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女性遭遇家庭暴力,你有什么建议?
“打110报警。”顾伟脱口而出,沉默两秒后,低下头,用手摆弄着手里的剧本,“像我们这种人,你让写保证书啊、把女方的男性家属叫来啊,这些都没用。”
顾伟是一个施暴者。据全国妇联的统计,30%已婚女性遭遇过家暴。顾伟的妻子就是其中之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5月份,顾伟将到杭州参演一部叫《男人独白》的话剧。它由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的所长、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发起人方刚自编自导。
白丝带的宗旨是“推动男性参与终止性别暴力”。顾伟演出的是话剧中“家暴”一幕,他以一个施暴者的身份,将自己的故事搬上舞台。
顾伟参演的话剧《男人独白》将于五月在杭州公益演出
35岁的顾伟中等身材,敦实。虽然他已多次面对媒体,但性格依旧略显沉闷,说话声音低沉,习惯低着头,或者看向别处。他手上拿着厚厚一沓纸,那是《男人独白》的剧本,正翻开在第十幕《家暴施暴者》。
今年过年前,离婚4年的前妻对顾伟说,身边有人劝她复婚。这是前妻第一次在他面前提及“复婚”,虽然只是含糊的一句。
但顾伟还不敢想这件事,“因为觉得自己改正得不够好。”
顾伟是江苏人,高中毕业后自考大专,从事环保工程。他和前妻是高中同学,两人2011年结婚,2015年办理离婚。
妻子是被顾伟一拳头一拳头打走的。
他第一次动手是2011年9月。当时前妻提出让顾伟把工资卡交给她保管,他不愿意,妻子继续说个不停。
那段时间,顾伟工作压力特别大,心里极度烦躁。
“我就想让她闭嘴。”他抬腿一脚踹在妻子的腿上。前妻的小腿变得淤青,人也愣住了。那一刻,顾伟很满意,因为对方立刻闭嘴了。他觉得这个方法简单有效。
当时,顾伟的妻子已经怀孕3个月。
对顾伟来说,这次动手并没有带来什么后果:妻子默默忍受了,甚至她的家人都没有来找过他。
“这像是一种信号,让我觉得暴力手段可以用,反正没啥大不了。”再回忆当年那件事,顾伟会快速带过,他更愿深谈自己当时的心理,像是要弄明白当时的自己怎么了。
谈及过往,顾伟感觉后怕
有了第一次,动手变得容易很多。儿子出生后,摩擦增多,频繁的时候,顾伟一周内会打妻子两次。起因都是生活琐事:妻子要回娘家他不同意;半夜儿子哭了,妻子让他起来哄……
“我就是想让她服从。我们这种人共同的心理就是控制欲很强。”顾伟用“我们这种人”来称呼施暴者,“比如我让她戴那个粉色围巾,她不戴,我就很不爽;打她电话,一直没人接,就恼火。其实就是想掌握她的行踪,想知道她的事情,但不会告诉她我的事。”
顾伟这样描述家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争吵时,先是大声量,这是想从声音上压制恐吓对方,达到控制的目的;然后是摔东西,杯子、碗碟、手机都摔过;还有伤害自己,比如打自己耳光、用拳头狠狠捶墙,其实也是在恐吓对方。但这种自我伤害也有限度的,会掌握好力度。
顾伟抬手在墙上示范了一下:拳头快速挥出,轻轻落下,发出咚的一声响。
“最后才是动手。开始是扭打,但女性力量小,所以都是我打她,主要打身体。”顾伟这么描述他和妻子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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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次数多了,丈母娘知道了。
“她觉得我们太闲了,意思是不缺吃不缺穿,不好好过日子,还瞎胡闹。”这种轻描淡写更加纵容了顾伟,“她应该比较早知道我家暴,但她一直劝女儿,还让孩子妈妈反思自己是不是那些地方做错,惹到我了。她瞒了我老丈人很久。”
顾伟曾向丈母娘做过承诺:不再打她女儿。也解释自己情绪失控的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还把责任推在妻子身上,说她找茬。
顾伟当时在单位是一个小领导,事情很多,和领导的关系处得不算融洽。工作中负能量爆棚,他就把这些都带回家发泄。
在作出承诺一个月后,顾伟又一次打了妻子。
“我们这种人,承诺啊,写保证书根本没用的。把娘家的男性家属叫来,也没用。因为看到来的人这么强壮,我们就会权衡,低头认错。但内心根本没当回事。”
在一次动手后,顾伟还向老丈人做出保证,并郑重和老丈人地握了下手,“就像是男人间达成一个共识。”
但不到半个月,所谓的共识又被打破。
有两次,他甚至当着儿子的面,打了妻子。还不会说话的儿子被吓得嚎啕大哭。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14年。
那天,顾伟和妻子一起参加亲戚的婚礼,两人起了口角,但没有大的争执。晚上,夫妻两住在丈母娘家。
“睡觉前,我们还好好的,还聊了天,心平气和。”顾伟说。
半夜,睡觉中的妻子突然用腿蹬了他一脚。
“我当时一下子就火了,感觉她是故意的,想起白天的争吵,觉得她看不起我。”顾伟如今再说此事,他觉得妻子当时可能只是睡梦中的无意识动作。但当时,他动手了。
打的力度很大,顾伟用右手狠命打妻子的头部。时隔两年后,他用手捏当时用力的部分,依旧会痛。可想,当时顾伟的妻子承受了多大的暴力。“她当时喉咙里发出低吼,不是正常人的发声。她虽然后来没验伤,但肯定是轻微脑震荡。”
顾伟回想当初觉得自己不可理喻
那次之后,妻子搬回了自己家。
分居并没有给顾伟带来什么影响。“我觉得过几天她就回来了。”
两周后,顾伟去给妻子道歉,在他看来,这只是走个过场。
“我去给她道歉过三次,分别是我自己去,带着我爸妈去,带着我叔叔们去。但我给你说实话,没一次是真心的。”
顾伟的丈人态度很坚决,他不认可顾伟的行为,并支持女儿的任何决定。
“我妻子说我是魔鬼,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像个炸弹。她说的时候,我就很烦躁,因为不想听这种话嘛。我情绪立刻变得很激动,拳头握得紧紧的。但因为有人在,也没怎么样。”
最后一次去道歉,妻子重复了类似的话,当时只有俩人在家,“我当即就把口袋里的钥匙、U盘扔了出去。”
那个时候,顾伟的心态是,没觉得自己有错,“想着先让她回家再说。而且我都嘴上认错了,你还想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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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顾伟收到法院的离婚传票。 他开始感到慌张,因为从没想过妻子会离婚。“这个事情我无法掌控了,感觉很糟糕。另外,还是直男癌的想法,觉得男人有事业有家庭才是成功,离婚就意味着我在家庭上很失败,觉得丢脸,会被人议论。”
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顾伟向“白丝带”求助。这个过程,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妻子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我一直把她当成附属品;在单位是个小领导,就居高临下对待她;孩子出生后,我基本不管,她做家务还要带孩子,很辛苦,我却觉得理所应当;我在外是好好先生,到家却对她暴力相待。”
和妻子的离婚官司打了一年后,顾伟最终同意了离婚。“她离开我是正确的,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不是我把她打死,就是她在某一天因为无法忍受暴力,把我杀了。”
脱离他的控制,妻子开始努力走出家暴的阴影。
而顾伟也面临另外一个等待他去解决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施暴者?我还能不能改变?
他开始修正自己,迄今已坚持了4年多,“这个过程很难。”
“你觉得自己改变了多少?”
“外人看,一半吧。”顾伟迟疑了一下,又补充一句,“如果从自己内心来看,可能三四成。”
“百分之八九十的男性施暴者,都很难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的。”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的心理热线咨询师葛春燕说,“而多数施暴者施暴行为的形成都是和家庭教育、生长环境有关。”
2014年,顾伟收到法院的离婚官司传票。他第一次感到慌张。“我没想到,她真的要离婚。”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推动男性参与终止性别暴力、帮助施暴者,它的发起者、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表示,“男性施暴者一般都是在对方提出离婚时,才想到来求助,因为他觉得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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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提出离婚后的日子,顾伟心情苦闷。最开始,他担心因为自己家暴,争取不到儿子的抚养权,于是不断搜索和家暴有关的信息。
这个过程,顾伟无意看到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事》,从中知道白丝带,还翻看了关于家暴的书。
“那个时候,已经有些后悔,觉得自己错了,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想向专业的人寻求帮助。”
201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顾伟独自在卧室里,拨打了白丝带求助热线。
接热线的是葛春燕。
“他边说边哭,后悔自己施暴,说控制不住自己。”葛春燕记得,顾伟承认做错了,“但对自己暴力行为的认识还不足,觉得也不全怪他。抱怨妻子不理解他,总是唠叨,不支持他的工作。”
顾伟的这个电话持续了近一小时。
“大部分时间是他在倾诉,他回忆得特别多,自我暴露也比较多。”葛春燕在电话里引导顾伟讲述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经历。
这次对人生复盘性质的讲述,让顾伟印象深刻。“我想起小学、初中、高中期间,我都动手打过女同学。”
这些碎片化的记忆被唤醒后,顾伟第一次审视自己的坚家庭环境和成长历程:
顾伟的父亲在家并不动手打人,但对他和母亲会有语言暴力,在外则习惯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
顾伟的爷爷对奶奶有家暴行为;
顾伟的几位叔叔会对婶婶动手;
顾伟的堂兄冷暴力自己的母亲,比如冷言冷语,对话时斜着眼神……
“这让我觉得,打老婆并没什么不对,男人对女人就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可以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顾伟坦言,和女性发生争执时,她不止一次产生过“打她一顿”的念头。
他踌躇很久,才说出“打一顿”这句话,低声含混带过。“觉得怎么说不通呢,烦。但如果对方是男性,就不会这样想。”
妻子不是第一个被他打的家人。
高中毕业那一年,因为成绩不好,顾伟不想继续读书,父母在一旁反复劝说,心生烦意的他,挥拳打到母亲的脸上。
“想停止争吵,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这是一件羞耻的往事,叙述时,顾伟低头看着自己的裤子, “这正是我慢慢从其他亲人身上学来的,用武力解决矛盾。”
母亲先是愣住,随后捂着脸哭泣。
父母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叫来众多亲戚评理,事情以顾伟挨了舅舅的一耳光告终。
“我父母处理问题一直都是这样,从来不会单独和我谈,总是叫外人来介入。”
挨了耳光的顾伟内心并不服气,也不认为这种用拳头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最多也就是不该用在母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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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天生的暴力分子,只是从周围人那里学习、模仿,渐渐选择了这种方式。”这是拨打完白丝带热线后,顾伟一种模糊的认识,“我觉得,我应该能改正的。”
促使一个人去自我改变的因素往往复杂又微妙,很难说是因为某一个原因。对顾伟来说,也是如此。可能是妻子提出离婚,让他觉得事情失控了;可能是因为儿子,“我不想他以后像我学其他人一样来学我,最后变成我这样。”;也可能是葛春燕的引导,让他觉得自己并不是无药可救……
总之,顾伟试探性地迈出了这一步。
最初一段时间,他频繁拨打白丝带热线,一周一次,每次通话一个小时,持续了两个多月。
“他那时正和前妻打离婚官司,犹豫要不要离婚。也很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冲动的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葛春燕给顾伟一些简单建议,比如激动的时候,立刻离开,脱离那个情景,“但这其实很难。在离婚的问题上,我说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我肯定建议离婚,因为你的行为已经伤害到她。而且你不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以后再婚,还会造成伤害。有时候,退步是前进。”
2015年,打了一年的离婚官司后,顾伟和妻子离婚,他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 也是在这一年,方刚开出全国第一个男德班,顾伟报名参加。
之后,顾伟又进行了持续半年多的线下心理咨询;每周出去爬山,把这作为兴趣;周末参加心理协会的公益活动;去寺庙听经学佛……
“我以前是一个不会沟通的人,心情不好就窝在家里打游戏、玩手机,从来不会排解。心理老师说,要有爱好,多走出去。”3月2日那天,顾伟和户外俱乐部的朋友徒步11公里,走完了徽杭古道,他拍的照片有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云雾缭绕中山色空蒙。
2016年,顾伟做了一个决定:申请调换部门。他原来是一个小主管,职务调整后不再分管工作,年薪也少了一万多元。
顾伟原来的岗位,工作压力大,和领导关系不太融洽,他不会排解,经常把负能量带回家,发泄在前妻身上。这也曾经是他家暴时,最大的借口。
如今的岗位,顾伟很满意,“和直属领导的沟通很顺畅,也没那么多工作电话,以前一天能接十多个,现在也就两三个。”
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的情绪,减少了导致他爆发的稻草。
但这并不意味着顾伟已经修正了自己。“施暴者的改变是一个漫长、持续的过程。”
在自我治疗的过程,顾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反复。
儿子两岁时,晚上一直和顾伟的父母睡,他觉得要多陪陪儿子,想自己带。
“我父母说,孩子怕我。这话让我听着很不舒服。”有天晚上,顾伟强行把儿子往自己房间抱,“他大哭,挣扎,我一下子把他扔到地上,他的嘴角破了,流出血来。”
顾伟意识到自己又失控了,抱着儿子一遍遍道歉。
“对施暴者来说,最大的难题就是控制情绪。”顾伟在治疗时,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以前,我情绪爆发到80%时,自己才察觉到,那个时候,已经音量提高、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治疗后,好的时候能做到,三成左右的时候就赶快收回,就是声音抬高了,但说出一两句,赶快降低下来。”
离婚后,顾伟和前妻依旧住在同一个小区,两人管孩子的时间一半一半。
“最开始,接送孩子碰到时,她看我的眼神都是恐惧的,不敢看。”渐渐地,前妻能和他说一两句话,偶尔还会到家里给儿子送点生活用品。
不过,顾伟和前妻更多的交流还是通过微信,内容基本是围绕孩子。他和前妻相处时,最大的改变是会听对方说话了。
“以前全是我说了算,比如,做选择,我给出三个方案,就让她从中选一个,其他的免谈。”顾伟笑了下,像是嘲笑曾经的自己,“从前,我认定她离婚后过不好,但现在看,她生活精彩多了。”
顾伟有了换位思考的能力:“她能从家暴中走出来,不容易,付出很多。”
但即便如此,在和前妻微信沟通时,顾伟偶尔还会觉得不爽。
比如,前妻告诉他应该怎么带儿子,不要给儿子吃什么。
“就是觉得,凭什么你来教我顾伟。”让他庆幸的是,这种情绪一闪而过,“放在以前,肯定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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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和改变没那么容易。
2018年,拨打白丝带热线咨询的人数300人次,方刚说,这其中男性施暴者占比约20%。
做了6年白丝带热线咨询师的葛春燕给出的数据要再低一些,目前为止,她接过的男性施暴者求助电话也就10位左右,占比不到百分之五,而这其中真正能改变的少之又少。
“90%的男性施暴者在求助时,都是因为妻子要离婚,或者女友要分手,他们打电话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觉得自身有问题。所以大都会抱怨是对方做错了,自己才动手。”
葛春燕说,顾伟是个极少数。“要消除家庭暴力,最关键的一点是,受暴者一定要反抗。这很重要。”
极少数的顾伟给自己的评价是修正了一半,“如果从内心的自我认同来看,只有三四成。”
他确信自己不会再动手打人,不会再用暴力解决问题。这个月,顾伟在朋友圈转发了两篇有关《反家暴法》三周年的报道。
“但真正的改变不应该只是这样,要有性别品平等的意识,要学会沟通,和孩子妈妈,和我自己的家人进行沟通,建立感情链接。这些我都还没有做到。”
但是顾伟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他愿意正视自己的内心,暴露那些不堪,这是为了自我救赎。
如今,前妻看着他时不再惊惧;他们会有交流,虽然只是关于孩子;春节前,他第一次当着前妻的面,说出了道歉的话,为过往……
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好的迹象。不过,顾伟也做好了准备:这条路,还很长。
来源:钱江晚报/浙江24小时记者 吴朝香
值班编辑:董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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