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非典型”的中美关系史

撰文 | 徐牧心

 编辑 | 沈佳音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接见蒲安臣和中国代表团。（@视觉中国 图）

19世纪中叶，正值世界各国门户初开放的时刻。当时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曾从跨文明的角度提出：“如果蒲安臣的名字都不能永远与世界文明划时代的重整联系在一起，那几乎没有人能够流芳百世。”

事实证明评论员的预言错了，如今绝大多数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蒲安臣的名字，连带着《蒲安臣公约》——这个或许是清朝在19世纪签订的唯一一个平等条约，也被淹没在历史中。

毫无疑问，这本由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徐国琦所著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是一本“非典型”的中美关系史。

在这里，尼克松与李鸿章们隐于背后，登场的主角是一些被遗忘的“小角色”；同时，他们也是历史中的“失败者”，因为书中几乎所有在为中美关系所努力的人，都没能给中美的共同历史起到什么作用。

相比于传统的查考，徐国琦提出了一种关于中美关系的新范式——“中美之间共同的历史”。它不是关于文化差异和冲突、战争的发端、文明的碰撞、美国的衰落或天朝的崩溃的论述。相比之下，徐国琦从文化视野的角度出发，关注的是中美交流中的那些私人信件与个案，那些极为明显，却又令人不解的被忽视的个案。

在1860年代，如果中美新闻界只被允许报道两件事情，那么毫无疑问，太平天国运动与南北战争将是唯二的选择。

这两场内战极具相似性，恰如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彼时所面临的共同危机。蒲安臣便在重建与变革之中登上历史舞台。

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中，交织着相互间相去甚远的期望和出人意料的挫折，而这种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可能就集中体现在美国人蒲安臣身上。

蒲安臣的一生极富魔幻性：他曾被林肯总统任命为奥地利公使，但最终则成为第一任美国驻北京公使；正当蒲安臣准备结束在北京的任期返回美国之际，他又受清廷重托，率领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使西方，并最终代表中国同美国签订了第一个平等条约；

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视觉中国 图）

同时，蒲安臣虽然是中国的使臣，但他却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对于托他递交的国书，他更是一个汉字都不认识——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使臣，他或许更接近于“邮差”的功能。

在使团折戟沙俄之前，他那些远大的夙愿几乎都未达成，唯一可以称道的就是《蒲安臣公约》。在中国政府都对华人移民持歧视态度的情况下，这个保护在美华人的公约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震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评价道，当这个国家（中国）的好几代人已经习惯于将“条约”理解为可以（在中国）肆意掠夺利益的圈套时，（《蒲安臣公约》）却在任何条款中都没有卑鄙、可耻。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至少反映出中美两国之间做出的共同努力，以及两国共有的利益。

《蒲安臣公约》是蒲安臣毕生最主要的成就，但其不幸在于在随后十几年中，其主要条款不是被这一方就是被另一方废弃或取消，而最重要的背弃就是《美国排华法案》。

第39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曾如此对比中美两国：

“在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利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我们的宪法却是全世界延续使用的最老的成文宪法。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然而作为现代国家，中国却很年轻。”

古德诺就这样带着一种“教化”的心态前往中国，为脆弱而短暂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宪法。

古德诺到达北京时，是1913年5月。这个时间点十分有趣，此时清王朝的崩塌终结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而由孙中山建立起的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短短3个月，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而此后，中国还将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军阀割据状态。

可想而知，当帝制的影响深入骨髓，而政体与首脑又更换得如此频繁时，古德诺想在此时制定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宪法，难如登天。古德诺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写道：“这些中国人对于宪法是什么几乎毫无概念……他们已经被一种伦理道德体制统治了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