，有随叫随到的客服。但没有人想过，我们既是这些服务的消费者，同样也是劳动者。

曾任美国劳动部长的罗比特·B·赖克说过：

“作为买方的我们越容易选择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作为卖方的我们就越要吸引消费者、维持顾客、抓住机会、签订合同，并为此而拼命奋斗。结果，我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紊乱。”

就像有人在“一条”的问卷里吐槽的一样：“作为服务的乙方，没有太多话语权。甲方一发话，就没有下班的可能。”

而在生活场景中，没有永远的“甲方”。

越有钱，越过劳

在我们的问卷中，有63%的人表示，过劳和钱直接挂钩：“经济压力繁重，需要养家，也想享受。”

（Grace，27岁，新媒体）

“我大学一个月600元的生活费，毕业后工资5000元，现在工资有20000元了，生活质量没有质的飞跃，却越来越焦虑，欲望越来越大，钱也越来越不够花了。公司定的KPI，我总想着要1.5倍得去完成，就想着多拿点年终奖，最后把自己累个半死。“

（雨辰，36岁，汽车流通）

“希望优秀，能有层级的上升，为孩子打好未来的基础，自己实际向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没有太多欲望。”

（EVEV，30，影视广告）

“消费多，消费快，房贷车贷。儿女教育，父母健康，未来自己的养老。社会整体的高速发展，都是互联网思维与时间赛跑。“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每小时的工资很低，劳动者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反过来，如果工资很高，就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来享受更多的闲暇。也就是说，低收入的人要比高收入的人工作时间长。

但事实恰好相反。

各种统计数据显示，高收入阶层比低收入阶层的工作时间更长，中产阶级上层白领的过劳现象最为严重。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工作与消费的循环”。

森冈孝二这样解释：“只要在经济上多多少少有些富余，就会在吃穿用度的每一个方面攀比，自己用什么东西、在哪家餐厅吃饭、假期去哪儿玩、孩子在哪所学校上学，等等。现代消费的这一性质因广告业和大众媒体的发展而不断被强化。”

消费成了彰显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贫富差距增加，每个人都不想成为被落下的那一个，所以赚钱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强烈。更可怕的是，整个消费文化形成后，身处其中的人并不会意识到“我这是在攀比”，只会以为“这是我需要的”。

所有过劳，都是被逼的

森冈孝二在一次大学的研讨课上，和学生探讨过劳死的问题。有一个男同学表示：“如果一个人从工作中找到了人生意义，自发性地工作，就算累死不也算得偿所愿吗？”

在“一条”的问卷中，也有超过50%的人表示，他们是“自觉加班，想要在工作中获得更多成就”。

“自觉加班”真的存在吗？

森冈孝二认为，我们经常用的形容词诸如“热衷于工作”、“埋头工作”、“有干劲”、“做得到”等等，这些词语的背后，是渴望被别人承认，希望获得内在充实感、成就感。

他说：“如果没有某种强制、压力、竞争、奖励或制度性动机的存在，纯然‘自发的’过度劳动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无论是个人、某个公司，甚至大到整个国家、世界，过劳问题都是在相互“逼迫”中形成的。

森冈孝二在中文序言中专门提到，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国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原因。因为目前是全球化市场，竞争关系也是全球化的。反过来，中国的长时间劳动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过劳问题。

“在劳动时间问题上，其实全世界的员工都在进行艰难的博弈。如果世界各国的劳动者不能齐心协力，这场博弈的胜利者就不会是劳动者。”

杨河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
适度劳动研究分会会长

Q：一条
A：杨河清

Q：上网搜“过劳死”，有不少报道称，在中国每年有超过60万人过劳死，这个数据准确吗？

A：这个数据我也看到过，最早是出现在《环球时报》，当时是2006年，它以《中国过劳死一年60万》为题进行了摘编，数据来源于《韩国经济》。

这引起了我对过劳死的关注，并且开始研究它。但同时我也觉得很奇怪，在中国没有关于“过劳死”的定义，韩国媒体是哪里来的数据呢？后来才知道是中华医学会的一项报告，称中国每年心脏性猝死60万，被人一引用就成了“过劳死”了。

要计算出“过劳死”的人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需要医学界的介入，来定义“过劳死”。过劳往往是诱因，病灶已经在那儿了，一劳累就容易引爆。很多“过劳死”可能隐藏在“脑溢血”、“心脏骤停”等等疾病之后，数据可能是庞大的。

Q：在中国，过劳的问题有多严重？

A：我国社会舆论、学术界对于过劳问题是最近十几年才开始关注的。但是，过劳问题早已有之。

我们分别在07年、09年、10年和15年做过调查，主要针对的是高校教师、科研人员、新闻工作者、医生、公务员、企业员工、出租车司机等。各项调查结果均表明：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的人员超过调查对象的30%，超过60个小时的近10%。

在做调查的时候，我们选用了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提出的“过劳死的十大危险信号”。大家可以自己测一测，如果出现2项，那就是“黄灯”警告期，不需要担心；如果是3~6项，那就是“红灯”预报期，已经具备过劳死的征兆；如果是6项以上，那就是危险期，随时可能过劳死。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有38.4%的人处于“黄灯”区，有35.3%处于“红灯”预报期，有26.3%处于“红灯”危险期。将近3成人，站在过劳死的边缘。

Q：有哪些群体是过劳比较严重的？

A：过劳分为主动与被动。简单地说像大学教师、医生、科研人员、高管、还有媒体人、演艺界群体等，他们处于自我实现的层次，发展空间比较大，职业天花板比较高，比较容易拼得过度，倾向于主动过劳。另一种是被动过劳，比如基层公务员、中小学教师、警察、护士、货车司机、快递员、企业一线工作人员等。另外，不少医生处于主动、被动过劳均比较严重的混合状态之中。

Q：除了《过劳时代》中已经提到的原因，您认为还有哪些因素造成了过劳？

A：过劳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除了《过劳时代》所列的原因之外，我可以再列举几个。

文化的因素，中国人民是以勤劳著称的。我们的精英文化是倡导“奉献”的，例如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精神确实很令人敬佩，也潜在地激励了不少精英立此类信念，拼命劳作导致严重过劳。

从个人角度看，包括我们对“成功”的定义，世俗意义上还是和赚多少钱，和社会地位有关，很多人追求这种“成功”，很有可能造成过劳。

另外，从国家层面看，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不多，无法像某些国家那样主要靠丰富的资源红利来发展。中国还不能舒服地适度劳动，如果你也适度，那就永远赶不上去。

Q：从某种程度上说，轻度过劳是必要的吗？

A：轻度过劳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是，这不意味着无限度地加班就合理。在突破了轻重过劳临界点之后，加班的总效益就是负的。虽然企业仍然可能在赚钱，但是社会已经是负效应了，亏钱了，因为企业把它的一些成本转嫁给了社会。

Q：经济萧条，会带来过劳吗？

A：经济箫条意味着很多企业要干的活少了。但是，在过劳型国家，结构上会有一部分人仍旧过劳，还会有一部分人失业。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对某些较易替代的在岗人员会形成很大的持续就业的压力，他就有这种焦虑，他就越需要向老板们显示自己的价值，甚至去说干更多的活，我不要涨工资。为了能保持自己的职位。

所以经济萧条的时候，仍会有一部分过劳存在，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过劳。

但是，过劳问题的产生的“根”不在于经济的周期，“根”还在于《过劳时代》以及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原因。如何减少失业，让工作岗位上的人别太劳累。但作为企业来，它尽量雇佣少的人，让他们干更多的事，才能赚更多的钱。那怎么样来限制企业利用驱使员工严重过劳的方式赚钱？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