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沙龙回顾 | 我们记录下的人和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常务副主编李菁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节目部主任张斌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韩晓宁

最好的相遇

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的标题是《最好的相遇》，其实这是我借用了在周刊成立20周年文集里所写文章的标题。它看起来也许有点煽情，实际上却是我在回顾周刊十几载岁月时，生发出来的最由衷的感慨。“最好的相遇”，既是我与记者这一职业最好的相遇，也是我与《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个媒体最好的相遇。

前段时间，我面试了一名实习生，通常是我要问他一些问题，了解他的想法。但那天，他突然向我抛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当记者？做记者这一行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一下子还愣了几秒钟——或许平时太忙于琐碎工作，没时间“仰望星空”、抽离出来去想：当时我为什么会选择记者这个职业。

所以当他向我问这个问题时，我几乎是本能回答道：记者这个职业，是在我能想象的行业中，最有可能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体验不同人生的一份职业。当然，如果回到2001年，我刚加入三联时，我并没有这样弘大或者颇具哲学意味的想法来引导我选择这个职业，更多的是依据个人兴趣。

其实，“记者”是我少年时期就向往的一个职业。那时候我曾是一位体育迷，我的梦想是做一名体育记者。但真正报考大学时，又退缩了，因为父母觉得女孩子做一名体育记者太辛苦。“新闻”并不是我从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后最具“正当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大学所学的专业与它没有任何关联。毕业后兜兜转转，我最终放弃了世俗眼里衣着光鲜的生活，找回了最初的梦想——做一名记者。这样想起来，也多少为自己感到骄傲。

回想起来，幸运的是我可以在杂志的黄金时代与《三联生活周刊》相遇。

2001年开始，真正周刊化运行

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从半月刊实现了真正的周刊化。现在每当看到这些封面我都会很感慨，三联当时在市场上所占份额并不是很大，但是它有这样一份勇气、这样一份决心、这样一种胸怀去拥抱时代，有一份做真正的“大刊”的气象。

“三联”周刊化之后带来的一个选题定位上的变化，就是对社会热点的关注越来越多，这是当时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热点封面。可以看出，从时政到国际、到社会热点，当时我们也是以非常坚决的态度来回应时代热点。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加入周刊的。社会记者是一个入门训练，我们需要迅速到达现场，需要东奔西跑，这锻炼了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以及迅速切入的应急能力。经过这样一个锻炼后，在之后面对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迅速建立一个相对客观的判断，所以，我认为对于一名新记者来说，做社会新闻是非常有益的锻炼。

2008年，我在地震现场。当时只有我一个女性，所以被单独安排在大记者棚中住，晚上因为害怕，我就拉来了摄影记者，这是当时他抓拍的我，回想起来，虽然辛苦仍感幸运，感谢这些经历，感谢遇见的人和经历的事构成了我的生命，感谢这份职业。

去年我在耶路撒冷戈兰高地

这位是“水门事件”的主要调查者之一、《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我在美国参加一个记者项目时听了他的一个演讲。他当然是全世界记者眼中的“男神”、偶像。演讲之前，大家争相与他合影。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他得知我来自中国之后，问了一句：“在中国有调查记者吗？”我当时本能地回答是“Of course!”时间太有限，我没有办法向他展开回答。但他的问题让我难受，至今仍常常萦绕脑海中。

如何成为一名好记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好奇心、求知欲和包容心——参差百态才是幸福的本源，所以包容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悲天悯人的情怀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对一切新闻的关照，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关照，对人的状态和命运的关照。我一直自嘲自己有妇人之仁，无论是写社会新闻事件还是历史事件，我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跟主角的联系，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迷茫、执着……我只有感受到对方的情感，才能用文字传递出来。

2005抗战胜利系列报道

很多新记者都曾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他（她）们觉得自己在选题上应该有更多的个人选择，但大部分时间还只是实现杂志的一个“工具”，没有办法自我发挥。我的体会是，在从新记者到老记者的过程中，你需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周刊的老记者们都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慢慢挖掘出自己的潜力和兴趣，顺着自己开辟出来的这种相对专业的报道领域再进入系统化的工作。周刊也会给大家一个空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对我来说，历史是我最先进入系统化采写的领域，2005年，我参与了一系列关于抗战胜利60周年的报道，这个过程我发现自己对历史很感兴趣，后来老主编朱伟也有意识地把我往这个方向推，之后我参与了很多历史相关的重大报道。

我进入系统采写的另一个领域则是人物报道。2006年在老主编的帮助下，我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口述”，采访了好多文化、政界的名人，写了十年后发现很多当时的受访者都不在了，当下会觉得很庆幸能为他们留下这样一份记录。

这是我口述系列的一篇文章，通过采访白先勇先生来讲述他的父亲白崇禧

这是我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结成的文集。我喜欢一句话，“人终为灰土，而书得以永存”，留下一些文字，这就算我的小私心吧。

“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这是我在杂志1000期回顾时给自己的总结，记者这份职业有一个相对“特权”，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在场。我们有幸见证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用我们的文字记录下来，成为大时代的一个注脚。

“见众生”，记者这样一个工作可以和各种人打交道，与其说我们报道了他们，不如说他们滋养了我们，特别是后来做口述后，我发现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浮沉的历史，让我感慨万千。所以他们的人生经历虽然变成了我笔下的文字，其实更变成了我对生命的一种认识。

“见自己”，王尔德曾经说得好，“演好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演了”。我一直拿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我觉得，既然我喜欢做这一行，我就做好，虽然现在传统媒体看起来好像是博物馆的标本一般，但是我不管，我只要做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给自己留下一分记录，给时代留下记录，我觉得这是我内心沉甸甸的收获，我不在乎别人的唱衰，诸如“纸媒已经衰亡”之类，我始终相信，这世上还有会读懂、珍视这些文字的那些人。

给大家分享一张我在2011年在纽约重访高耀洁时拍的照片。我是在2003年底去她家做的采访，当时周刊选她做了2003年的年度人物。后来在她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没想到我们能在纽约一见。当时她老泪纵横地对我说，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对我来说，她不仅仅是我报道的一个任务，更是变成了我生命中难忘的一个人。这些人构成了我生命的记忆。

这是我在2016年去切尔诺贝利采访拍的照片，因为担心辐射超标，需要经过一个安全门，如果辐射超标，要立即安排换衣服、洗澡。同行的摄影记者帮我拍了一张，我非常喜欢这种伪装成战地记者的样子，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当时我们在2017年3月做百年贝聿铭的封面，去贝聿铭事务所采访当天，赶上了纽约的暴风雪，我带的衣服非常少，情急之下，就把住的民宿里的大毯子拿出来披着迎着暴风雪出去了。

做耶路撒冷专题时，我采访了以色列作家奥兹，结束时我们相约在北京相见，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当我想起这些时，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见过他们，跟他们进行过心灵上的沟通……我更感谢这个职业，感谢《三联生活周刊》。我觉得一本杂志，这么有包容性，鼓励个人往不同的方向发展，有一群性格各异，专业各异的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才有了这样一本沉甸甸的20多年的积累。

所以，我与记者这个职业，与这样一本杂志，都是最好的相遇。

高考结束我选择了自己最钟爱的专业方向，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广播电视行业。我非常感谢当时的老师们，是他们让我们这些懵懂的孩子更快地走入自己的职业之路。

我的志向定得特别早，高中便立志当体育记者，因为很羡慕当时电视上体育记者转播赛事时的样子，“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在日本代代木体育馆为大家现场直播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代木体育馆或许对大家来说并不熟悉，这是专门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建造的体育馆，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专门去了那里，但是我始终没有推开那扇门。

回想起来，记者这个职业在我心中第一个属性就是自由，可以走遍世界，另外，也让我觉得记者很受人尊重，且这个职业和我喜欢的体育密切相关，所以我特别早就确定自己一定要当记者。

刚进入大学，我特别执着将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也是新闻人最高的理想之一。但是，当时稚嫩的评论是无从发表的，只有翻译才能偶尔见诸报纸，当时《中国日报》两毛钱一份，体育版是大量的外电转载，我就把这些内容再转化成4到5篇稿子，一篇稿子最高可以卖75块，最低5块，换算一下，给足球报写篇稿子可以买5个肘子，这是当时大学生对于富的定义，钱可以买点好的吃穿，但是更重要的是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的兴奋感，那是特别难以忘怀的，现在仍如此。

2008年，我开始为三联撰稿，至今已经写了11年了，很多人说给三联写稿一定是有水平的，这句话非常正确，但是不适用于我，我心中始终有一种惶恐，虽然我已经五十了，但是我对铅字仍抱有一种憧憬和好奇，平时我也会订各种国外杂志，有些好杂志和三联一样，是一个我可以逃避的地方，之于我是一种心理上的寄托。

我赶上了80年代的教育，90年代开始参与工作，经历了被认为最好的人文时代，经历了中国电视转型最重要的90年代，又收获了中国体育大步向前的新世纪的将近20年，所以我个人认为，我是其中重要的受益者。

像李菁老师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现场，几乎不敢自称为记者。这份职业之于我的满足感是很高的，我想要告诉大家，这世界上有很多极端的职业体验，是你一定要努力去获得的。

如果大家坚定地想做新闻这一行的话，就从最笨的方式做起，从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开始做起，从一次次到达现场开始做起。

主持人：在当下，专业媒体人的责任和角色同自媒体人有哪些区别？我们对自己应该有哪些不一样的要求？

李菁：对我个人来讲，我在传统媒体长大，我更享受这样一个节奏，这样一个传播方式。实际上我觉得自媒体中很多人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记者训练，一些基本的事实恰恰需要传统记者扎扎实实回到一线去挖掘。自媒体很多，但事实不够用，因为大家很少去现场做实事，反倒一个事情发酵后，大家拼命在上面的碎片里去做文章，用各种角度，各种方式博眼球。我不是一味地去贬低自媒体的作用，我希望自媒体在专业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方面加强，而不是用一些噱头去博眼球。

张斌：做自媒体，有人追名，有人逐利，有人名利双收，有人甚至有更大的图谋。我个人认为，寻求更大突破的自媒体，迟早会变成机构化的自媒体，所谓的机构化的自媒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机构化，而是说它没有最初大家所期待的自媒体的自由和独立，而变得可以被商业利益左右。自媒体毕竟浩浩汤汤，是时代进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更多人发言，更多人发声，更多人提供碎片，拼接成一个社会现实，哪怕是一个错误的碎片，也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可能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让碎片碰撞，让时代裂变，我们才能达到相对期待的那样。对于很多新闻系的学生来说，找不到工作可以先做个公号活着，但我认为做一个优质自媒体的难度很大，甚至比你在机构谋职付出的更多。所以，无论你在机构媒体还是自媒体，真功夫必须有，有些是天赋有些是后天，需要高密度，毫无人性地去学习。

主持人：一个专业媒体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张斌：先说眼前的焦虑，焦虑可能跟年龄或者你的管理层级有关，跟你对未来的不确定有关。我觉得一个职业传媒人的诸多能力中，专注力是下降最快的一项能力，专注力分几种，一种是针对你当下的职业角色，你是否把自己最大的精力放在职业角色上？你是否还拥有在单位时间内面临单一工作的那种投入和精力的调配能力？主持人是在短短的时间单位中尽可能多地释放信息，这是主持人的核心能力，这个核心能力需要你此前有大量的积累，你积累的能力其实是你专注的能力。自我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业的变化，这个能力是有所下降的，这个焦虑是我前所未有的。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时，你无法全身心地投入，这是我内心特别大的挫败，如果没有一个持续的最佳的职业状态，哪怕给你再多的薪酬和社会尊重，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陷入一种糟糕的职业状态。

李菁：我到三联的时候，才刚刚组建了社会部，当时我们顶着很大的压力在抢热点。每周二例会，在此之前你可能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被指派到哪里采访，后来很多人受不了这种疲于奔命的工作状态，陆续离职。但是我很喜欢这种不确定的生活。有时候我在国外采访某个人时，会忽然恍惚，觉得我怎么会跟这个人发生联系。早期我真的很享受这样的工作，这份工作也极大满足了我想要到处走走的小私心。

后来，我开始操作一些相对大的选题，也有了相对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写作，如此就陷入了另外一种工作状态，这个世界也让我着迷。比如之前做“吴清源”的一个封面，我跑去日本采访阿城，采访芮乃伟，全身心地投入这个选题。我喜欢这种不确定性，这份工作恰好满足了我对生活的期待。

现在，三联在做媒体融合，去年我开始负责中读的业务，这是一个相对像日常办公室的工作，每天早上我需要处理一些事情，老实说我还挺怀念当记者的日子。

主持人：一月份，习近平主席曾提出“全媒体”的概念，希望媒体能够建设成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可以说是为现在的媒体提了一些全新的要求，能否分享一下两位正在经历着的变化？

张斌：我们现在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包含CCTV、CNR、CRI，这三大机构应该会在今年国庆之前完成一次整体改版。其中，体育频道的改版提出了三个全覆盖，首先是赛事资源全覆盖，其次是受众全覆盖，最关键的是覆盖年轻群体。最后是渠道全覆盖。9月26日之前，我们会创办一个以短视频为基础的媒体应用工具“央视频”，我认为，央视频就是央视的未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短视频入口，但它并不是简单以短视频为特色，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提出的是轻量化，超越电视内容的新媒体工具化产品。这样一个机构，它发生转变非常难，所以大家都努力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在努力。

李菁：媒体融合也是杂志的一个选择，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如果我们不做转型，只依赖传统的读者，肯定是没有未来的。我现在感觉这样一本杂志，这样一个品牌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个负担，怎么利用好这个品牌，把品牌既往的优势放大，也是我目前在摸索的，依赖于品牌优势，创造出一些新形式，目前中读就在做这样一个事情。这个不太容易，每一步都很艰难。

观众：目前对体育记者的需求以及行业发展的近况是什么？

张斌：总的来讲，体育传媒是传媒发展中资本化、社会化和科技化表现得非常充分的领域，我所感受的最澎湃的媒体进入体育中的时期，其实反倒是二十多年前，在职业足球深化改革之初，中国职业联赛中有个体能测试，大概有几百家媒体集中在昆明的一个郊区海港，其中还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媒体叫《华东化肥报》。现在体育记者的总量并没有比20多年前提升多少，但是对体育记者的质素要求比以前高很多。如果你想当一个好的体育记者，我认为支撑你走下去的最根本的是，你应该问自己，是因为什么爱上体育的，是因为什么需要体育的，这很关键。

观众：体育新闻在社会影响力方面的看法。

张斌：体育的概念纷繁复杂，我个人认为，在当前的中国，体育应该是文明的标识和基石，它不应该只是一场简单的比赛胜负或者一次出现。

观众：当个人的想法与所在平台产生了冲突，该如何权衡？

李菁：我个人的想法是，所谓冲突分两个层面，一种是你的能力和视野还不足以与你工作的平台相匹配，我也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慢慢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领导说的是有道理的，他有他那个层面的编辑思想，比如我曾经在李敖大陆巡讲时去采访他，领导们觉得应该从李敖背后的商业化动机来写，我觉得这是矮化李敖，我不能接受，后来他把文中掺杂我个人情感的话都删了，变成了另外一种叙述模式，至今，我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看法。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化的做法，如果我是自媒体，那我完全可以代表自己发声，但是反过来，在单位工作，就需要沟通。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当你有足够强的能力，你的发声甚至可以代表杂志。年轻的学生很容易把技术性的冲突曲解，或许是你的采访不够扎实，表达有偏颇，就会误认为是自己的青春理想在现实中被平庸的领导给折磨，这是毕业生很容易发生的误解。

观众：现场报道常会面临危险，记者该如何面对工作中的恐惧，且一次次地乐在其中？

李菁：其实做社会记者时间长了，就没有什么恐惧心了，这种感觉其实挺难得的，有时候别人问我怕不怕，我说当然怕，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是我的工作，是领导派我去的，下周一就要交稿子，怕也没用，必须要交稿子，当然同时你要做一些风险衡量，如果确实风险很大，就需要学会保护自己，这不是逞一时之勇，完成一次英雄壮举，从我个人角度，我很钦佩“独眼记者”卡尔，但是我真心做不到，特别是有了家和孩子之后，我觉得要惜命，所以我会做一些权衡，但是这份工作也会比平时的工作多一些风险，你需要衡量这个风险，是否愿意为这个风险去做一些努力，这也是社会记者这份工作的魅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