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流通「减肥」记

▍来源：赛柏蓝   作者：禹鑫

中国医药流通①，要从英国人说起；减肥得从增重说起。

起点，定格在19世纪。

1850年英国商人在广州的沙面开设屈臣氏药房，同年，英国药剂师洛克在上海开设上海药房（Shanghai Dispensary）。这是外商在中国最早开办的西药房，确切说，是被英商独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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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着，德、美、法、日商人的药房在广州、上海成立。

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外商的医药商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并逐渐向北方和内地延伸。1882年美洲归侨罗开泰在广州开办泰安药房，打“民族牌”与英商的屈臣氏抗衡。

随后国人范水模山，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开办药房，国内医药商业崭露头角。

当时药房的服务，似曾相识。

据史料记载，除售药和经营配方外，当时药房还兼卖饮料和化妆品。很多药房能做到电话购货、接方送货，昼夜营业。有的药房还和私人诊所有固定业务关系，医生开出处方后让患者到指定药房买药，药房定期与医生结算回扣。

跨入20世纪，国人经营的药房覆盖区域越来越多，中国医药商业粗具规模。有的药房开始生产一些原料药，自行制销成药，孕育制药工业；有的药房经管有道，衍生批发业务——中国医药流通的雏形。

抗战期间，医药流通渠道错综复杂。

新中国成立后，以“条条为主、集中管理”的思路重新梳理，医药流通进入计划经济——万流归一、一个渠道。

1950年4月，中国医药公司由卫生部筹建，8月1日正式成立于天津，1952年5月划归贸易部领导。

来源：中国医药商业史稿

自1952年起，中国医药公司先后建立天津、上海、广州、沈阳、北京、西安、重庆、武汉8个一级站（西安、重庆、武汉在1957年前被陆续撤销），各省、自治区先后组建二级站和县医药公司。

这是一条垂直的链条，三级结构按行政区逐级调拨，统一计划、统一制度、统一财务核算。渠道极度集中，基本上禁止制药企业直销终端。

事实上在建国初期，选择这个模式是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考虑。

1950年，医药市场的主要供应渠道还是私营药房。政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药品购销渠道，一方面可以稳定市场、打击哄抬物价等乱象；同时还兼具对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责。

以上海为例，到1956年私营药房就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方代表居领导地位的公私合营。

从1950年到1976年间，有过适当放权的松动，但这套国营体系还是铁板一块，民间资本只能远观、不可涉足。可以想象，当时的商人在严密的三级商业模式外徘徊，心情迫切、技痒难耐。

1978年改革开放，1981年药品政策松动，机会终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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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要求“医药产品只能按需生产，按需供应，不得向企业压产值、压产量、压利润”。根据这份文件，医药商业取消了包销制度，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逐步过渡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指导性计划。

基于此，医药流通多年来封闭的渠道很快被冲破，出现了多渠道收购供应、委托销售、特约销售等形式。

一、二、三级站可同时从药厂进货，一、二级站也开始向医院销售。很多下属公司开始办企业进行药品销售；工业进入商业领域自销不再是个别现象；一些新办的批发企业开始出现。

1984年，全国各地开始建立医药贸易中心，大型药交会出现了、县级订货会出现了、医院订货会也出现了。春天来了，大家都活动起来了。

这一年还出现了由点到面，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承包制。这种始于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供应站紧随其后的新方式，效果立竿见影，企业盈利飞速提升，于是各地区、各单位群起效仿。

门微开，为民营参与留了一道缝。

时年32岁的刘宝林，就是在1985年以承包镇供销社医药商店起步，踩准了时代节奏，迈出了若干年后中国民营医药物流千亿帝国的第一步。

封闭的市场打开，机敏的人毫不犹豫追寻这道光。1986年，全国共有2300个县级医药公司，26000多个基层零售网点，5万多个药品代销点，较1952年增长20多倍。

百舸争流，都在往这个市场里扎。

为争夺市场，“收受回扣、请客送礼”这个当下还存在的不正之风开始出现；假药劣药流窜市场；药品交易中心遍地开花，很多流于形式，浪费严重；效益下降......

各显神通、百业经药。到90年代末，医药流通企业数量变成16000多家。以“小、散、乱”为特征的中国医药商业自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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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1994年9月29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中提到：当时制售假劣药品屡禁不止，犯罪分子丧心病狂；一些地方和部门竞相开办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药品集贸市场，药品生产经营秩序混乱，药品购销中行贿、索贿、回扣等不正之风盛行……

1996年入行的老医药人张宾对当年的“乱”记忆犹新，“当时的太和医药市场，针剂都有摆摊儿在卖，和菜市场差不多”他回忆道。

八十年代初，始于“跑单帮”后汇聚成“十万贩药大军”的太和人，基于先把货运回家乡再伺机出售的习惯，逐渐形成了皖北最大的普药输入和输出地。

除太和、成都五块石、广东普宁这些成规模的外，遍布各地、几经被取缔的“药品集贸市场”野火烧不尽，到2001年还间歇性死灰复燃。

改革开放前期的中国医药流通，处于计划经济瓦解、市场经济崛起的转轨期，从绝对垄断走向了相对竞争、无序竞争，速度前所未有、营收几何级增长。

1998 年 4 月 16 日，国家医药管理局合并原卫生部的药政司、吸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部分职能，组成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部级），去掉了这一机构前20年中的“医”，对症下“药”。

1999 年11月1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已于2003 年撤销，其负责贸易部门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合并为国家商务部）下发《医药流通体制改革指导意见（1999）1055 号文件》。

文件明确，要用5年时间扶持5到10个有竞争力的特大型医药流通集团——为“入世”后迎接外资挑战做准备。（作者注：中国2001年“入世”）。

政策同时提出5项具体措施，其中“允许并鼓励各行各业、各种经济成份以兼并、重组、联合等多种方式参资入股医药流通企业”——医药流通从开道缝、开个窗到现在大门敞开。

自此，混合、民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医药流通企业先后开始涌现。

嘉事堂药业，就在这一年通过股权置换方式整合了北京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房山区、朝阳区等区属国有医药经营公司资产。

2000年5月28日，湖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正式营业(2000年1月28日注册成立)，打破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

2000年12月28日，北京市医药公司与北京市医药经济技术经营公司进行资产整合，成立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进入华润体系， 2012年更名，就是现在的“巨无霸”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公司。

2000年1月28日，回音必集团在杭州市上城区工商局登记成立，主营批发、零售。

2003年，太和县医药公司与中国华源集团整合成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深圳海王与潍坊医药采购站成立山东海王银河；国药控股也成立于2003年；2003年12月11日，永裕新兴正式成立，境外资本首次实质性介入……

一夜春风来，万树梨花开。

2001年，全国医药流通企业超过17000多家，秩序混乱、市场环境恶劣。

乱来，大治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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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2001年第5期《药品流通秩序亟待规范（作者：张鹤镛）》一文写道：当前，中国药品流通领域秩序混乱。

全国现有医药批发企业17000多家，市场环境恶劣，一定程度上造成药品价格居高不下，药品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农村药品质量及药品流通秩序混乱的问题更加突出。

在城市，药品流通秩序混乱和药品质量问题也令人担忧。制售假劣药品的违法犯罪行为还很猖獗，药品生产流通秩序还比较混乱，已经取缔的非法药品集贸市场仍有死灰复燃的种种迹象。

这种乱象，在2000年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16号）》中体现的比较清晰。

这份文件中，国务院鼓励大型批发企业跨地区兼并市、县级批发企业，将市、县级批发企业改组为区域性基层配送中心，取缔药品集贸市场。

明显是对 “小、散、乱”忍无可忍，最后干脆说：近期暂停审批和登记新设药品批发企业。

我问一位从业近30年的医药人“你最喜欢那个阶段？”，他回答“2000年左右，好玩”。他说，那时候手里有药就能卖，“我们收现金用药箱装，百元大钞少，一箱钱就二三十万元”。

 可“好玩”的光景还是到头了。

2001年11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快GSP认证步伐和推进监督实施GSP工作进程的通知》。迫切陈词：将原设想的５年内结束现有企业的GSP认证时间缩短到３年。

并公布任务：2004年年底前，所有企业完成GSP改造和GSP认证，不达标就歇业。

由此，药品流通企业数量下降，并得到控制。

至少从2009年起，流通企业数量就保持在1.3万家左右（商务部：2010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直到现在，一直背着“小、散、乱”的标签。

基于对“入世”的承诺，2004年12月11日，我国药品分销业全面对外资开放。

查阅资料，当时行业对全面放开后对外资进入的担忧，现在看并未应验。

永裕在中国并没有太大起色，2011年被康德乐收购，2017年11月康德乐中国将业务出售给上海医药，唯一一家外资医药商业公司谢幕。

目前医药流通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处强势，民企与其共存，但影响力还无法同日而语。

2004年强推企业GSP改造、认证的同时，4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管理办法》，明确开办药品批发的标准。强行淘汰一批后，流通行业真正的竞争由此开始。

此后数年，政府忙于医改，着重解决看病贵、以药养医、稳定保护医保基金，发力工业和医院两端，制定了不少政策。

期间，流通行业摇摇摆摆前行，在强势国企不断落子布局、医院药房开始被托管、隔三差五被敲打“小、散、乱”节奏中，各自寻找更多的生存空间，依然没有摆脱粗放和混乱的惯性。

再次站在聚光灯下，源于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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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福建省从基药第七标开始，正式执行两票制；2012年2月，三明医改起步；取得成效后，2014年10月被原国家卫计委当做样板介绍给全国。

高层关注，风光无两。

之后，两票制率先被选中，作为医改的突破口推行。三医联动、取消加成、药占比等紧随其后。

2016年4月27日国家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要求8个省份试点医药流通领域的两票制政策。

7个月后，“压缩流通环节、净化环境、打击过票洗钱”的两票制全国推进，缺乏竞争力的小散企业每况愈下。

“祸不单行”的是，2016年3月山东疫苗案爆发。

医药流通的乱，以及带来的恶性后果让整个社会感受到切肤之痛，再加上为两票制试点推行“开道”的需求，不整顿不行了。

2016年5月3日，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关于整治药品流通领域违法经营行为的公告(2016年第94号)》，俗称“流通十条”，对挂靠、走票、过票等乱象进行整治，业界有叹“史上最严”。

这一年，全国在流通领域立案查处企业1383家，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40张，注销《药品经营许可证》207张，撤销药品GSP证书172张，移送公安机关案件47起……

两票制后是营改增，医药流通的空间愈发收紧。2016年的行业政策密不透风，焦虑情绪相互传染，从业者在表达“危机、洗牌、淘汰”的当下境遇时，往往还会在这些词前加上个“大”字。

每个人都清楚政府改革的目标，只不过当时，弱者焦虑的是对生存的彷徨，强者担心的是市场的动荡。

整治之下，2017年市场增速放缓。

商务部数据，2017年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20016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8.4%，增速同比下降2.0个百分点。实际上，增长速度从2013年的16.7%后，逐年缓慢下滑。

医药流通市场从1953年4.4亿、1988年143.7亿②、1996年908亿、2006 年 3360 亿高歌猛进到2016 年的18393 亿后，在密集政策剪裁下，从比拼冲刺速度转轨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步调中。

2018年9月，国药控股原总经理、现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执行会长付明仲告诉赛柏蓝，虽然商务部2017年度“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中，医药流通企业数量还在1.3万家以上，数量几乎没有下降，但实际上已有2500家左右出局了。

“总数量变化不大，主要是另一批创新型的药品流通企业成立，这刚好填补了传统企业出局带来的空缺”她说。

2018年6月，在央视节目——《寻找医药行业真成长》的采访中，河南某医药物流公司的副总透露，半年来，河南93家药品流通企业或倒闭、或被收购。

他说“截止到2017年底的时候，河南有303家医药物流批发企业，截止目前为止，只剩下210多家了”。

“危机、洗牌、淘汰”的焦虑，不幸应验，更大的挑战接踵而来。

2018年12月6日，国家医保局在上海和药企的4+7带量采购谈判落锤，11个城市的公立医院和药企直接连线，2019年3月将启动，朝着一票制的终点站隆隆驰去。

大部分流通企业的分销能力只能雪藏，将自身降格为配送商，和巨头商业血拼利润微薄的配送权，未开战、胜负已定。如果带量采购范围逐年扩大，流通行业资源再一次向头部汇聚，集中度继续提升。

两票制和带量采购一出，医药流通行业明显僧多粥少。

国家药监局曾在公开场合表态，流通企业有3000家就够了；一知名药企营销负责人告诉笔者“流通企业平均利润很低，数量的确太多了，都赚不到钱，集中度提高是应该的”。

减少数量是共识，似乎是个轮回。只是每家企业都和当地的税收、就业紧密相连，谁离场是个问题。

站在2019年，总览建国后中国医药流通的发展历程，沿循的是集中——分散——再集中的普遍规律，正如一个瘦子暴饮暴食体重狂飙后，再锻炼瘦身的过程，是道螺旋上升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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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起，弹指69年。对一个人来说已近古稀，但中国医药流通才刚刚开始“魔鬼减肥锤炼”，“瘦身”的目标，是精壮的躯干。

①  注：本文所指的流通，不包括中药材。

②  1988年之前全国销售额的统计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化学制剂、玻璃器皿，不包括出口金额。

参考资料：

会议通知：国务院重大税收调整，但稽查力度不减！重点查什么，有哪些案例？药企如何合规、防范？3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2019药企税务风险防范与稽查应对研讨会，邀请税务在职官员主讲，权威实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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