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的连续爆炸袭击发生后,科伦坡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筛子,人们担心,筛子的每个孔洞都有可能有炸弹流入进来。
记者 | 王珊
失联的同伴找到了吗?
“我们失联的4位同伴找到了吗?”恢复意识之后,宋平(化名)一直在询问每一个到他病床旁边的人。每一次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而我也只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我站在他的病床旁边,看着他的眼睛慢慢暗淡下去,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语言。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件,都有着各种解决不了的“为什么”,但我们连最简单的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了:为什么会发生在斯里兰卡?
爆炸发生地点(图源:BBC)
这并不是宋平第一次到斯里兰卡。他是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来斯里兰卡是做海洋洋流的观测。对于斯里兰卡,他印象一直很好,相对于周边的巴基斯坦、缅甸等区域,2009年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一直处于相对平和的环境。爆炸发生前,他住在金斯伯里酒店(Kingsbury),这是此次连环爆炸案的一个发生点。金斯伯里是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位于科伦坡市中心,距离科伦坡地标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只有200米。
爆炸袭击后的金斯伯里酒店(图源:menafn)
宋平是4月20日下午才到斯里兰卡的。按照计划,在4月21日,他们会在吃完早餐后退房,前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负责的“实验1”科研考察船的印度洋航次。一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告诉我,从4月开始到现在是斯里兰卡的雨季,是海洋季风最佳的观测季节,而这些获得数据将服务于降雨预报。
宋平躺在病床上,脑袋和手脚都缠着绷带,有血从里面渗出来;他的身上到处都是擦伤,还有灼伤的痕迹。好在,手术后,他体内的大部分弹片已经取了出来。他不敢跟家里人视频,他女儿年纪还小,宋平怕自己的样子吓到女儿。宋平已经不记得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按照计划,宋平和同事们将在吃完早餐后办理退房手续,他记得当时他和另外四名伙伴坐在一张桌子旁用餐,有两位跟他同一个单位,其他两人则是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
没有任何预兆,爆炸就发生了,他一下就失去了意识,爆炸后他脑袋里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一群人将他用担架车推了出来,抬上了救护车。等他醒来后,宋平才知道同桌吃饭的四位伙伴失联了。爆炸第二天早上,金斯伯里酒店员工Ann到酒店帮忙清理现场。她发现,门口有军警在检查,除了酒店员工之外,没有人被允许进入。没多会儿,Ann就跑了出来。餐厅已经变成了另外的模样,酒店的自助餐厅和旁边的海鲜餐厅、烧烤餐厅都炸了,落地窗的玻璃朝外面炸裂散开,只有隔着一条长廊的中餐厅状态还算完好。她告诉本刊,“餐厅里,地面上碎玻璃渣非常多,地上很湿,看不出是水、还是酒,特别地滑。”
她才20岁出头,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她很害怕。我们两个是在一辆车里交谈的,在几分钟的聊天里,她一直要求下车回家,“这里不安全,你看这么多车,都可能藏着炸弹”,她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爆炸发生后,Ann迅速清理了一下家里的食物和零食,她跟室友规定了每天要吃的量,“很严格,一定不能多吃。” Ann在科伦坡待了三四年,她从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除了偶尔有小偷小摸的事情,斯里兰卡还是很好的。”她告诉本刊,就在上个月,她还在鼓动朋友来这里工作。
就在宋平被炸伤的同一天,斯里兰卡共有8起连环爆炸案发生。其中有一起发生在尼甘布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在科伦坡北边30公里的地方。16岁的女孩Fernando(费尔南多)听到爆炸后,从家里奔向了教堂。Fernando说,她永远忘不了当时的情景,整座教堂里都是血腥味,有很多人一些孩子找不到自己的父母,一些人则找不到孩子。这些人里,有她很多的老师和朋友,以前,她每天都能看到他们,“一对父母在哭喊,因为他们的三个孩子被炸到了教堂上面的瓦片上。” Fernando说她睡不着,她会不断想起朋友们的遭遇。
爆炸袭击后的教堂(图源:美联社)
4月24日,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召开发布会,大使程学源介绍,在4月21日斯里兰卡连环爆炸事件中,一位中国公民确认遇难,5名失联的公民中,有4人疑似死亡,1名尚未找到。“之所以说疑似死亡,是因为4位失联者的遗体还没有得到家属的确认。”程学源说。4月25日下午,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发布消息声称,最后一名失联中国公民已经找到,并经家属确认已经遇难。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消息,解答了宋平的疑问。
“仿佛到处都是炸弹”
爆炸袭击发生后,整个斯里兰卡的公共场合包括医院、政府部门、车站、加油站都进行了戒严,有军警在值岗。进入这些区域的人都要接受安全检查,如果背包,还会被要求要打开书包,对包内物品一一进行查看。此外,爆炸后,斯里兰卡全国范围内实行宵禁。一名在当地居住了15年的华人告诉我,自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这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全国范围内宵禁了,只有去年中央省康提地区僧伽罗人和穆斯林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局部地区进行了宵禁。
安全人员镇守在遭袭击的圣安东尼教堂外。(图源:法新社)
科伦坡已经进入了最炎热的夏季,热烈的太阳灼在皮肤上,压抑着人们毛孔里释放的紧张感。其实,这种紧张从我下飞机走出机场的一瞬间就感受到了。我是4月23日早上五点钟抵达的科伦坡班达拉机场。在机场出境大厅办理了出租车服务以后,我跟着一个引导人员往前走,100多米的路途中能看到三个流动岗哨,站着一到两名持枪的士兵。
最终,我们到了一道铁门,引导人员将我和其他乘客的订单递给了安保人员,仔细核对之后,我们才坐上了出租车。我的司机告诉我,这是发生爆炸后的改变。
这种警惕性,让我某种程度上有些安心。毕竟,在我来的前一天晚上,斯里兰卡军方刚刚以爆破方式在机场大厅门口排除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然而,所谓的安心并没有持续多久,并在4月25日这一天被突然而生的恐慌所代替。
据路透社4月25日消息,警方和当地居民表示,距离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以东40公里的“Pugoda”镇传来爆炸声
这一天,原本我跟我的当地向导约好一起去采访,我们约定的时间是中午11点30分。临近见面时,他突然很紧张地联系我,说形势很不好,这会儿出来不安全。“没事的,我们去的地方还是安全的,门口都有安检,会查包。”我安慰他。等了10多分钟后,向导又联系我说,“还是等等再看吧。”他说,他已经待在了室内,不会再出去。随后,我也收到了一条警示危险的信息,大致意思是,官方确认,在两到三个小时内,科伦坡可能会再次发生爆炸。
我已经不确定这是我来到科伦坡的几天内,收到的第几条类似的信息。科伦坡警方在全国范围内排除可疑爆炸物,如果发现,立即招来拆弹部队进行处置。继连环爆炸案之后,火车站、电影院、世贸中心附近都有可疑爆炸物发现。如今,他们又在高度警惕排查涉嫌载有爆炸物的车辆。原来平静的科伦坡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筛子,好像哪里都会有炸弹出现。
我环顾了下四周,街上的人很少,只有突突车(三轮摩托车)司机偶尔停下来,问我要不要坐车走。街上的军警也比以往看起来密集了一些,他们守在道路上,几乎二三十米就有一个流动岗哨。我立刻联系了在科伦坡工作的一个朋友冯明(化名)。他当时正在距离科伦坡20公里的一个客户那里,他告诉我,他的当地客户原本正在跟他谈工作的事情,但接到通知后,表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拿着手机到旁边给家里人打电话,叮嘱他们不要出门。他告诉我,他正在赶回住处的路上,并且收到总部消息,员工一律在家工作,周一再来上班。
其实,从爆炸发生后,冯明工作所在的世贸中心就一直处于高度警惕状态。楼下增加了安检,所有人员进出都要检查。目前看来,这一次袭击的目标都是在人群聚集和集体活动的举行场所,作为科伦坡地标建筑的世贸中心,这里有很多外资企业,也就成了当地警察的重点关注区域。
图源:每日电讯报
冯明告诉本刊,4月23日下午,他们就已经被要求过一次紧急撤离。“当时从楼上往下看,有很多警察在楼下,可能是在拆弹。”果然,两点钟左右,他们收到通知,要求他们尽量远离窗户,以防被炸弹的冲击波伤到。随后没过多久,人员迅速撤离,因为走得匆忙,有人连钥匙都没来及带。在他们离开后,安保人员又一个一个楼层进行检查,以防有人还留在里面。
这一天,我最终没有见到我的向导。我其实有些不理解,2009年斯里兰卡才结束长达26年的内战,相比于我这个完全没接触过战争的人,他们是否比我们更从容一些?我向一个斯里兰卡当地人Anthony(安东尼)表达了我的疑问,他出生于1965年,1983年内战发生时,他18岁。因为居住在科伦坡,他并没有太受到战争的影响——战争的主战场在斯里兰卡的北部区域,科伦坡在西南部。但他嫂子的父母则住在北部区域,并在战争中失去了性命。
图源:每日电讯报
Anthony告诉我,在内战期间,也经常会有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冲击科伦坡,在科伦坡几乎每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有一次自杀式爆炸袭击,Anthony说,1996年他曾目睹一次自杀式爆炸,就发生在科伦坡中央银行,造成7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当时他正在距离爆炸地点500米的地方,他过去看到人们被从里面抬出来,流了很多血,很多人肢体不全。“但那个时候针对的主要是政府部门,而不是普通人。” Anthony说,这一次爆炸袭击后,他哭了,“有那么多的孩子,”他向我比划着,“他们才那么点高。”Anthony说,与战争相比,这次恐怖袭击更让人难以接受。
(实习生胡艺玮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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