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医生，打开过12000颗心脏

“我向他展示了设备，问他能否习惯带着电池生活。”

彼得得了扩张性心肌病，韦斯塔比见到他时，他脸上汗水淋漓，嘴唇和鼻子发青，嘴里气喘吁吁。由于条件不符，他的心脏移植申请两次遭到拒绝，只能坐等器官衰竭，自动死亡。被逼无奈，彼得找到了韦斯塔比，来尝试他的替代疗法，这也是一种冒险疗法。

韦斯塔比从办公室抽屉里拿出一个肽制涡轮机展示给彼得看，这是一个新型人工心脏——贾维克2000，只有大拇指大小。它将被植入患者的心尖上，“我们会在他的心肌上缝一个约束环，用来固定心泵，然后在心壁上打一个孔，把心泵塞进去”，韦斯塔比介绍他的治疗方案。

斯蒂芬·韦斯塔比是一位英国心脏外科医生，在他学习心脏外科手术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心脏外科起步和迅速发展的年代。他一生共经手过12000颗心脏，其中不乏一些开创性手术。他曾为心脏病患者装过一颗终身携带的“电子心”；发明了以他命名的“韦斯塔比气管插管术”；还冒险为一位被医生勒令流产的孕妇，做了心脏病手术……退休之后，他把自己的行医经历写成了《打开一颗心——一位心外科医生手术台前的生死故事》一书。

《打开一颗心》中文版封面

韦斯塔比用他不输小说家的笔法写下了一个个手术室冒险故事，在书中，他也记录了自己不少失败案例。“举着镰刀的死神盘踞在每一个外科医生的肩头”，医生是与死神交战的人，但不是神。在险象环生的心脏外科，除了死里逃生的惊喜故事，更多时候，医生面对的是无法救治病患的孤独和无奈。

彼得每天要为这颗人工心脏换两次电池。

为了给彼得的身体接电，韦斯塔比决定在彼得的颅骨上拧进一只金属插头。从电插头连出的电线会穿过颈部和胸部，为心泵送去电流。手术成功之后，彼得要终身带着控制器和电池生活，一刻也不能丢开。当电量走低或者电池脱落时，电池就会响起警报，到了夜里，彼得还要把身体连上家里的交流电源。“真是非常有未来感的画面。”韦斯塔比感慨。

但这的确是一个险招。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只有一只绵羊接受过这个手术。彼得担心自己手术后的处境比现在更差，韦斯塔比安慰他：“如果失败，你肯定会死。”虽然这个安慰有些奇怪，但的确符合绝症患者的真实心理——死亡都要比等待死亡轻松得多。

经过伦理委员会同意后，韦斯塔比开始了冒险计划。手术过程很顺利，韦斯塔比成功地把这颗电子心植入到了彼得的身体内，并像机器人一样，给他接上了电线。第二天，韦斯塔比用听诊器听彼得的心脏，里面已经没有“扑通、扑通”的跳动声，只有血泵转子连续转动的“嘶嘶”声。

一个装了仿生心脏、没有脉搏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电子人”。彼得很开心，他打电话告诉了所有的朋友自己还没死。

“彼得在伯明翰外出走动时，绝对是一景。”韦斯塔比在书中调侃。起初因为彼得的头发没长出来，路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头上的插头和黑色电线，孩子们会走过来问他“是不是一个机器人”。

在电子心脏的支撑下，被判死刑的彼得又活了七年多。他努力地想让这从上帝那里偷来的几年活得更有价值，他去参加慈善步行、帮助流浪汉和穷人，还建了一处心灵静修所。彼得的成功也促使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采用这种微型旋转血泵作为心脏移植的替代疗法。他成了韦斯塔比力挽狂澜，从死神手中夺得病人的绝佳案例。

韦斯塔比是拿柳叶刀的高手，但他讲故事的能力也并不输于职业小说家。他具有超强的再造场景的能力：“当我用手术刀划过柯丝蒂胸骨上方的皮肤，里面没有出血……接着电刀切开了附在骨骼表面的薄薄的一层脂肪，伴随着一阵特有的嘶嘶声和一缕烟气……接下来用电动骨锯锯开她的整条胸骨，显露出红色骨髓……”即便是不熟悉手术室环境的读者，都能跟着他的描述进入到现场。

他很善于设置悬念，把故事叙述得跌宕起伏。他常使用“死神即将赢得这场战役，他的镰刀即将落下”，“蠕动停止……看来是救不回来了”，“如果不用一些疯狂的新方案，马里奥一定会死”这样的句式吊读者的胃口。似乎为了缓解心外科常年紧张的氛围，在行文中，韦斯塔比又时不时会加入一些英式幽默。

医生在下班后，常常会和同事一起喝点小酒。还是一位见习医生时，韦斯塔比在外面正和同事一起买醉，忽然接到临时的手术任务。为了不在手术时频繁跑厕所，韦斯塔比给自己插了一个导尿管，这样在手术时，他就可以把尿排到脚下的白靴子里。手术全程，他没感到不舒服，而和他一起去喝酒的哥们，却因为多次上厕所，被老板骂了一顿。

“手术后我倒掉了证物……没人知道我的秘密。”韦斯塔比狡黠地说。

他对自己的专业总是充满自信，当有人问他：“你真有信心把这孩子救活吗？” 他不回答，只是对护士和灌注组说了声愉快的“早安”。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谦虚，“这时我的老板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黄金期，他很乐意让我多承担一些在我自信范围之内的工作——也就是所有的工作”。

1966年1月1日，一所美国医院的手术团队在给病人安装人造心脏泵（@视觉中国）

“一个麻利的外科医生必须很有条理，不能有不必要的动作，只在需要的地方缝针，但大脑和手指一定默契配合。这是天生的本领，不管受多少训练都于事无补。”韦斯塔比在书中解释他对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的理解。自然，他认为自己的天赋是异于常人的。当被质疑时，他也很少掩饰自己的暴脾气。

在说到自己写这本书的原因时，韦斯塔比引用了他在美国的导师约翰·柯克林的一句话：“在从事心脏外科手术多年，通过了重重测试与考验，经历了许多当时无法避免的死亡之后，我们会渐渐有一点倦怠，某种意义上还会无限伤感，因为生命有其必然性，是人力无法扭转的。”

一个叫斯特凡的十岁小男孩来到韦斯塔比面前，他瘦得像集中营里的难民，胸壁上一点脂肪都没有。诊断结果是，他得了病毒性心肌炎引起的慢性心力衰竭，最好的方法是换一颗心脏。但儿童的供体心脏十分少，英国每年做的儿童心脏移植术也只有几例。

斯特凡强烈地勾起了韦斯塔比的共情之心，这个小男孩让他想起了家中的两个孩子。韦斯塔比想到了柏林之心——一种适用于儿童的心室辅助装置。但在此之前，世界范围内很少做此类手术，因此这个手术必须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同意。在此之前，韦斯塔比因违反医院规定，冒险为一位患者做手术，刚受到过一次处分。

韦斯塔比内心复杂，他在心里暗自盘算：“我坚信一点，那就是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挽救生命总是符合道义的。我不需要吹毛求疵的伦理委员会来质疑我。也不在乎会不会被开除。我要在一个能发挥潜力、突破限制的地方工作。要是牛津不支持，我就走人！”

韦斯塔比最终没有走人，伦理委员会同意了此次手术。二十年后，斯特凡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不过，韦斯塔比也常常无力回天，因此倍感折磨。

那是在1987年的沙特阿拉伯王国，韦斯塔比在那里当临时代理。一位难民母亲，也是一位哑女，手捧着一卷破烂襁褓站在他的面前，希望韦斯塔比救救她的孩子。

哑女孩子的心脏上长了一个肿瘤——内脏反位——是一种十分罕见且复杂的病例。韦斯塔比采用了一个冒险的方法，把男孩的心脏取出，放在一块冰块上，对它进行手术。虽然惊险，但手术一直很顺利，身边的助手、护士都很振奋，甚至韦斯塔比投给期刊的论文都打好了腹稿，但当男孩转到重症监护室时，心脏却停止跳动了。

几天后，大家在塔楼底部发现了两具尸体，一大一小，正是这位母亲和她的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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