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分，我们时代最缺的就是这种剧

无差别杀人最可怕。

2018年6月28日和10月26日，在重庆某幼儿园和上海某小学，相继发生砍人事件，遇难者全是尚未长大的学生。

上海某小学，两名儿童被砍身亡

2013年6月7日18点22分，厦门BRT快1线突然起火，47人死亡；2017年1月5日早上7点，银川301路汽车就被大火吞没，17人死亡。

若你搜索“公交纵火案”，能发现在广州、贵阳、杭州、成都、宜宾等城市都发生过类似案件。这些案件直接促成了“公交地铁安全员”职位的产生。

罪犯对无辜的人下手，对手无寸铁的小孩子下手。

现在，若我说，想请认真负责的律师为罪犯辩护，你会怎么想？

若我说，想请最具公信力的媒体去调查罪犯暴行的成因，你会怎么想？若我说，不光要做精神鉴定，还要给罪犯看心理医生，你会怎么想？

你可能想撕碎了我。

在台北电影街的一家影院里，一名持枪歹徒对观影人群进行扫射，导致9死21伤。是台湾省5年来死亡最多的随机杀人事件，也是电影街首次致命袭击案，史称李晓明杀人案。

有个叫王赦的律师，宣布将担任被告的辩护人。

他的下场是，遭到家属泼粪，在网络上引起公愤，被称为“屎尿人渣代言人”。

这个极具真实感的情节来自于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与公众情绪相左，又与传统“道义”相悖，更对受害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的事件，作为统领全剧的开篇，确立了本剧对“善恶是非”重新考量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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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形容这部剧的好呢？

它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了能将二者力量都发挥到最大的结合点。

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对现实事件的精准选择、精准刻画，在理性的命题中充分利用了情感的力量，讲故事伏线千里、剧情掌控能力一流。

豆瓣9.4，没水分。

致力于突破台湾省电视剧题材的公视与HBO亚洲、CATCHPLAY联合推出，两届金钟奖得主吕莳媛编剧，贾静雯时隔15年再次主演台剧

本剧的全部内容，都是以李晓明杀人案为中心辐射出来的。辐射面之广，几近形成了一个圆。

社会上与这些重大事件关系最紧密的，是什么人？

媒体和律师。

前者不光为公众提供认知的渠道，还能引导认知的方向；后者有能力在各种意识形态之外，以法律制约道德。

《我们与恶的距离》跟这两个行业关系紧密，尤其是前者。这剧很辛辣，什么都讲得入骨三分，在李晓明杀人案为中心的叙事中，通过对SBC品味新闻台的描写，顺手就展示了一幅当代媒体乱象。

本剧想表达的东西，都体现在了新闻台的日常工作中。

李大芝是SBC品味新闻台助理编辑。她二十岁出头，长发遮住了半张脸，话少，不怎么跟人打交道。在新闻系读书时，还差半年毕业却办理了退学，问她只答“家里有事”，再细问，竟然父母全部车祸而亡。

可一下班，她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打电话。

而且随着剧情的发展，李大芝就越显复杂。她看似内向，无甚主意，其实很能干，危难关头立了大功，打破了新闻台升级为正式编辑的速度纪录；还怀抱有新闻理想，选择编辑而不是记者的原因是，编辑更能让大家看到世界的原貌。

当主编反问她“你真的觉得编辑能让观众看到世界的原貌？”她答道：“不能，但这是编辑应该努力做的。”

但实际上，这样的想法还是过于理想。在成为正式编辑后，这种理想就和现实发生了更猛烈的碰撞：她选择的新闻头条被主编直接毙掉。

她的头条是：主计处薪资新低，而前一天的头条是：店员被客人破奶茶砸头。

主编乔安姐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更吸引人眼球的标题与选题。比如，编辑提出的报道题目是“代驾撞死女大学生”，乔安会问是哪所大学的，然后改成“撞死高材生”。

在吸引人眼球上，高材生当然比大学生更胜一筹。

这种报道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上海踩踏事故中遇难的大学女生，不仅被媒体起名“复旦才女”，其身穿汉服的自拍照也成了报道标配，这张照片还引起了一波流言，一些无良知的媒体竟然报道她是因为穿汉服参加跨年活动，引起围观造成惨剧。

滴滴空姐遇难案，某无良公众号突破媒体人下线，用“吃死人”的方式消费死者。

不只在标题上更耸人听闻。

在一期新闻的播报之中，其它电视台突然插播普吉岛爆炸的快讯，这下子品味电视台导播间里的所有人都坐不住了，一时间整个编辑部都在确认消息。眼看一个个电视台都在报道此事，乔安姐也下了命令，开始播报此条新闻。

播完不久，普吉岛官方就发布了辟谣公告。

乔安姐懊悔不已，明明知道有蹊跷，国外媒体没一家报道，还是着了“快即是赢”的道，下属却宽慰道：“反正假新闻又不是头一次，习惯就好。”

回想起去年9月，朱旭老爷子去世的消息铺天盖地，各大新闻媒体均有报道。北京人艺发布声明，才止住了谣言。

为什么病重被报道为去世呢？因为媒体对于“抢新闻”的狂热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他们不惜守在姚贝娜的病房外，等待她死亡的消息。

乔安是新闻台的主编，她的选择能体现出当代媒体的价值判断标准：收视为王，流量为王。

但在她身上能看到一些媒体人的坚持与责任感。歹徒闯进幼儿园，挟持8名幼儿当人质时，她的人马最先到了现场，却没有连线直播，只因她坚持：“在确认小朋友安全前，是不会直播的。”

《我们与恶的距离》也交代出，乔安所执行的判断标准，多有无奈。高层会议上，业务部不断提出要求，步步紧逼新闻部，考虑到收益，乔安不得不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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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是不是没看出来本剧以李晓明杀人案为中心？

李大芝和乔安，正是此案的加害方和受害方。

李大芝是李晓明的亲生妹妹，而乔安的儿子，是九个遇难者之一。

乔安以前对待下属态度很好，在儿子死后性情大变。她无法面对儿子死亡的事实，把所有力气都扑在了工作上。与丈夫濒临离婚，不受小女儿待见。

李大芝，原名李晓文。她的退学、沉默，都和哥哥的案件有关。在品味新闻台工作之前，她有两年的消沉期，在家里昏沉度日，不出门，不洗澡。

本来做着小买卖的父母，一个终日酗酒，一个憔悴不堪——关了小饭店，卖了房子，赔偿受害者家属，跪下给他们道歉。

直到有一天，妈妈拎着她去洗澡，给她改了名字，从此再不联系。

本剧在表明，不是所有杀人犯的父母都是禽兽，不是所有犯罪的成因都可以用“不负责任的父母、不愉快的童年”解释。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像滴滴空姐遇难案中，嫌犯的父母那样自私自利。

真正不顾偏见去追寻真相的，是律师李赦。

他不是要替李晓明开脱，而是要查明真相，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他希望舆论给征服压力，让李晓明在被执行死刑前，有足够的时间做调查。

于是他找到了在《先驱报》工作的受害者家属，希望对方能够去深入调查李晓明及他的家庭。

《我们与恶的距离》好就好在，明明是特殊事件中的特殊人群，但却都让人感到是真实的、与普通人之间的共性大于特殊性的。编剧的功底很强，在简单对白中，就能体现出极其自然，又带着各自立场的态度与情绪。

这位在报社工作的受害者家属，知道这种悲剧在世界上天天发生，仍然不愿去客观、深入地了解加害人及他的家庭。

“我不是上帝，我没那么伟大”，“我是受害者家属”。

世界上本没有那么多内心强大的圣母存在，这是正常人最合理的态度。只是作为报社的媒体人，他应在社会责任感与个人情感上找到平衡点，去引导公众关注事实，去制约公众的过度情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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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剧名带着“恶”的字样，尽管时时刻刻都有着“是非善恶”存在，却没有任何“审判”。《我们与恶的距离》在反思“道德”、“司法”、“人权”、“舆论”等命题，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它始终带着慈悲心，去了解每个人的境遇。像个阴阳互化的太极图。

它冒险告诉你：善与恶不是绝对的。

剧中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恶，就连扫射无辜人群的李晓明，也在跟律师说“不要骚扰我的家人”时，显露出一丝善意。

李晓明为什么会杀人，是全剧等待解释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李晓明的父母不算坏人，妹妹更不算坏人；受害者及家属，则更为无辜。他们的悲剧，是相通的。

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剧中设定了一个“变态”闯入幼儿园的案件，让大家明白全面看问题的重要性。

你看着他一步步走入疯癫，只想解决他的心理问题，不会觉得他是个坏人。

就算一时间全世界都有了统一的善恶标准，对加害方口诛笔伐，善与恶，也不应该是绝对的。《我们与恶的距离》试图引起你的反思，让你产生先去尽可能全面认知再做评判的良知。在新媒体以更迅猛更吸引人的方式席卷网络时，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显得格外重要。

一不留神，你就成了帮凶。

[搜索]中把叶蓝秋推下楼顶的，是一个个只看到片面便开始攻击的网络暴民。有责任感的媒体应该去努力让公众看到“世界的全貌”，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有责任感的律师，应有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勇，阻挡舆论干预司法。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没有公众的角色，公众的角色由我们这些观看者担任。在从不同角度了解这个事件时，我们的认知和观点都会产生变化。

本剧是非观的传达，不是说教，不是蜻蜓点水的，不是高屋建瓴的，而是深入到各方的境遇中去，用最合理最具体的事实、情感说明，在这场悲剧中，每个无辜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全都是被害者。

预防永远好过善后。

预防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了解它是怎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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