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丨落实高质量发展战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来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日前，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公布了新年号为“令和”，自5月1日起正式启用，现用年号“平成”则将在4月30日停用。

平成年号始于1989年1月，这一年日本股市达到历史最高点38915日元，地产泡沫也到了顶峰。在这一年5月，日本银行开始出手抑制泡沫，提高再贴现率至3.25%，随后又连续5次提高至6%。

由于自此后整个1990年代日本经济一直低迷不振，这一时期被称为“平成萧条”，后来又被唤作“失去的十年”，然后是“失去的二十年”，一直到今天平成谢幕，日本经济都没有能恢复到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平成萧条”是日本经济转型未能成功的产物，对中国经济极具警示意义。

日本泡沫经济是经济转型的产物，即从出口型向内需型，由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的过程中制定了错误的政策所致。1985年9月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过高，日本政府担心日元升值冲击经济，从1987年开始扩大货币供应，持续下调再贴现率，即从1987年到1989年5月，货币政策持续宽松，使得大量货币以刺激内需的名义流向土地开发、股市等，制造了泡沫。

中国也处于从出口型向内需型、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双重转变进程中，并承受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压力。与日本不同的是，为了防止经济下行，中国采取了脉冲型的刺激政策，刚刚宽松有效后立即进行抑制，而不是像日本那样持续多年进行货币与财政刺激，由于日本经济缺乏战略纵深，在短时间内就生成整体性泡沫，且长时间持续放大。

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吸取“日本在短期内连续提高再贴现率刺破泡沫导致硬着陆”的教训，也就是应该“慢撒气”。问题是，“慢撒气”是与“吹大气”交替进行，则会慢慢积累泡沫，只是与日本相比，拉长了泡沫生成时间而已。因此，一味通过刺激经济促进经济转型的路径本身不够理性。

造成“平成萧条”的不是泡沫破裂，而是日本政府为了应对泡沫破裂而放弃了经济转型，从而导致经济失去了重心振兴的机会。在泡沫破裂后，日本将再贴现率由6%下调至1.75%，1992-1999年间连续实施了7次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希望通过货币与财政组合刺激经济增长，但无济于事。

这是因为日本完全没有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大规模的持续的基建投资，意味着日本经济依然维持泡沫破裂前的理念、制度、模式与法律，日本经济依然在一个旧的轨道上挣扎，这些效率越来越低的投资只能勉强维持传统产业的产能，也就是钢铁、石油化工、机械等旧时代的支柱产业。当政府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维持传统产业以及传统经济结构的时候，维护了夕阳产业的利益，本该淘汰的企业继续生存，挤出效应让日本丧失了创造新动能的环境和可能，企业没有动力去冒险创新。

日本经济本来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除了国内需求之外，也可以进入国际市场竞争，比如金融、文化、医疗等产业，但日本政府始终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基建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传统产业；另外一个方向是扶持中小企业，激发创新活力。这需要打破日本财阀体制，建立更加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但日本传统体制过于强大。

造成“平成萧条”的根本因素是，经历长期高速发展之后，日本基于旧的制度、法律和模式基础之上，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无法进行结构改革，通过创造性破坏培育出新动能，导致日本经济长期无法从低谷走出，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政府赤字。

2012年底，日本安倍首相提出“三支箭”经济政策，其中第三支箭就是鼓励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但需要大胆的制度改革。到目前为止，安倍的结构改革依然缓慢，“三支箭”有一定成效，但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国制定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在理论上能够避免“平成萧条”的悲剧，通过改革扩大市场作用以及全面开放鼓励竞争，支持中小企业与创新活动。政府提出了新理念，建立新机制，但在推动转轨的同时，中央政府应该警惕不能过度依靠基建与地产保增长，应该果断改变旧的增长机制，避免资源依然源源不断地流入旧增长机制寻求安全的生存。

本期编辑 刘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