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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知道名字,但至少看一眼这个女人

作者:Sir电影 来源:Sir电影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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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

下海。


一个带着复古味道的词。


曾经我们说“下海经商”,意味着难得的勇气和魄力。


但经过演变,它暗搓搓地变了味道,成了“皮肉生意”的代名词。


于是我们用得谨慎,说得悄悄。


为什么Sir今天要重提?


因为一部同样谨慎,同样悄悄而至的电影。



《下海》

Bitter Flowers



17年釜山电影节展映过后,再无声息。


幕后阵容,不算强大,胜在精准。


王小帅监制,导演来自法国,奥利维耶·梅斯。


导演生涯只拍过两部长片,却都是华语,一部《前门前》,一部《下海》。


演员,都是文艺片老熟人:耿乐、齐溪、曾美慧孜


演技不差,评分不低。IMDb7.4,豆瓣7.5分。



尽管如此,影片也迟迟没跟我们见面。


直到前一阵子,有微博网友亲自在国外找到DVD并自己掏钱压制上传资源,我们才有机会接近。(来自微博 @法兰西那些事er,现在资源已删)


打开电影Sir才懂,为什么它要如此“低调”。


一个如今看来不太放得上台面的故事——


中国女性站街巴黎。


她们站的街,在巴黎一个叫做Belleville的地方,又叫做“美丽城”。


名字美丽,却鱼龙混杂。


这的唐人街,成了那些刚到法国,语言不通的女人主要出没的地点。


这条街千里迢迢,这里的故事……


理所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近几年,杀害华人妓女的案件屡次发生。


但关于她们的新闻报道,只有寥寥几篇,而且都来自外媒。





电影里不乏她们的身影。


但这些电影,竟连一张中文海报都找不到——


《上海美丽城》《站街女》《下海》。



这些故事,我们比谁都清楚,但却比谁都避讳。


得从90年代说起——


这个年代里,我们学会了“下海”这个词。


也吃尽了“下岗”这个词的苦。


应政府政策要求和市场经济的实际需求,国有企业被大规模改革、停产。


数十万的企业被关停、超过两千万的工人裁员。


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劈中当时中国的工业心脏——东北


如Sir之前介绍过的纪录片《铁西区》,就还原过那座庞大的废墟。



在劳动保障还未完善时,东北地区工人以一年工龄2000元的价格,被买断、下岗。


突然的转型,让那些数十年如一日,以为能一直被工厂负责生老病死的工人们,突然断了活路。


他们刻板,除了工厂的那一套,就再没有别的营生技术;


他们不再年轻,也没有重新再来的时间。


吴晓波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里,借着《钢的琴》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通过改革,经济慢慢度过了转型的阵痛。


但工人和工人的家庭,却因此走上了没有尽头的绝路。


电影的每一帧,都在刻意营造着时代感。


就算去到国外,海报里的手机,还是诺基亚直板机。



《下海》选择把视野缩小,用镜头聚焦一小撮特定的人群,绝不是没有野心。


反而,后劲强烈——


它如棱镜一般,折射出时代转折点的无限个连锁反应。


齐溪饰演的张丽娜,东北人,本是想为孩子、为家多挣点钱。


但当时正值“下岗潮”,许多人纷纷望向“洋市场”。


通过蛇头,张丽娜借了高利贷,离开家来巴黎非法打工。


但不会外语、没有技术的她,只能给华人家庭做保姆。


开始,蛇头吹嘘能挣2000欧一个月。


但到了这,硬是打了个骨折——


500,还随时克扣。


住杂物间,有时还不让出门。



这样的待遇,不仅挣不到钱,连当初借的高利贷都还不上。


明摆着被骗,但一点办法都没有。


留下,寄不了钱回家还债;


回去,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走投无路的时候,她遇见了东北老乡李玉梅。


一个“下了海”的女人。



老乡带她找了新的住处,便宜。


可一开门,大开眼界——


只有几十平米的房间里,挤下了5、6个女人。


而她们,也都是干这一行的。


而且,一个比一个老。



开始,张丽娜看不起她们。


白天在外面拼命找工作,晚上回到家,从不跟她们一桌吃饭。


但眼看钱快花完了,工作一个没找到。


她开始犹豫——


躺着就能挣钱,这事,干还是不干?


从绝望,到麻木,因为生存压力的不断挤压,她不过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没多久,她就能很快地捕捉嫖客的眼神,只要一个凝视,心领神会的她就能转头回来。


偷偷地,用手比个价钱。




开房,交易,拿钱,一气呵成。


张丽娜宛若一只待宰的羔羊。


在一次次冲破身体和内心防线的攻击中,消耗自己的自尊,去抵抗无边的困境。


当初她问起老乡,这些女人都是干嘛的。


老乡回答,三个字,准确而生动——


“给逼的。”


从鄙视到同流,她才真正理解了这三个字,Sir也一样。


给谁逼的?


不是她的丈夫,不是她的孩子,更不是她自己。


如果硬要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欲望、尊严。


家人的脸面,未来的生活,后代的成长……


所有一切,都暗暗形成了一股急流,独在异乡的张丽娜不得不顺势漂泊。



Sir知道你依然想问:她们为什么不回去?


有一个细节,可能会说服你。


刚到巴黎,张丽娜在别的华人口中听到最多的三个字:东北人


请她做保姆的人,家里花瓶摔碎了,骂她,“笨手笨脚的东北人”;


饭店上错菜,明明是老板的错,非要加一句“矫情的东北人”。


这是地域歧视?


可能有。


但更多的是,当地的华人都心知肚明——


只有她们,会在这里熬着,坚持着,忍受着。


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


别人的眼光,她们自己最清楚。


比如张丽娜,每天必须戴上另一张面具才能做人。


接客时,她放下头发,化上浓妆戴上夸张的大耳环。


她说,她叫Lily。



在与丈夫视频前,她擦掉口红,扎起马尾。


换上自己清汤挂面的样子。


这个时候,她,是丈夫的妻子。



在家书中,她停留在法国各大景点。


照片上要摆出开心,满足的笑脸。


这时候,她是让母亲骄傲的女儿,一个在外养家的端庄母亲。



过年,她们是一群包着饺子,喝着白酒,唱着“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青纱帐”的东北女人。


看上去欢天喜地,不过是一缕缕望乡的游魂。


回不到家乡,就让心死在异乡。



张丽娜就没有为自己活过。


为家里赚回了一套房,一个店铺之后,张丽娜回国了。


在丈夫身边的第一晚,睡前,她自我厌恶地洗了很久的澡。


咬牙切齿地,惊恐万分地,碰触着自己的每一寸肌肤。


脏。


愤怒。


不甘心。



张丽娜故事,是结束了。


但那些留在法国的女人们的故事,却还未结束。


在法国,有专门为这些流浪在街边的妓女,义务服务的非政府慈善机构组织“荷花车”。


他们会免费为这些女人体检,也会普及法律知识,提供免费避孕套。



Sir在法国非政府组织“世界医生”发表的一项调查里看到一组数据,触目惊心:

法国的华人性工作者中,90%在国内留有子女;


平均年龄42岁,最年轻27岁,最大年纪63岁;


从90年代的500-700人,到2016年,人数增长到1300人;


而她们赚取的嫖资,一次只在20-60欧,有时候甚至可以更低。


没错,这不是历史。


甚至,“下海”的人数还在攀升。


Sir绝不鼓励这种做法。


但Sir也无法怪责她们的决定。


在余华的《活着》里,有这样一句话:

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


上九流,或是下九流,都是活着。


怎么去活着,是一个人的选择,但对于有些人——


活着,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她们的人生,我们往往选择忽略,选择背身。


但忽略了她们就不见,背身他们就消失么?


Sir一直觉得——


我们处在同一个世界,我们又处在不同的世界。


受限于肤色,阶级,智力,乃至时代浪潮,我们很难真正体验他人的命运,进而理解他人的酸甜苦辣。


好在还有电影。


记录下这一班班沉默而卑微的人。


让我们看到,听到,感受到:收回那根优越感的手指,你我都不过是在用力活着的人。


海水已经够冷了,别让岸上更冷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助理:小田不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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