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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香港30年,豪宅熠熠,暮气沉沉

作者:i黑马 来源:i黑马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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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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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雪贝财经(snowfinance666)原创

作者 | 贝姐

编辑 | 老胡


许晋亨生于1962年,今年57岁。

 

再过两个年头,他就60岁了。

 

之后的三年,刘嘉玲也将年至花甲。

 

岁月不饶人,岁月也没有饶过香港。

 

 

33年前,这位花花公子搬出了大浪湾道10号。为了新女友刘嘉玲,他和家族反目。

 

在祖父许爱周创立的中建企业中,许晋亨没有一官半职,每月只能从家族信托基金支取生活费:

 

200万港币。

 

很多年,大浪湾道10号的许家大宅都是香港十大豪宅之首,近万平米的建筑独占一山。房子由许晋亨的父亲许世勋早年花费400万港币购地所建,在这一年的估值已过2000万港币。

  

撮合两人相识的是吴君如,在TVB的大染缸里客串丑角。

 


那时候她和家人居住在半山区北角,一处80平米的两居室。两间卧室,一间父母住,另一间被木板隔成两段,一边是两个弟弟,一边是她和外婆。

 

更早之前,他们拥挤在“塘西风月”50平米的唐楼里,那里是抽大烟、红灯区、算命先生的蜗居地。

 

1989年,24岁的吴君如用从TVB赚来的第一桶金在天后庙道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独自居住,300万港币;3年后,她又在三公里外的大坑道买了一套200平米的房子,800万港币。

 

许晋亨的父亲许世勋是船王许爱周的幼子,在2018年去世前的多数年份里都是中建企业的主席,这是一家船王许爱周于1940年代创立的私人企业,在香港持有近十处贵重物业,全部位于核心地段。

 

直到今天,许氏家族倚仗着这些物业,在长年累月中从源源不断的租客中收取租金,支撑家族奢华生活的所有支出。

 

上世纪90年代初,和许家一样倚仗物业赚取租金过活的家族在香港已经庞大。后来的一些年,年轻人们叫他们:食利族。

 

 

1997年,香港回归。

 

那一年,香港以13445亿元人民币的GDP排名中国第一,比内地第一名到第九名的9座城市GDP总和还高出16亿元,是深圳的10.4倍。

 

亚洲四小龙、世界金融中心、东方好莱坞。

 

香港电影的炽热与繁荣见证了那时候的黄金年代。周星驰有一年一个人就上了十部电影,部部惊人,部部大赚;徐克说自己一天24小时都用来拍电影。

 

但是,更火热的是楼市。

 

1984年到1997年的13年,香港房价最多的楼宇涨了13倍,少的也有8倍,均幅11倍,1991年涨幅36.4%1992年再涨39.4%1997年涨了39.5%

 


香港的十大财团,郭炳湘兄弟、李嘉诚、李兆基、嘉道理家族、汪穗中、郭鹤年、郭令灿、施怀雅、冯国经兄弟、黄延方。十个里面,7个主业为地产及酒店,两个做贸易,只有汪穗中做机电。

 

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无一例外均是地产商。

 

但是,1997年秋天,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来去自如的外资成批撤出香港,董建华真的推出了“八万五”廉价住房计划,房地产一夜坍塌。

 

房价的快速下跌让香港经济陷入了长达几年的通缩,经济低迷陷入恶性循环,硬着陆导致经济长时间都无法恢复活力。直到2003年SARS 肆虐结束,香港经历了最惨痛的六年。

 

这期间,整个楼市平均下跌六成半,全港超过一半业主成为负资产,跳楼的年轻人时常见诸报端。

 

但是,绝大部分的香港居民并没有因为负资产而出售手中的自住房,他们节衣缩食,在巨大压力下工作,把月薪的绝大部分用来偿还银行贷款。

 

只要有收入,不到弹尽粮绝,他们都会竭力保住自己的住房。

 

1995年,吴君如已经厌倦了在各种烂片中扮演丑角。她卖掉了手中所有的房子,还借了外债,自导自演拍了一部电影《四面夏娃》。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片子上映。

 

一败涂地。

 

吴君如倾家荡产,租了一套50平米的房间讨生活,一切回到原点。

 

许晋亨和刘嘉玲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持续了3年,三年后,他和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琼结婚。许先生没有搬回许家大宅,转而租住在家族持有的港岛复式单位中。

 

只是,随着家族在物业中收取的租金连年增多,许先生每个月的生活费也水涨船高。

 

 

在房价疯狂上涨、持续欣欣向荣的几十年中,整个香港好像只有一个人在着急:董建华。

 

因为他看到,金融危机一爆发,地产和金融同时都崩溃了。

 

在上任后首年的施政报告中,他就希望带领香港摆脱对单一行业、尤其是地产行业的依赖,他雄心勃勃的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廉价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



他还提出在商贸、旅游、工业、教育上增加投入,大兴改革,尤其是力推兴建科学园,以为香港未来转型打下基础。

 

然而,三年后,当巨量的廉价公屋被推向市场时,刚刚从金融海啸中缓过劲来的香港,头一年房价才稍微有回暖起色。此时即应声跳水,转而继续走跌。

 

于是,三年前这项被全港叫好的“大善政”被指认为房价下跌的“大恶政”。50万有房中产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房价下跌,要求港府救市。

 

他们打出横幅,怒吼着让董建华滚蛋。

 

持有大量房产的富人不希望房价下跌,持有一间房子的中产不希望房价下跌,那些只持有四五十平米蜗居的底层民众也不希望房价下跌,而这些人在当时占据了香港的绝大多数。

 

人心撕掉了遮羞布:他们要的不是便宜的房子,而是只允许自己购买的便宜房子。

 

终于,2004年冬天,香港房价重新走回了上涨通道。

 

 

被逼到墙角的董建华将施政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

 

他雄心壯志地提出了“矽港计划”和“数码港计划”。其中“矽港计划”打算耗资100亿港元发展半导体产业,打造东方硅谷。最重要的打头项目就是建立晶圆厂,而后带动其他相关产业。

 

当时,从台湾热心赶来的合伙建厂方,是张汝京。

 

然而,听闻消息的全港舆论都警惕起来了,他们连篇累牍的质疑:这是台湾人来香港炒地皮。即便后来张汝京承诺不买只租,建设地点也可以分散,香港人还是游行反对,誓言将张汝京赶出香港。

 


久拖不决,两年时间,连一块建厂的地都没被批下来。

 

后来,张汝京去了内地的上海,上海市政府举双手欢迎,批准对他前5年免税,后五年减半,土地近乎免租。

 

中国大陆这才有了后来的中芯国际,不到20年,如今已是中国规模最大、世界排名第四的芯片制造商。

 

“矽港计划”的搁浅,倒是给了李嘉诚之子李泽楷游说港府的机会。疲于应付金融危机的港府,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把钢线湾一片占地24公顷的临海地产批给李泽楷的盈科拓展,股价沸腾了。

 

而时过经年,这个当初誓言“要像美国硅谷一样成功的高科技中心”,硬生生被做成了一个以科技之名的地产项目:写字楼、酒店、戏院和商场。

 


只是,互联网行业的整个沸腾时代都与香港擦肩而过。

 

后来几年,特区政府又提出了“中药港”计划。希望依靠香港严格规范的质检体系和科研能力寻获机会,但是,终因推进乏力无疾而终。

 

父辈时代船王们的冒险、尝试与创新创业的勇气,好像被岁月消磨得一干二净,只剩如今的保存财富、图求稳定和论资排辈。

 

 

多少年,香港唯一不变的只有继续上扬的房价,和更加富有的地产商。

 

2004年SARS退去之后,香港房价重新走回了上涨通道,直至20159月达到最高峰,相比20037月,这12年一共上涨424%,年均上涨35%

 

在2018年7月份之前,又足足连续涨了28个月。

 


在2018年,香港平均房价28836美元每平米,世界第一。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伦敦17219美元每平米和第三的新加坡16494美元每平米,GDP已经超过香港的上海,北京,深圳分别是15323美元,15088美元,13115美元。

 

当董建华在全世界游说他的“矽港计划”时,内地的马云还在杭州的一处民宅中刚刚创业,马化腾的腾讯团队也只有10人。

 

生死渺茫。

 

1999年,李泽楷捡来了一个超过他父亲的机会,他轻而易举的通过电讯盈科以220万美元购入腾讯20%的股票。但是,时隔不到两年,李泽楷就将所有的腾讯股票以1260万美元卖给南非的MIH控股集团。

 


这些看不到未来的科创企业没能给李泽楷看得见的稳定收入,像他父亲一样,地产行业才是熟门熟路,那是稳稳上升的财富。

 

那时候,平安、招行银行、顺丰、华为已在深圳已发展了一些年头,但声量微弱。

 

而十几年过去,一个腾讯的市值便已是电讯盈科的百倍,平安已经逆袭成为香港汇丰的第一大股东。

 

2005年,董建华请辞,北上中央任职。2015年,已经一头白发的董建华说,与新加坡争分夺秒飞奔向前发展相比,香港已经跑输了,“时不我待,在世界发展大潮面前,香港等不起、输不起”。

 

1997年的香港,GDP1773亿美元,1997年的新加坡,GDP1001亿美元。

 

2017年的香港,GDP3414亿美元,2017年的新加坡,GDP3239亿美元。

 

2015年,港府终于决定成立创新科技局,筹备投入800亿港币基金,来提升创科的基建,但马化腾说:在科技创新方面,香港总是觉得差那么一点。

 

2018年,当年一片泥摊的深圳GDP已经超过了香港,足足多出4300亿人民币,1997年,她还没有香港的十分之一。

 

 

1995年,当吴君如以800多万卖掉房子去拍《四面夏娃》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此后自己再也买不起香港的房子了。

 

直到今天,她仍与陈可辛租住在浅水湾的三层别墅里。陈可辛说,他们并不是买不起房,而是

 

“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住房其实是买不起的”。

 

2012年,一个叫“傲璇”的项目落成时,开发商夸下海口,说这些由明星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公寓将成为香港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豪宅。

 

仅仅一年后,这项记录就被打破,随后被打破的时间越来越短;2017年,港岛聂歌信山道的一处公寓卖出了每平米142万人民币。

 

只是,买得起这些豪宅的不再是那些香港的年轻人,而更多是从泥泞、九死一生中走出来的内地富豪。

 

2018年冬天,56岁的张学友在北京五棵松开了一场演唱会,卖力热舞后他坐在横栏边喘着粗气,说这可能是他今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两个礼拜后,同龄的刘德华也终于唱不动了了,声音嘶哑的他难过得泪洒现场。

 



写至此,我敲着脑袋想,这么多年里,在商业、娱乐领域,为什么还是那些老名字?

 

一个年轻的都没有。

 

早在几年前,李嘉诚和他的事业已经撤离了香港,在英格兰,他继续赚取着房子、水和电带来的稳定收益。

 

许晋亨还是那个花花公子,领着每月的生活费,在经济糟糕的2008年,他用亿元婚宴迎娶李嘉欣。如今娇妻幼子,任凭经济起伏,他旱涝保收。

 

2018年,他那大浪湾道10号的许家大宅已经超过8亿港币,33年翻了40倍。

 

只有房子,是靠得住的。

 

这里是香港,豪宅熠熠。

 

这里是香港,暮气沉沉。



*本文由雪贝财经(snowfinance666)授权i黑马发布,作者:贝姐,编辑:老胡。i黑马,让创业者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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