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15万元善款，没救到人却引发官司！夫妻俩反目成仇，都说要给宝宝一个公道

连续加了两天班，嘉兴南湖区大桥镇的莫东林（化名）看起来有点累，直到说起儿子，说起关于“放弃治疗”的指控。“自己的孩子能不宝贝吗？刚出生时，我头上有两个旋，他也有两个，我耳朵上有个聪明洞，他也有，我不知道有多高兴。”

这个孩子在人世间匆匆走了一遭，从出生到离开不过10个月，倒有7个月辗转在医院和家之间，却在离世后引发了一起民事官司。

3月25日下午，原告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滴筹”）起诉莫东林未将通过“水滴筹”筹得的约15.3万元款项用于儿子的治疗，也未积极寻求治疗，要求其退还款项，并支付利息。

钱江晚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当事人双方，复盘此事。

一场爱心接力的尴尬反转

▽▽▽

15万善款用到哪去了

2017年11月中旬，才出生两个多月的儿子突然便血，莫东林和妻子许丹（化名）带孩子到嘉兴当地医院检查，发现孩子血小板只有6（正常值是100~300）。

一家人连夜赶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挂急诊，最终确诊孩子得了一种极少见的免疫缺陷综合征，就此开始治疗。2018年4月中旬，孩子病情突然恶化住进ICU。莫东林随即在水滴筹上发起公益筹款，3天时间，6086人次参与，共筹得153136元。

但这笔钱最终没能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2018年7月23日孩子去世，不足周岁。

这场爱心接力事件却在临近结束时出现了让人尴尬的反转：水滴筹方面陆续接到多次举报，称莫东林名下有三间店面房、多处房产，家里还是拆迁户，筹得善款并未用于治疗而是拿去还债。

水滴筹方面在给钱江晚报记者的回复中表示，2018年7月27日，经举报发现莫东林在该平台筹得的款项并未全部用于患儿治疗，进而联系了所有的举报人，对举报内容进行了核实。“本着对赠与人有所交代的态度，经调查莫某确实有款项挪用（甚至没有将所筹款项用于治疗）；同时从医院调查显示莫某存在消极治疗的情形。”

2018年9月，律师介入调查，莫东林因家庭纠纷不配合平台退还款项给赠与人，所以才发出律师函催款，最终提起诉讼。

水滴筹的诉讼理由很明确：一是筹款未全部用于患儿治疗；二是认为被告方消极治疗。

那么15万善款用到哪去了？

父亲给记者看的治病花费的收据

莫东林承认，筹得的153136元提现后，有10万元转给了姑父，另有部分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尚有结余。“这10万元是孩子做骨髓移植前就向姑父借来给孩子看病的，能算挪用吗？”他给记者看了两次转账的信息，借款转入是2017年12月中旬，还款是2018年4月中旬。然而两次资金往来都是私人账户，莫东林也知道他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这笔钱用于治疗。

至于消极治疗，莫东林矢口否认。“骨髓移植这么大的难关都闯过来了，谁会放弃！”他说，无论法庭怎么判他都能接受，除了质疑他消极治疗，“说我主动放弃孩子治疗我绝不接受，如果是这个理由，我一定要上诉。”

来自孩子母亲的说法

▽▽▽

有房有车还有店面

为何还要筹款

大桥镇并不大，周边人多少知道莫东林的儿子得了难治的病，没有救回来。让他们疑惑的是莫东林怎么会成被告？

“他们家经济条件应该挺不错的，怎么会（筹款）呢？”黄先生家的门面房距离莫东林家的三间门面房不远，在他看来，同村人里，莫家的经济条件算中等偏上。

名下有三间店面房，多处房产，还是拆迁户，举报人质疑莫东林筹款动机不纯。

钱江晚报记者也找到了被举报的三间店面房，就在嘉兴大桥镇一处商业街上，如今都在出租。

莫东林家的3间店面，是连在一起的

“这3间门面房水滴筹是知道的。”莫东林说因为他是第一次筹款，不熟悉流程，当时水滴筹的工作人员还曾到医院帮忙操作，“他们需要哪些材料我都按要求提交了。”其中也包括加盖村委会公章的这3间门面房的租金证明。莫东林认为自己并不存在故意欺瞒。

关于这3间门面房的租金，有三种不同说法。莫东林在筹款项目信息统计表中的表述是“一年租金6.5万元”。在同一条街上也有门面房的黄先生告诉记者，这3间门面房如果按目前市价出租一般年租金在8万元左右，“但如果他们租的比较早，可能会低一些”。而在举报人口中，这3间门面房的租金“毛估估10万一年”。

除此之外，莫东林家被曝出是拆迁户，几乎与“暴发户”划上等号。但他表示，虽然确实被纳入拆迁范围，但至今也未谈妥，房子没拆，也没拿到拆迁补偿。

莫东林家的一处房产

“担心后期治疗费用跟不上，孩子需要长期在上海治疗，为了照顾孩子，我停薪留职，妻子辞职，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收入来源就靠我父亲三四千的月工资和门面房租金。”莫东林说，当时他被ICU的费用吓住了，“每天三四千、五六千地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按他的说法，当时为了给孩子治病已欠下20多万元外债，而医生预估后续治疗费用可能要40万元左右。

孩子住进ICU的当天，莫东林发起筹款，第三天孩子从ICU移回普通病房。“我就立刻停止了筹款，因为费用降下来了。”他试图以此表明，自己并没有主观故意骗筹的想法。原本，他筹款目标是40万元，实际筹款153136元后停止。“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后期治疗有需要，可以再筹。”

自费不到15万元是否真拿不出来

那么孩子治疗到底花了多少钱？

水滴筹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出具的证据显示，患儿住院期间花费共计35万多元，其中纳入医疗报销15.8万余元，另外还获得爱佑资助基金、上海市罕见病基金、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共计8.8万余元。

经钱江晚报记者查证，“嘉兴市南湖区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应为“儿童两类特殊疾病救助”，主要针对嘉兴市本级14周岁以下儿童，申请条件中并无家庭经济条件限制。根据救助标准，莫东林申请到约2.8万多元。差不多在2018年8月到账。

而记者获得的一份慈善帮困基金退款单显示，因为“异地医保报销后，基金资助部分超过自费部分”，因此4万元爱佑资助基金中有一部分在患儿出院时被退还。申请日期显示是2018年6月。

大致估算下来，最终住院期间莫东林家庭需要负担的医疗费用不足15万元。

尽管莫东林解释说，还有很多自费支出需要负担，比如孩子在上海治疗期间，几个月里陪护家长的吃住行，都是不小的开支。

然而以他家的经济条件，负担这些开支是不是已经需要动用社会资源发起公益筹款才能解决了呢？

家人坦言刚开始没考虑卖房

“我们也不是想要‘洗白’，就想有个说话的机会，（筹钱）不给孩子看病不可能的。”莫东林的父亲也承认，“如果不是这场病，我们家的日子是还好过的。”

事实上，莫东林目前住的房子，是父亲早年买入，现今二手房价格约百万元，名下还有一辆现代轿车。

在孩子治疗期间，考虑后期费用，是否也考虑过卖房、卖车呢？

“当时不想卖，不能让孩子治好了没地方住。”莫东林的父亲坦言，“但是真到万不得已，该卖房也得卖。”

在他看来，卖房卖车是退无可退的最后选择。

儿科医院血液/肿瘤科的护士，对孩子仍有印象，听说这事忍不住露出惊讶的表情，“怎么会呢？”水滴筹并不是与医院有合作的慈善基金平台，但确实有不少经济困难的患儿家庭会通过这个途径筹措治疗费用。“说实话，我们只知道患儿的治疗情况，也不会刻意去打听经济条件。”她看了一眼住院区走廊上正在休息的孩子和家长，转头说，“住进这里的孩子，哪一个没有故事呢？”

这场爱心接力事件让人尴尬的反转，到底会有怎样的收尾？

莫东林说，已经接到通知，4月25日，会有结果。他说，无论输赢，该退的钱他会退，但该给他的说法，也要给。

莫东林的父亲拿出一张照片，照片左侧的女子就是孩子的母亲，而右侧的是水滴筹的工作人员，背景则是他们家的店面。

孩子母亲竟是“举报人”

在莫东林口中，许丹处于“失联”状态。“原来的手机号停机了，新号码不知道。”

在许丹口中，“失联”是莫东林造成的，因为她原本使用的手机号是莫东林的副号，注销也是他主动的行为。“我又没有拉黑他的微信，要找怎么会找不到呢？”

“她是不会回我的。我也不想联系她。”莫东林的这句话基本定位了夫妻两人目前的关系——分居，关系僵硬且互不联系。

许丹并不讳言分居事实。“分居是小孩走掉以后我就出来了，你说我在那边还有什么意思。”许丹母亲补充说，小孩在的时候也是看在孩子份上勉强相处。对此许丹并未反驳。

即使记者出示了采访证件，许丹仍然充满质疑和防备，她怀疑记者是莫东林请来的“帮手”，甚至怀疑整个采访是在其陪同、监督下进行。因为在她看来，莫东林“急了”，急于把事情转化成夫妻双方的私人恩怨。

在水滴筹代理律师提交的材料里，最早的举报人之一自称是“小孩的妈妈”，指责男方“筹了钱就想放弃他，不给他看病”，“希望水滴筹给所有好心人一个交代，给宝宝一个公道”。

看到这些材料，莫东林并不意外，反倒有种“原来如此”的笃定。因为早在2018年5月中旬，孩子还在治疗期间，女方曾询问水滴筹工作人员，筹得的15万元款项中有10万被用于归还借款，是否属于挪用，但又阻止工作人员向男方核实情况。当孩子过世，随之而来的“举报”，成了另一只终于落下的靴子。

关于筹款，莫东林坚持说是夫妻两人共同决定发起的，妻子许丹曾作为家属在筹款页上留言“证明情况属实”；许丹则说，一开始她并不知情，直到莫东林在朋友圈发布筹款链接。

对举报这件事，许丹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说这不是一件家务事。“他挪用公款，挪用的是6000多社会人士、爱心人士的（捐款）。”

这桩围绕公益筹款而起的官司，以及由此产生的舆论关注，似乎都成了夫妻双方的某种博弈。

夫妻反目互指“为了钱”

嘉兴当地论坛和公号上发的文章显然已经给莫东林造成困扰，他无法接受自己被粗暴、一面倒地描述成一个挪用儿子救命钱，导致亲生儿子不治身亡，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父亲。

“了解情况的人不会这么说（我）。”莫东林给记者看曾经的病友发给他的鼓励短信，他说也有病友在看到当地论坛的文章后面留言，说“不知道他们夫妻为什么会在孩子走后还有这样的纠纷，我看到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是照顾得很好的”，结果反遭围攻。

莫东林也试过主动联系对方，提供孩子的病因和检测结果报告，他希望对方能把这些内容置顶，以驳斥文章中的部分指控。对方回复他三个字，“知道了”，然后再无下文。

这一切都让他相信，有人在针对他，搞事情，而“主使人”就是孩子的母亲许丹。

“（她）现在还经常发朋友圈骂我们。”莫东林的母亲说，平时许丹的朋友圈是屏蔽他们的，“只有骂人的时候才会让我们看见。”她翻出一条3月21日晚上亲戚转给她的微信，里面是许丹当晚发布的一条朋友圈：××，你是来搞笑的吗？黔驴技穷，老老实实把私吞的善款吐出来，否则等待你的将是囹圄。

许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了钱呗。”莫东林回答得毫不犹豫。

孩子母亲发的微信

他说起孩子治疗期间的一次争吵，当时双方家长也在场。“我说我们不如分开带孩子，各带一个星期，这样互相埋怨也少一点。”孩子去世之前，这样的争执已经多次发生，两人相互指责对方照顾孩子的方式不对，“结果她说，孩子我带走，给她一百万。”莫东林觉得这是许丹的真正目的。“因为我让他们（女方）做个决定怎么带孩子，第二天她给了我这个答复。”

“还不是为了钱！”许丹则指责男方不愿退还水滴筹款项是意图贪墨，因为在她计算的账单里，通过筹款，给孩子治病莫东林不仅没有负债，反倒赚了十来万。“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有钱也不肯拿出来，自己去弄一个人赚钱？你真的借钱了怎么不跟我说呀！”她说，孩子治疗期间曾有同村人看到莫东林的父母跑银行。“去买理财。”尽管并没有实质性证据，但她相信这就是事实。

最后一天截然不同的记忆

在孙子去世之后，莫东林的母亲找了份工作，在当地幼儿园里做阿姨，此前因为身体不好，她做了20多年的家庭主妇。

“没有办法，再不出去转转，我的心都要憋死了，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在幼儿园，跟孩子们在一起，她心里好受些，人也胖了些，但只要一提起孙子，眼圈瞬间就红了。

她总也忘不了孩子走那天。“那天上午他们父子俩还去找个老医生，东林小时候也在那里看过病的，孩子吃什么都不见好，人越来越瘦……”她忍不住哽咽，“下午3点多，没了。”

知道孩子走了，亲家也赶了过来，她做的晚饭。“烧了番茄炒蛋、鸡爪。”自己吃不下，“她们母女俩倒是吃了，还吃了两碗，啃鸡爪子。怎么吃得下去呢？你说。”

关于这一天，许丹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孩子是走了，但好歹也是个……我说要给孩子弄个冰棺。”说到这里许丹也有些哽咽，“你知道她怎么样？转头从冰箱里拿出6瓶冰得硬邦邦的矿泉水，她怎么知道孩子哪天走呢？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

自由恋爱两年，结婚一年后有了儿子，他们曾经也是同床共枕的爱人，但如今都不吝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对方：一个觉得对方不可理喻，如跳梁小丑；另一个觉得对方不负责任，面目可憎。

莫东林的父亲站在院子里照看他种的几棵果树，这里原是他早年养猪时建的房子，前些年猪不养了，在院子里捯饬了几棵果树，原本他以为可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孙子没了，儿子也已经起诉跟儿媳离婚。“我只希望，他们做不成夫妻，也不要成为仇人。”

这对反目的夫妻，微信的头像，还都用着儿子的照片。

来源：钱江晚报/浙江24小时记者 詹丽华 文/摄

值班编辑：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